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吴相对论】第127期：揭掉“蚁族”的标签
片花一：被称之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为何备受关注?青年学生生活窘迫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吗?为什么“蚁族”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蚁族”缘何充满抱怨?媒体的渲染是否夸大了“蚁族”现象?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揭掉“蚁族”的标签》
冬吴相对论片花二：媒体为何会过分渲染“蚁族”现象?无房、无配偶、无固定工作、高学历的青年人该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境况?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是怎样看待放逐对于人生的意义?为什么说没有人值得你怜悯，也没有人有权怜悯别人?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揭掉“蚁族”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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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吴相对论第127讲——本期主题：揭掉“蚁族”的标签
播出时间：经济之声 2010-02-20 18:30-19:00
主 讲 人：吴伯凡 主 持 人：梁 冬
参与整理：花火 慧从卢溪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伯凡，每一次我一提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自己身体的频率被调到了“来了”那个地方，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叫板呢？
吴伯凡：对，就是叫板，把你的信号也对到它的信号上头。
梁冬：就像唱卡拉OK一样有个Key。
吴伯凡：对。
梁冬：我后来发现这个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片头和有这个片头是不一样的，这是个节奏。
吴伯凡：生命本身它就是一种仪式。
梁冬：它也有它的节奏感。
吴伯凡：有节奏就一定有仪式。
片花：被称之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为何备受关注？青年学生生活窘迫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吗？为什么“蚁族”会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蚁族”缘何充满抱怨？媒体的渲染是否夸大了“蚁族”现象？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揭掉“蚁族”的标签。
梁冬：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自于前两天了一个电视报道，讲的是一个“蚁族”的生活状况的类似于像电视的记录文学这样子，是吧？你跟大家先讲讲这个东西了。
吴伯凡：我很少看这类节目，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很久没有过的那种——可以说得夸张一点是悲怆的感觉。
梁冬：怎么说？
吴伯凡：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有多悲怆，让我有些回忆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梁冬：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蚁族”，指那些大学生本来在学校里面是天之骄子，结果一进入社会的时候，生活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再加上同质化的竞争也很激烈，于是呢就一下子被堕入到一种特别渺小的、特别无力感的这种状态里面去，最后大家又形成了一个群落，还不是一个人的，大家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共鸣。你知道人小，但是力量大，聚在一起就跟蚂蚁一样，最后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震撼力。你先跟大家讲讲这个纪录片吧，它讲的是什么内容，细节？
吴伯凡：“蚁族”这个词已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了，它的意思就是一些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他们读书的地方，或者说不愿意离开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发展机会的地方。但是这种机会很多的地方，生活成本又比较高，他们就在中心的边缘的地方，整个大的地方是中心，比如说北京是全国的中心，但是在北京还有一些很边缘的地方，那种城中村的地方，就聚集了一些大学生在那等着，在求职，在奋斗加蜗居，就是那种状态。比如说有的大学生他想留下来找一份好工作，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头也在复习准备考研究生；或者找了一份学非所用的工作，工资肯定很低，仅够维持他最低的生活标准，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旦这个地方它适合于这类人生活的话，就一定很多的人聚居到那个地方去。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唐家岭，这个地方我很想去看一看。据说它离联想的总部很近，从那个地方能看得见联想的总部。
梁冬：就是上地那边了。
吴伯凡：对。聚居了好多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在里头，我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是一种无……
梁冬：悲从中来。
吴伯凡：对，这种感觉，想起以前自己也过过类似的这种生活。
梁冬：除了看到别人之外，主要是想到了自己。
吴伯凡：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
梁冬：就像我们听罗大佑的歌一样。前两天齐秦演唱会，一群三四十岁的人向自己的青春作别，作别了好几次了还在作别，是吗？我突然就觉得很好奇老吴，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的，那个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吴伯凡：其实我一想他们住的无非就是平房，我们年轻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也住的是平房。
梁冬：你也是研究生嘛，对不对？
吴伯凡：对。
梁冬：那个时候研究生含金量还比较高呢。
吴伯凡：但是那个房子只不过不是自己租的了，单位给你租的了，出点钱。
梁冬：多少人一间？
吴伯凡：三个人、四个人，好的待遇是两个人，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最尴尬的事情是老家来人了，你以为你在北京干什么？
梁冬：机关嘛，动辄都是哪个部委的。
吴伯凡：你的单位都是带中国什么什么的。
梁冬：对。
吴伯凡：一看，看到那种地方的时候是最尴尬的。现在这些“蚁族”，他们的生存状况其实跟我们当时也差不多。
梁冬：那个时候我们连BP机都没有。
吴伯凡：他们还可以上网，所有的这些“蚁族”都有电脑，他要随时投简历，到处来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打一会网络游戏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按绝对标准来说，这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得多。但确实我们现在看来，就我们很多人现在所谓的已经脱离了这种贫困线的人看来的话，确实是比较悲惨。那里你就看到一些农民工拉着三轮车，上面装着一些吃的东西，过来就是一勺一勺地去卖给他们，可能是比较劣质的那些食品。据说有一个饭馆在这个唐家岭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那个饭馆，不是因为这个饭馆它的菜有多好吃，是因为它的菜非常的便宜，有3块的、4块的，6块的就是很贵的菜了，他们天天吃方便面、煮龙须面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到那儿去改善改善。有一个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夜里头已经两点多钟了，听见有一个人在外面声嘶力竭的嚎叫，“我活不下去了，我活不下去了，”夜里头那种叫声很恐怖的，而且那里头的人整个的精神状态就是脆弱。
梁冬：狂躁加忧郁。
吴伯凡：由于那样一种状态，但是有一点，他们衣服穿得都还可以，因为他们要经常出去找工作。
梁冬：基本上都有电脑、都有手机。
吴伯凡：对。要纵向的这样比的话，过去皇帝都没有这种生活。
梁冬：我想请伯凡讲讲你年轻的时候，也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是怎么生活的？
吴伯凡：我刚才讲了住的条件，纵向的就没法说了，你要是有一个BP机那就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有一个数字BP机都是很奢华的事情了，挂在腰间，没人呼你都希望谁来呼你一下，叫一叫的那种感觉，纵向的是没法比的，因为时代完全是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实际上它都有一个浮力，就是水涨船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每一个时代所谓的贫困线可能是另外一个时代的……
梁冬：中产阶级。
吴伯凡：甚至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拥有了冰箱，在古代有一块叫什么？
梁冬：冰窖胡同。
吴伯凡：对，那就是存冰的，到夏天谁有权力享用呢？只有皇帝能够享用冰。
梁冬：对。
吴伯凡：不能这样比。但是当时我看了以后有一个感觉，这是不是一种太过度的渲染这种事情了。
梁冬：这个电视片是在一个主流媒体上播的吧？
吴伯凡：是北大的一个老师深入唐家岭，用了一年了时间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描述他们的生存状况。
梁冬：叫纪实报告。
吴伯凡：而且“蚁族”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报告里提出来的。
梁冬：所谓的纪实文学。
吴伯凡：不是纪实文学，它有点像社会调查——人类学，有点像田野调查这种报告，就指出了这种生存状况和里头遇到的种种的困境，据说政府部门对这个地方也非常地关注。
梁冬：我们想想，在若干年之前，当时你说咱们的国家领导人那个时候还是年轻人，他们飘洋航海，挤在一个非常肮脏的船上，去到巴黎也好、伦敦也好，在上个世纪。
吴伯凡：勤工俭学。
梁冬：估计生活也很糟糕，你现在看着他们当时也穿着西装拍的一些照片，其实估计那个时候也是挤在地下室，而且那种生活的落差也很大。
吴伯凡：我们中学时候读的课本里头，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写冼星海的，冼星海在巴黎学的是音乐，有一次得了小提琴的大奖，他是饿着肚子，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强撑着上台表演了一曲，结果获得了大奖，主办方就问他说你的奖品可以自选，你可以挑什么什么，有各种各样的奖品，他说我想要饭票，然后说完这句话就晕倒了。
梁冬：饿晕在地。
吴伯凡：对。
梁冬：这样的情况在当时100年前是这样发生的。
吴伯凡：如果再往前三四十年前，知识青年下乡其实是比现在这个状况要悲惨得多。
梁冬：我记得我妈妈给我讲起我的舅舅，那个时候他们到农村，知识青年下乡，有一次我的其中的一个舅舅据说是拉肚子，在房间里面快拉死过去了，三天就没吃东西，差点死了，后来我妈去看他的时候，看见她的弟弟这样，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我舅舅就靠自学，慢慢慢慢学习精神分析(还学精神分析)，小的时候我到他家里玩的时候，居然看到了一本《梦的解析》，那时候还觉得完全看不懂，除了这个标题以外。后来再去学高精度的设备检修什么的，后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医疗设备工程师，但是年轻的时候，他的确也吃了很多类似的苦。我想讲的就是说，好像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单独来看，你会发现它有很多让人感觉悲怆的东西，但是你把它放在历史长河看，似乎不同的时代都有类似的情形，年轻人在从一个比较低的、窘迫的地方，进入到一个相对更多机会但是压力也很大的地方，在那个转换过程当中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这样一种让自己的身、心、性都极大的扭曲、挤压的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们，我是说一百年前、三四十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而现在的年轻人，那个时候起码大家没有那么抱怨。
吴伯凡：这个最后甚至是就作为美谈了，冼星海饿晕了，作为美谈来励志这样的故事。可是现在这些被采访的人，好多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怕老家的人看见他们是这样一个状况。
梁冬：对，坦白说我们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真的是觉得也很同情，我真的觉得当今年轻人在奋斗的过程中很不容易，但是，我只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在经历这样苦难生活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抱怨，而现在却有？我是指一个现象，你怎么看待这个？
吴伯凡：我觉得对这种“蚁族”现象，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从社会的维度来看，它确实反映了一些问题。大学生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最后是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值得我们大学的老师、管理者来反省，你们培养了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作为一种产品出来没有实现他的价值？而有的人说，我买了一个坏的产品、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我可以退货，现在我是作为一个原材料进去的，我给了钱让你来生产我成为一个产品，最后我不合用，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产品，没有得到我的预期的回报的话，我没法退，我没法跟大学学说你把钱给我退回来。还有这些年的扩招，还有一些教育上的导向，过分的注重学历教育，不注重职业技能的教育等等，造成了很多学非所用的东西，这是社会层面的，这个以前我们也讲到过。还有一个从我们个人的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过分的去渲染这些东西。但是这里头我觉得媒体也是有一种责任的，媒体在西方的传播学里头，经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叫“真实的谎言”，或者借真话来撒谎这样一个概念。
梁冬：在佛经、道家里面叫“借假修真”，媒体是“借真说假”。
吴伯凡：你作为一个媒体，值得你关注的事情有一万件，少一点有一百件，为什么你偏偏来讲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真的，但是大家的预期当中，媒体应该讲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事情，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么一渲染的话，它就会极大地放大它的效果。我举一个例子——飞机失事，其实每年全世界掉下来的飞机呀没几架，说实话没几架。
梁冬：您这样说话真是不腰疼，但是客观上来说是跟别的比，啊。
吴伯凡：全世界掉了几架飞机，一年下来我们自己都是有印象的。法航飞机失事，一旦出事以后我们可能就谈了一个星期，一个月都在谈这个事情，当然了这些人突然遭此横祸我们确实表示非常同情，但是这一百多人他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去关注，这样就放大了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危险性，就在此期间你坐飞机的时候我有体验，明明是好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期间有一条新闻说哪飞机失事以后，你确实觉得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全感。有时候那个气流大一点、飞机颠一下，你心里头都在打鼓。
梁冬：把所有自己做过的坏事全部忏悔一遍，决定只要让我安全落地，我这一辈子什么坏事都不干，绝不苛扣员工工资，绝不扮演老板，对老婆要忠诚，全都来了。(笑)
吴伯凡：事实是怎样的呢？飞机在全世界所有交通工具里头出事概率是最低的，应该说是最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
梁冬：死亡人数远远少于每年被椰子掉下来砸在头顶砸死的人。
吴伯凡：你别说那是太小的事情了，就每个城市一个月统计下来，大城市路面上有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加起来，可能就是掉几架飞机的，那种大城市里边，但是大家不会去关心这个事情，一天就死三、四个人，加起来一个月也是一百多人，快一架飞机的数量了，这个城市是这么多，还有那个城市，全世界有多少个城市，你想想那是掉多少架飞机的数量，但是大家不会去关心。因为那个事情它不刺激，不会去报道这样的事情，它只会报道有戏剧性的、有突发性的，像某电视台突发事件直播，那它才可能会有收视率。
梁冬：才有广告商的关注。
吴伯凡：对。
梁冬：所以呢，这个问题背后还隐藏了一个什么样更深的、让我们值得反省的东西呢？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到《冬吴相对论》。
片花：媒体为何会过分渲染“蚁族”现象？无房、无配偶、无固定工作、高学历的青年人该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境况？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是怎样看待放逐对于人生的意义？为什么说没有人值得你怜悯，也没有人有权怜悯别人？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揭掉“蚁族”的标签。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到《冬吴相对论》。刚才老吴给我们讲到一个事情，传媒它的本质特性里面有一种用大量的篇幅去报道那些刺激的、小概率的事情，从而给我们产生的某一种的错觉。比如说它70%的版面关注的这些事情，让你感觉到生活的70%都是这些东西。
吴伯凡：不同的话语权势的人说同样一件事情，它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个人的，以前当我是一个普通员工的时候，到上海出差我就顺便问一下谁来了没有、谁没有来，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就是处于礼貌，或者说好奇就问一下。
梁冬：出于口痒。
吴伯凡：但是后来别人就说我对谁、谁、谁特别地偏袒，原因就是因为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人到上海出差，我问了这个人来了没有。这个事情其实……
梁冬：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是主编了。
吴伯凡：所以这个……媒体它也是这样的，你说一件事情跟普通人说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当你把你的镜头、把你的笔触对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以为你在说真话，实际上你放大了好多，你瞒了好多东西，你也骗了好多东西。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就是说防鲨网，我们在很多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都会有防鲨网，救生员会提醒你不要游到防鲨网以外去。
梁冬：都是那个故事嘛，“救命呀救命呀，有鲨鱼。”
吴伯凡：对。其实全世界每年在游泳的时候，死于鲨鱼袭击的不超过15个人。还有一个有趣的数字就是，全世界有的是干活，在树林子里走，有的是旅游，在椰树林子里走，被椰子掉下来砸死的人超过150人，是这个数量的10倍，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个数字。
梁冬：每年人们吃掉的鱼翅；杀死的鲨鱼有1000头，是吧？1500头鲨鱼，也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您继续说。
吴伯凡：因为什么呢？因为椰子掉下来砸死一个人，不构成突发事件那种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它不惨烈，它不血腥，新闻报道所需要的特殊的要素它不具备，但是假设说有一个旅游胜地，有一个人被鲨鱼咬死了，那这个事情甚至会成为国际新闻，这就是说媒体其实它会把某些事情放大。我们绕了这么远，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蚁族”这个事，“蚁族”这个事确实是存在，也许在北京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无非就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北漂而已，一种比较低端的北漂一族，高端的想来当演员、想成为明星的在北京漂着。这种它只是比较低端的而已，只不过说那个地方可能是离中关村比较近，好多做IT的找一份工作虽然是比较偏，但是他如果是到北四环这些所谓高科技公司聚集的地方，它比较近，正好这些地方就聚居了一批人。他的生存状况可能真的就是那个样子，但是由于媒体的这种报道，就会把这个事情放大好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一个事情。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他写了很多小说，他也是个传记作家，他研究了很多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一本书有一个章节，就写了叫《论放逐》，他研究了很多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人都经历过被放逐，没有哪些历史人物没有经历过放逐，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梁冬：列宁呀什么的,是吧？都是这样嘛。
吴伯凡：屈原啦……放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认的价值、自认为的价值，或者别人把你捧起来加在你身上的价值，突然有一天全部归零的时候，让你重新来思考自己的价值，重新给自己定位，让你回到一个无依无靠、赤手空拳。
梁冬：同时去到边缘。你以前曾经有一度在中心，比如在学校的时候，你是中心，你是文艺标兵，突然你一下子变成城市的边缘人，你以前觉得那个人距离你很远的，是民工的事情，突然作为大学生，现在我怎么成这样了，其实也是一种放逐嘛。
吴伯凡：嗯，对。假如说一个大明星，突然在一个地方他不看电视，他不认识你，那你其实也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放逐是广义的，它是一种警醒，让你从你外在的东西加于你的所谓的那些价值，一下子给剥离了，资产全部给剥离，只剩下你自己的时候，让你重新来想自己，我有什么？我要什么？
梁冬：我是谁？
吴伯凡：我要得到这些东西我要放弃什么？我要怎么去努力等等，这就是每一个有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都会经历的，我们很多不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人，也会经历这种被放逐的阶段，只不过是没有载入史册而已。
梁冬：对自己的历史来说，其实这种放逐也是某种很有价值的回忆。
吴伯凡：对，它实际上就是把你植入了一种新的坐标，让你从某种幻觉当中出来。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头说，那一段话很多人都背得下来，什么“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谁、谁、谁怎么样，才有什么什么，连唐伯虎都写过一首“孔子断粮饥也忍，闵子单衣寒也忍”……什么什么忍……他就100首，实际上这个“忍”也就是一个被放逐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如果你的视角不一样，就是所谓的半杯水的问题，只剩半杯水和还有半杯水，视角不一样，你对同一个事情的解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新闻本着要报道这些所谓民生，这确实是他们应该关注的，但是这种基调……很多这样的事情凑到一起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价值，就是一种内在的关联，就像“枯藤、老树、昏鸦”这三个排到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关联。这个时候就会把我们年轻人的情绪引向一种负面的状态，事实上这种放逐，我觉得也许这里头将来会有人有一天20年以后的传记里头，会写到他在唐家岭的这个经历。
梁冬：吃着3块钱的很肮脏的饭，最后怎么样打拼出来，然后这段经历就变成他的传记当中值得炫耀的一段。你为什么不想想有一天你的苦难会成为你炫耀的一部分呢？所以我觉得老吴，在今天谈到这个话题里面我觉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这样的生活是很悲惨，是让人很郁闷，但是我觉得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化解它、超越它？你是不是能够站在未来的时间，有一天把你的苦难作为你人生的一笔财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心法的问题，没有人能帮你，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人能帮谁，只有自己能帮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并不是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和老吴，我们也都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最后我们坦白以我们过来的经历来说，我们相信的确所有曾经让你难过的事情，你放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有一天多多少少会感谢它，相信我!
吴伯凡：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人值得你怜悯，也没有人有权力怜悯别人，如果你换了一种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不值得怜悯？就是你虽然处于这种困境当中，怜悯是没有太多的价值的，在哪都不相信眼泪，都不相信这些哀叹的东西，这说起来真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之所以有点感动，首先是我自己……
梁冬：也是这么过来的。
吴伯凡：也是这么过来的，其实并不可怕。我们说了人最可怕的——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我是一个“蚁族”，这是不一样的。
梁冬：我是一个“房奴”。
吴伯凡：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讲到过，有人他在不知道“晕车”这个词以前，他晕车顶多有点不舒服，一会就过去了，当他听说了“晕车”这个词的时候，他一上车有一点感觉，哦，“我晕车了”，马上这个概念就会强化自己的这种感受。抑郁症往往也是这样，我跟好多朋友说，不要认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每个人都有抑郁的时候。
梁冬：当你意识到自己得抑郁症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抑郁症患者。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感谢老吴，下次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片花：什么是真正的愿景？如何让企业的愿景落到实处？稻盛和夫是如何做到让员工对企业文化感同身受的？愿景一词从何而来？为什么说真正的愿景是可视觉化的？愿景与高瞻远瞩的人之间有何种联系？为什么说高瞻远瞩的人通常会异想天开？成功的创业者在面临绝境的时候为何不会退缩？为什么愿景对创业团队至关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愿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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