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吴相对论】第284期:被埋没的人才

    片花一:音乐真人秀节目《The Voice 》的中国版《中国好声音》为什么会迅速风靡大江南北?为什么说《中国好声音》打破了电视节目原有的逻辑?什么是中心边缘结构?互联网是如何适合消解中心城市对边缘地区的优势的?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被埋没的人才》

    片花二:互联网是如何改变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和民间选拔机制的开放有何种联系?我们现在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教育机制有哪些误区?农村大学生的比例逐年降低反映出哪些问题?如何让底层人才脱颖而出?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被埋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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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吴相对论 第284讲——本期主题:被埋没的人才

    播出时间:经济之声 2012-07-29 11:30-12:00

    主 讲 人:吴伯凡 主 持 人:梁 冬

    参与整理:三界 青莲 慧从卢溪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我以前呢,一度已经认为电视台已死。想不到呢,哇,随着竞争的加剧,电视台越来越投血本,做的节目越来越好看。最近有一个节目叫《中国好声音》呐,我已经追着晚上看了两次了,这很难得。

    吴伯凡:我是比较孤陋寡闻。但是参加了他们一个会,给了我一盘那个光碟,我拿回去当天晚上我就把它看完了。

    梁冬:我那天看的时候呢,我有个感慨啊。第一个感慨就是,当年发明卡拉OK的那个人都没有想过,可能因为他的发明,拯救了整个中国电视业。让中国电视业晚衰落了二十年。

    吴伯凡:这技术的一个逻辑,就是麦克卢汉说的,技术跟你发明的那个初衷会有非常大的出入,甚至是你完全想不到。曾经肯尼迪见到了一个人,他的顾问就跟他介绍那个人,说:这就是让你当上总统的那个人。然后肯尼迪很莫名奇妙。告诉他:他就是把电视技术商业化的那个人。因为如果没有电视,肯尼迪肯定是当不上总统的。

    梁冬:对。

    吴伯凡:因为他的那个形象跟尼克松的那个形象。只有在电视上才能够表现出来优势。

    梁冬:我那天在微博上发了这一条说,因为卡拉OK的发明拯救了中国电视业这样的一个猜想。结果想不到后面有人跟的评价是,康熙大帝也没有想过,他会对中国电视剧行业有那么大的影响。各种皇阿玛,哈哈哈……很奇怪。那我看的这个时候呢,我也很被感动啊,我不知道你被什么东西感动?我真正感动的是那些人的背景的介绍。有一些唱歌唱的特别好的那些女孩子、男孩子,有农村来的,很多都是很小很小的城市里面来的……

    吴伯凡:好几个。因为上台就是一个印象给我很深的就是把那个鞋脱了,放在那个舞台上,光着脚,这个从来没见过的吧?这个基调你能感觉出来,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里头按照正常的电视逻辑都是上不了电视的。

    梁冬:对。

    吴伯凡:电视它是综合的嘛,要求你的形象、你的声音。这个节目之所以成功,有一点,就是它打破了电视的这个逻辑。电视的逻辑是一个:不能说高、大、全,但是它是需要各种各样的综合因素。这个总分比较高,而且不缺相,你才能够上台面,这个节目的标准就是--唯声音是举,别的都不管。所以呢,它能够农村来的、光脚唱歌的……

    梁冬:没头发的。大着肚子的啊,盲人啊……

    吴伯凡:还有一个失明的,是吧?这样的人是绝对不可能……

    梁冬:在以前的选秀节目里面是没有的。

    吴伯凡:对,所以它比当年很火的那个“超级女生”,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梁冬: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呵。一个事情你把一个点做到极致,就会带来一切,一就是一切。它主打的就是一把好的声音,对不对?在我看来,我为什么刚才说感动呢?就是那一些来自于小城市人的梦想……

    吴伯凡:嗯,他不仅仅,有的甚至城市都算不上,就是农村。唱那种爵士风格的那个农村来的一小伙子,二十六岁。他就是辽宁省朝阳市什么什么什么孙家大湾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农民啊。他唱的呢反差又特别大,假如你不看电视,你就光听那个声音,真的像是在百老汇的一个表演。那种声音之纯正,给你那种震撼啊,非常的强烈。

    梁冬: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从这个情怀引发到了对另外一个的想像。当年顾长卫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立春》。他里面呢就讲到了那一些铁岭啊、包头啊甚至更小的一些城市。当然包头现在大城市了,铁岭也是大城市了啊,可能是比铁岭比包头还要小的城市。

    吴伯凡:临汾呐,就是贾樟柯的那个电影里头啊。

    梁冬:对,包括《站台》的电影里面讲述的。在那种地方,居然还有很多人要学芭蕾舞,然后呢,诗歌,美声唱法……这种来之于我们想象当中没有这些文艺地方的文艺青年,那是真文艺青年呐!我就想起了我……

    吴伯凡:嗯。

    梁冬:我是一个从四川,一个很小的地方叫攀枝花的地方出来的人。我以前很羞于这个,我是中学的时候才从攀枝花举家……

    吴伯凡:经常听不到你说你是攀枝花。我一直以为你是从大城市--广州……

    梁冬:广州来的,哈哈哈……后来,我是中学的时候,举家才一起移民到的广州呵,长期我在攀枝花。在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有个很强烈的自卑感。就是说觉得,广州那才是真正的大城市。它意味着更时尚的生活、更好的教育、更全面的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其实在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地方,又怀着那种大大的大大的梦想。那种的情怀我觉得是《中国好声音》一下子把我那个东西给激出来了。老吴,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呐,在我周遭的朋友,绝大部分在大城市混的很好的,都是当年在小城市里面的人。

    吴伯凡:嗯。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作家呀,叫路遥,他的第一部小说叫《人生》。写一个农村的有志青年,高家林如何如何个人奋斗啊。那个里头,我记得有一个情节,他是在农村里头当小学老师。但是他想的事情跟他的环境来说是不着调的。他就是去找那些旧的,别人要扔的那《参考消息》,就来看,然后自己做笔记,中东研究、非洲研究,就这么一个人。还有《平凡的世界》也是路遥写的。主人公也是农村的,也爱看《参考消息》,也爱去关心他本来按常理是不应该关心的那些事情。但是,你想想在那种情况下,他的爱好是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是一个打死他都要干的事情,不给任何报酬,他都要干的事情。这些人,不管他是唱歌也好,跳舞也好,研究国际问题也好,写小说也好。他是跟他的生命连在一起的。

    梁冬:我感觉啊,我们都说这个环境所创造人,但是有些时候呢,在这个特别荒漠的环境,突然有一个石头缝里冒出一个人呢,就真的变成了“齐天大圣”。

    吴伯凡:嗯。

    梁冬: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在灵魂里面的那一种的高贵的东西。我想起《立春》那个片子里面,那个在很小的城市里面每天练美声唱法的人。

    吴伯凡:啊啊,他为了不影响别人,因为他唱的那歌别人认为又不像秦腔;又不像是晋剧啊。

    梁冬:还不是流行歌曲。

    吴伯凡:啊,在别人眼里头,他是怪胎嘛。他到一个废弃的古塔啊,还是一破庙里头去练歌去。你知道那种情况下练出来的那个技艺啊,完全是你在这个正规的这个场合里头不可企及的。所以他能够创造一种奇迹。就像你刚才说的,真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植物和动物,它不在那个热带雨林那个地方,而是在沙漠里头,或者在沙漠的边缘。有一种树叫胡扬啊,就是在西北这种树非常多,对它的描述呢叫站着一千年,倒下一千年,倒下不烂又是一千年。就它的那个生命力。

    梁冬:这就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动画片里面的:“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呵呵。是这么一个蟠桃乐园里面这么样一个东西,它的时间的那种超越性很强的。我一直认为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推动当今中国发展的,是那些特别小城市里面的那种怀揣着巨大梦想的那种人,当他们进入城市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那种事情很恐怖的啊。

    吴伯凡:啊,我跟你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啊。

    梁冬:有什么不一样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冬吴相对论》。

    片花:音乐真人秀节目《The Voice》的中国版《中国好声音》为什么会迅速风靡大江南北?为什么说《中国好声音》打破了电视节目原有的逻辑?什么是“中心--边缘”结构?互联网是如何消解中心城市对边缘地区的优势的?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被埋没的人才。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来到《冬吴相对论》。刚才呢跟老吴讲到一个事情,我说到我的观点是:那一些在小城市里面的那些大大的灵魂一旦到大城市里面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它所爆发出来的生命力是不可想像的。啊,老吴说,我跟你有小小的不一样。

    吴伯凡:嗯。跟你一样的地方呢是我认为,在这种地方由于这种环境的恶劣性和挑战性反而能够激发他那种内在的能量,使他迸发出在正常环境里头不可能有的那种生命力。他真的是把内在的在他生命底层的那些力量给调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做同样一件事情,他是用心在做。有的人是用脑子在做,有的人是既不用心又不用脑子,就是用手在做,或者是就随波逐流的那种状态。他的回报是一种同时性的回报。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回报,对他来说。而不是他要做好这件事以后,再来获得一种什么样的回报,这是在这种挑战性环境当中激发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上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的啊,中国目前来说对这种力量它是不鼓励的。因为什么呢?这是跟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关。我们时代呢,我们经常说的叫城市化啊。城市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化嘛,就是把不是城市的地方,也把它化为城市。城市化呢它奠定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就是城市是中心,越大的城市它越是在中心。核心城市--北、上、广。那核心的核心肯定是北京啦。你要做一点什么事情,你最好的办法你就是到北京来。

    梁冬:成为一个北漂。

    吴伯凡:对呀。

    梁冬:以前北漂是个形容词,现在北漂是一个现实状态词。因为下完雨之后大家就真的能够北“漂”了啊。啊,继续啊。

    吴伯凡:这导致隐藏在底层的这些力量,他不愿意在那个地方,他像一个吸管一样的把他吸过来,或者你不到这个中心来,你就自绝于整个主流,那你就自生自灭了。比如说,我就发现现在的农村的有志青年不如以前的有志青年多,或者说,他不是那样一种有志。就是说他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他通过高考、通过正常的途径进入这个中心去。比如我的小学同学就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农村里头,我读书出来了。我的这些小学同学,他没有考上的,他自己就认为他已经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失败了。他就安安心心地在那儿种田,发家致富,他不会去关心他不该关心的那些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环境对他们是不利的,但是怎么环境不利,它总会有这样的人。曾今我们中国在古代,它是一个分布式的、非中心边缘式的这样一个文化生态。怎么讲呢?比如说,襄阳城西二十里--陇中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在陇中那个地方住着一个人,叫诸葛亮。

    梁冬:对。

    吴伯凡:他的周围什么石广元啦、崔周平啊、司马水镜啊,我当时在想就是在这个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集中了中国的精英呐。其实不是集中,它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人。如果刘备不是那么倒霉,如果他不是在新野,离的那个地方也比较近,可能他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即使没有这样机会,这样的人都是存在的。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来热血在山林”。就是在这个山林当中,他还怀有一种热血。他掌握的信息,他所拥有的知识,是让刘备这样的人瞠目结舌的。拿出那张西川的地图,然后给刘备画出这个三分天下的这样一个格局,让刘备发出他固有的那个感叹啊,心生异样,如拨云雾而见青天。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略咨询。就是这么一个农村的二十六的有志青年,他都能够提供这样的东西。就在那么一个……

    梁冬: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最近我在看另外一本书,讲司马懿啊。其实呢,司马懿跟诸葛亮是同一时代的人。他讲到了热闹的三国为什么归根于一个沉默的司马懿。在讲到司马懿的故事的时候呢,就提到当时在司马懿的周围啊还有很多农村的孩子。也同样拥有了那种对人对事的深刻洞察,那种高级的智慧,年纪轻轻、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为之士,遍布天下。

    吴伯凡:那当然了,诸葛亮一家你想想,他在家里头呆着,他弟弟去跟孙权去当谋士去了。他不是通过科举,不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但他们就是二十出头,他们就拥有了这样的知识、技能……

    梁冬:和智慧。那你的观点就是说,其实在远一点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大城市的……

    吴伯凡:对。

    梁冬:所以呢,那一些襄樊郊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城乡结合部,甚至更往下的地方的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世界观和格局观,他超越了那个时候的信息和物质和交通条件的种种的限制。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信息那么发达了?大家都能看到电视了,而且呢互联网都已经普及下去了,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出现?

    吴伯凡:嗯,是因为我们……

    梁冬:我们大城市出现了。

    吴伯凡:对,大城市,它是具有一种垄断性。中心地区对于边缘地区,它是具有一种不可超越的不言而喻的这种优势。这个呢我觉得互联网来了以后……

    梁冬:时代来了。

    吴伯凡:啊,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来消解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用一个技术性的话说,那就是从中央控制式计算又回到一个分布式计算。所以使得在过去属于这个神经末梢的那样一些地方的人才,说不定一下子就获得了一个极大的观注。这就是互联网导致的这种扁平化。借用那本书,很有名的《世界是平的》,它说的是全世界整个地球。现在由于这个互联网出现以后,它多多少少在改变着这种状况。就是使得一级城市到二级城市、三级……我们做营销的人甚至把中国分为六级到七级。从一级市场到乡镇、到村,处于七级市场的人能够一下子跟一级市场的人平起平坐,甚至是瞬间超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梁冬:《中国好声音》就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

    吴伯凡:对。

    梁冬:只不过呢,我们在唱歌这个领域开始在发掘那一些最底层、最末梢的那些优秀的人,是吧?那么如果这个机制被更大的放大的话,其它的领域都能够从这样起来的话,那中国泱泱大国人才辈出啊,那是非常恐怖。

    吴伯凡:对呀,人才本来就在那儿啊。他在哪儿呢?在农村的某个角落里头,所以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就是唱歌。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他稍稍有一点条件,说不定就是一个天王巨星。连我们农村那些老人对音乐最不感兴趣的那些人,当他晚上站在一个土丘上,这样唱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听。但是他就唱唱就完了,因为他考不了大学,他就在那儿自生自灭了。但是现在,如果时光倒流到那个时候,或者说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条件,说不定他也是“中国好声音”,也能够出来。

    梁冬:我相信很多音乐界的这些专业歌手啊,在看到《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危机感。就他们之所以今天能挣那么多的钱,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演唱会的费用啊,等等等等。是因为他们以前呢运气好,被发掘出来。但是现在这个发掘机制,挖地三尺的时候啊,他们其实一对比起来,发觉还不如一个农村的孩子唱歌唱的好的时候……

    吴伯凡:你不如一个在街头的唱歌的一个盲人歌手。这个《中国好声音》里,你印象最深的歌手是谁啊?

    梁冬: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女孩子嘛。

    吴伯凡:张玉霞。

    梁冬:对,关于这个张玉霞呢,我觉得可以马上和大家深刻聊一聊。啊,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冬吴相对论》。

    片花:互联网是如何改变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和民间选拔机制的开放有何种联系?我们现在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教育体制有哪些误区?农村大学生的比例逐年降低反映出哪些问题?如何让底层人才脱颖而出?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被埋没的人才。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来到《冬吴相对论》。较早之前呢,我和老吴啊讲到一个话题,就是呢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机制能够挖地三尺,也许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有一些专业领域的人,会突然……

    吴伯凡:就原有的格局……

    梁冬:被打破。

    吴伯凡:原有的选择标准……

    梁冬:完全被打破了。

    吴伯凡:对。

    梁冬: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在《中国好声音》第一集的最后那个女歌手,就台湾那个,唱邓丽君歌的那个。哇,简直是邓丽君附体啊。

    吴伯凡:呵呵,尤其是那一段念白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很穿越嘛。

    梁冬:对。

    吴伯凡:你想想,我们经常在地下通道里头,在街头里头能够看到这样的盲人歌手。我们有时候也觉得他唱的不错,但是呢在那种情况下,第一我们首先有个印象,这街头歌手肯定是水平不行的;第二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匆匆忙忙走来走去的时候不会认真地去感受,那个地方又很嘈杂,你也没有这种心境。有一个试验,那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就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总是在全世界各大音乐厅里头表演的,这样一个人,他做了一个试验。有一天,他在纽约街头拉小提琴,那个反应结果很有意思,就是大家都是匆匆忙忙,匆匆忙忙,偶尔丢一个硬币。没有人来驻足在听,可是最后是被一个乐迷认出来了,这才发现,噢,大家围过来了。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本来是同样的水平在那种环境下,由于他属于这样一个能量场里头,所以他散发的能量好像就很低了,但是现在这个平台对于大家来说一旦开放的时候,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梁冬:你刚才说的这故事啊,其实是钱宁所讲的,当年的那个李斯,他在茅房里面所体会的叫“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则在厕”。他在厕所里面看见那个老鼠的那个眼神哪很卑微。他就想起他所看管的那个粮仓里面的那个老鼠,眼神露着像地主一样的凶光。他就一下子意识到,一个人你的能力是不重要的,关键是你在哪里?!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则在厕。不在厕所里面就在粮仓里面的,所以呢他就抛下他的妻子就跑去打天下嘛,最后做了秦国的这个宰相。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在以前这个通道其实是相对封闭的。但是随着互联网和随着各种的选秀类的节目,它开辟了一种空间,今天是所谓的歌手,明天可能是写手,再后天,中国的最优秀的厨师,再后天……

    吴伯凡:达人嘛,各种达人。

    梁冬:如果有一个机制,把他们全部选拔出来的时候,他们一夜之间会很成功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会极大地改变整个中国的所有的社会生态。

    吴伯凡:你刚才说卡拉OK改变了电视业,其实真正改变它的是互联网。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这种非常方便的信息传递系统,这种搜索系统,你是很难发现这样的人的。他会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头自生自灭,之所以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按过去的那种电视的那个机制是不行的,首先是原则就成问题。电视它就是要高大全的嘛;第二呢,他即使想去找这样的人,它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因为没有这样的搜寻的能力,或者说这个搜索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它就不行,而在现在呢,它就是把互联网的二个东西,一个是就你刚才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就是……

    梁冬:得一者得天下。

    吴伯凡:我过去……对。我不去求全,我只求一。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些人,就一下子冒出来了。其实在此之前,电视业有一次小小的奇迹。

    梁冬:是什么?

    吴伯凡:《百家讲坛》。《百家讲坛》的这些人,如果按传统电视制作的标准是一个都上不了台面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水平呢,其实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学教师而已。比如说易中天,虽然是教授,他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在中学时候,也能够见到的很尊敬的一个中学老师。他能够把一些通俗的东西讲得非常的精彩。于丹,其实都是这样的人嘛,是吧?但是,这样的人按传统的电视是不可能上来的。现在用这种只求一,不求全的这种方式让他们在这儿讲。他们做电视的人,当时因为是一个科教频道嘛,所以就不太按传统的这种电视的方式。结果你发现,它火了。而且非常火。现在《中国好声音》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法则。我只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第二,我有庞大的一个搜索系统。

    梁冬:把它淘出来。

    吴伯凡:嗯,把它给淘出来。

    梁冬:所以呢,你会发现说,职场的、创业的、学术界的、唱歌的、这些领域,只要一启动这个机制之后,我泱泱大国的各种人才就辈出了。

    吴伯凡:唯才是举啊,当年曹操说的这个“唯才是举”,发现在这个电视里头……

    梁冬:就是这样的。那每一个行业只要你启动了真正的一种对能力,而不是其他的关系的这种驱动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人才挖出来。那么,这就引发出了一个推论:如果还有一些领域拒绝让这些最优秀的人,突然爆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领域就会变得没有生命力。比如说,官员的选拔体系。唐朝之所以能够成为如此兴盛的一个朝代,它让……

    吴伯凡:它由于……第一个呢,它的开放性,它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呢,就是说很多蓝眼睛的人、色目人也能够成为它的高级公务员;第二呢,唐朝它本来是世族嘛,它是延续下来的,它是个贵族系统,但是,它在保持这个贵族系统的前提下,它开放了另外一个通道。就是民间的这个选举机制。

    梁冬: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唐朝的时候啊,有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做状元的人,祖上三代是没有中过举的。换句话来说呢,它完全不是那种状元家族出来的或者说是士绅界……

    吴伯凡:不是所谓的书香门第,都是寒门。比如说宋朝的范仲淹,一代名臣。他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就带着一大碗粥,然后横一下,竖一下就分成四块了。那粥一凉,它就会凝固了嘛,就是一天分四次吃掉,就是这种寒门。他通过这种科举制度,最后成为一代名臣。它这二个开放体系,导致了盛唐的这种气象。

    梁冬:对。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们对于选秀节目的看法是怎样的?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娱乐的,去看到它的炒作,看到它的各种恶劣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但是,选秀类的东西,如果当你把它放到一个更开阔的社会机制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种样板。这种样板就是如何激活来自于民间的真正的生命力和活力的东西。

    吴伯凡:来自于底层,来自于草根,来自于民间的这种鲜活的力量。一种接地气的这种力量。

    梁冬:对。这个东西给到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各个领域都真正地能够对下层开放,那么这个国家是不愁没有人才的。

    吴伯凡: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选拔机制,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应该做一点反省了。有一个数据,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说八十年代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学生当中,来自于农村的生源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百分之六十几,现在是百分之二十几。我们越来越发现,那个时候教育资源,它是相对是扁平的,你知道吗?

    梁冬:对。

    吴伯凡:机会相对于均横的。我后来我在想,我幸亏在那个时候上了大学。如果在这个时候上大学的话,我很可能考不上。

    梁冬:你充其量上一中专。

    吴伯凡:你想,我所在的那个乡镇的那个学校,跟当时的北京四中这样的学校,差别并不是那么大,说实话;第二,考上大学以后,你知道我带着十二块钱上北京的。现在你不行啦,所以一个社会的活力,我觉得这种开放的活力,尤其是对内开放,尤其是对底层开放,对边缘处开放,那这个活力是不可估量的。

    梁冬:而我个人认为,最要开放的就是官员选拔的这个机制。并不是不可以。唐、宋、元、明,啊一直到清,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那种从最底层选拔干部的机制。而底层的人向上走的这个通道受阻的话,最后受害的一定是整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从《中国好声音》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应该是允许更多的最底层的人有一个更扁平的、更好的一个通道,被更多的人认识,并且为更多的人服务的。

    吴伯凡:高手在民间。我们老是在这么说,关键是你如何有一套搜索机制,有一套选拔机制,能够让真正的各行各业的高手们,能够……

    梁冬:喷薄而出。啊,我泱泱大国十几亿人,本来就根本不缺人才,缺的只是一个好的发现它们并且放大它们的机制,仅此而已。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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