激光陀螺仪实验装置的始与末
作者:xiaojie841@hotmail.com       2010/6/23
    有幸看到了杨天立先生的文章,它记下了点滴的上海光机所创建之举,实实令人感动。文章转发给你们,希望现在光机所的人,能够发扬光大前人的创业精神,把光机所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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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陀螺仪实验装置的始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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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 我偶然看到了一则消息, 说是在重庆建造了一个厂,生产激光陀螺仪, 准备用它给北京奥运会的礼花作精密定位,使奥运会的开幕式更加完美 读过之后, 思绪万千. 因为它又引出了我的一段痛苦的回忆.

    讲这段往事之前, 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激光陀螺仪是什么. 陀螺仪自古以来就是航海方向定位的重要仪器. 以前都是用机械的办法制造的. 气体激光技术发展以后, 科学家想利用 Sagnac 效应, 就是利用光程差测量旋转角速度, 来达到比机械陀螺仪更好的效果. 具体地说,就是在闭合光路中, 由同一个氦氖气体光源发出的沿同一方向传输的两束光和光干涉, 利用检测相位差或干涉条纹的变化,测出闭合光路旋转角速度. 世界上第一个激光陀螺仪的实验装置是美国 Sperry 公司在1963年做出来的. 因为激光陀螺仪输出的光电信号可以运用现代电子学手段非常精密地读出, 所以这个仪器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很快在许
多国家投产了.

    咱们光机所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制成红宝石固体激光器和氦氖气体激光器了. 说明咱们国家的科技人员非常聪明.那时候如果乘胜前进, 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开发出很多世界领先或先进的应用项目来. 1964年,邓锡铭看到美国 Sperry 公司的报道后, 马上组织科技人员研制中国的激光陀螺仪实验装置, 在东楼一楼新建成的实验室, 带领他的助手周行, 于澍生等人日夜奋战, 精心设计和制作. 我记得有一天半夜一两点钟, 我正在城中的宿舍睡觉, 被周行叫醒了. 他说他们正在东楼做实验. 邓锡铭派他来找我, 说有紧急的电子学问题要我去解决. 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穿过了好多农田, 走小路到了东楼. 邓的实验室灯火辉煌, 他的几个助手都在, 个个眼睛红肿. 听说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昼夜了. 邓锡铭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装置后说他们已经从指针式仪表上看到有输出信号了, 但是是不是预期的结果, 还要通过电子学的办法测出来. 他问我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夜里我特别有灵感, 手气也特别好. 我马上回到自己的实验室焊了个简单的光电电路, 连接了一台电子示波器和一台带有声讯输出的高频微伏表, 放到他们装置的输出端后, 立刻就成功地测量出了十分清晰的拍频效果. 他们轻轻地转动了一下实验装置, 我的示波器上就出现很工整的正弦波形. 微伏表的声讯系统发出呜呜的响声. 并且波形和响声的频率明显地随着转动的速度变化. 邓锡铭惊呆了, 眼睛睁得大大的, 拨转一下装置, 嘴里就叫一声”啊”, 再拨转一下装置, 再叫一声. 好象过了好几分钟, 终于说了声: 咱们成功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这种喜悦的神态.

    他马上给科技处长孙功虞家里打电话, 报告他我们实验成功了. 天还没有亮, 孙功虞就气喘吁吁地赶来了. 看了以后,孙说要立刻报告给科学院院部. 当即拟了个草稿, 派人到嘉定邮电局给北京发电报. 因为天才朦朦亮, 一直等到邮件局开门,才把电报发出去. 邓锡铭接着又以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写了一篇文章, 报道了这个装置和实验结果, 后来中国的科学通报给发表了.

    在我们着手继续完善实验装置的时候, 四清运动开始了, 接着又是文革. 邓锡铭成了批斗对象, 而这个激光陀螺仪实验装置 又是他的典型黑题目罪行之一. 理由是这个项目并没有列入院部批准的正式课题, 是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典型代表. 邓锡铭在全所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表示认罪, 说这是自己资本主义名利思想的大暴露. 我由于是黑题目的参加者, 也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 并且还深挖丑恶的资本主义灵魂. 从此,我的积极性变成了我的耻辱. 以后, 每当工作队找我谈话时, 我总是战战兢兢, 生怕他们再提这段事揭我的伤疤. 后来我一直回避我的这段历史, 在我的科研简历里也不写这段, 以免给我再惹来大祸. 我曾经为此很后悔: 当初要是我每天混日子, 当一名默默无闻的革命群众该是多么舒服. 可惜我不是这种人, 只能自作自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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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并不如烟 (杨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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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浏览咱们的”老朋友”网页上的照片和文章成了我的一大乐趣. 光阴难免流逝, 但往事并不如烟, 特别是年青时代的日日月月. 守华和敏政多次来电话, 鼓励我写点东西和大家交流. 写点什么好呢?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大家现在的照片, 脑子里就浮现出当年的情景. 讲一点以前的故事吧.

    最早我在长春光机所工作. 1963年10月, 长春光机所由于还有很多当年的科研经费没有花完, 怕因为节余太多影响下一年度的院部拨款,所以临时组织了一个采购小组, 派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突击采购仪器设备和器材. 我被分配出差到北京和上海采购电子设备. 11月中旬到达上海后, 发现有很多长春所的中层干部在那里办事. 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筹划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所, 以后专门研究激光技术.地点拟选在嘉定科技城. 因为详细的想法还没有公开, 我打听不到更多的内容. 这事好象和我出差任务关系不大, 所以也没多想. 回所以后也没对别人讲. 后来发现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甚至向我打听. 我说好象有这种传说, 不知道是否确实. 我是电子学室的, 就算有这事, 和我的关系也不大吧.

    变化终于发生了. 1964年三月的一天早晨, 我刚上班后不久, 室主任和支部书记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 告诉我上海准备成立一个新所, 准备让我去上海参加筹建工作. 我以为又派我出差, 问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他们说时间很急, 上海希望越早去报到越好. 一些行政干部早就到达上海了, 因为有些是技术问题, 所以还要从研究室抽几个人参加筹建. 这次出行由沃新能负责. 让我和他联系. 另外告诉我以后把我调到这个新所工作, 所以建议我马上办理离所手续, 带走全部行李物品去上海, 做不回来的准备. 天哪! 这件事对我实在太突然了. 我在长春工作了五年多了, 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我想起码要用几天的时间才能办完在长春的”善后工作”吧. 我马上找沃新能问怎么一回事. 沃说具体安排他也不很清楚. 上海方面只说任务很急, 让咱们尽早出发.

    那个时候还没通从长春直达上海的火车. 去上海需要在天津换车. 从长春到天津要一昼夜时间, 从天津到上海也要一昼夜的时间. 如果连续乘车没有卧铺, 要在车上坐两晚上. 会很累. 买卧铺需要排队预订. 怎么办? 我当时想了一招: 我的老家在天津, 我可以先去天津排队, 把几个人从天津到上海的这段卧铺票买好. 等大家到达天津后, 马上上卧铺去上海.沃说这个主意不错,就这么定了. 为了尽早出发, 我准备把离所前要办的事当天办完. 我在长春住单身宿舍, 个人行李不多, .于是先到木工房钉了两个大木箱装行李. 请了一个同事到车站替我买一张当晚去天津的火车票(有没有座位都行). 中午装箱, 要车下午去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 办出差手续, 借款 …..如果只办这些事, 我想有几个小时够了. 只是有两件麻烦事: (1) 那天早晨起床以后, 我洗两件衣服晾在院子了. 长春的三月份还是很冷的, 当天衣服肯定干不了. 等晾干是来不及了, 一狠心, 就把湿衣服包了一下, 和别的一起装箱了. (2) 我在图书馆借的书有两本找不到了, 不知道在谁手里, 还不了. 还有一盒从器材处借的制图仪器也忘记拿给谁用了. 图书馆和器材处的两个公章盖不上, 离所手续自然办不成. 不管它了, 以后再补办吧. 当天晚上我就上火车了.

    由于极度兴奋, 晚上竟毫无睡意, 没有卧铺没有什么关系. 到了天津后, 我马上到车站预售窗口排队去买大家从天津到上海这段卧铺票. 售票员让我拿出所有从长春到上海的硬座车票, 这下我就呆了: 我手里只有我自己的票呀, 他们还没有到达天津,怎么拿出他们的票呀. 我向售票员解释了半天也不卖, 只肯卖给我的一张. 而且还是三天以后的, 我想有一张也好, 大家困了轮流睡吧, 就买下了. 那时候也真是无知, 连有这个规定都不知道. 就算他们的票在我手里,我也只能买两张卧铺票.

    按照约定时间, 另外几个人第二天就到达天津了. 我把我遇到的情况告诉了大家. 如果再去买卧铺, 还要在天津再多呆两天. 沃说: 不等了,工作要紧, 马上换车去上海吧. 沃说我难得回一次家, 让我多在家住几天, 然后乘卧铺去上海找他们. 我说那怎么行啊, 当即到窗口退掉我的卧铺票, 和大家一起坐到了上海.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这股干劲. 我虽然也在车上坐了两晚上, 可是到底在天津家里睡过一晚上. 他们可是连续两夜没睡觉啊. 当我们到达福州路建设大厦筹建办公室向计划处长孙公虞报到时, 他对我们好一顿表扬, 他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到的这么快. 以后一开会他就提这件事, 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派去的筹备组组长是孙功虞和范果健, 副组长是孙希成和康永华, 成员好象还有: 胡文礼, 于兴泉, 牛汉民, 恽稚辉, 李长友, 徐延龄. 号称”十员大将”. 去工作的还有一些人没有列入筹备组名单. 我们几个人的工作直接由孙功虞管. 主要任务是参加制定实验室建设计划, 采购设备和元器件等用品. 大家挤住在建设大厦的一间屋子里. 那时我们都还年青, 每天早出晚归挤车爬楼也不觉得特别累. 在上海和嘉定干了一个月. 四月初,派我们去北京搞国外订货. 后来听说, 从长春和北京调到嘉定的人已经出发了, 等我们五月份从北京回来时, 上海所已经到一百多人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非常之高, 特别是干部带头. 你想, 一群外地人白手起家在陌生的大上海用这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研究所, 要解决多少问题? 房子, 户口, 运输, 和地方官搞好关系, 生活安排, 还要尽量保证实验工作不间断, 没有一个能力很强的班子行吗? 为了保证红宝石激光器的实验不间断, 在福州路建设大厦临时建了个实验室, 和公交公司达成了协议,晚上拉线,用窗外无轨电车电网的高压大电流直流电做实验. 嘉定最初的所址只有东楼的一楼 (东楼其余的房子还由上海科大的研究所使用. 西楼是后来要到的), 为了优先保证新所的实验室和器材仓库用房, 全体行政人员, 包括”十员大将”, 都在一楼的门厅办公, 各”科室”之间用简单的屏风隔开. 我还记得吴瑞昆对我们讲过他们从长春乘货车押运仪器设备来上海的经过. 他们和货物都装在一个闷罐车厢里. 车厢没有水, 没有电, 没有床, 甚至没有窗户. 自己带几暖瓶开水和干粮. 甚至要自备尿桶大小便. 货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间表和停靠站. 从长春开到上海要一个多星期. 每开到了一个大站, 他们就打游击似的溜下车透透气, 买点吃的, 要点开水, 见到水龙头就擦一把脸. 见到公共厕所就突击大小便. 有几次他正在大便, 发现车开了, 马上出来提着裤子追赶已经起动的火车….. 这些事情后来经常被大家当笑话讲,

    不知道为什么, 如今我想到这些事, 总是笑不起来. 现在的光机所早已鸟枪换炮了. 看到当今的光机人能坐在象宾馆一样舒适的房子里工作, 我不嫉妒他们. 我们的年代和他们的年代不一样. 他们应该比我们生活的好. 我们应该无怨无悔. 我只有一点希望, 就是希望后来的光机人永远不要忘掉辛勤创业的这批人. “十员大将”大多已经离开我们了, 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向后人索取什么了. 能不能在光机所的什么地方摆几张他们当年创业时的照片呢? 能不能在光机所的历史里给他们留下一个名字呢? 这点要求不算太高吧.

    杨天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