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吴相对论】第361期:当年青人开始怀旧

    片花一:从《泰囧》、《致青春》到《中国合伙人》小成本电影屡创票房佳绩,意味着中国电影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说中国电影的大片化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电影为什么是时代情感的探测器?关注当代现实生活的电影取代历史大片、占据电影市场的主流,折射出了中国人时代情感的哪些微妙变化??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 --《当年轻人开始怀旧》

    片花二:怀旧跟历史有什么区别?80后的集体怀旧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消费现象?为什么说怀旧并不是因为曾经更美好,而是因为曾经更青春?怀旧是心态老去和梦想褪色的标志吗?为什么创业团队有时候会需要负激励?造就深度友情的为什么不是共同的爱好,而是共同的困境?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当年轻人开始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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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出时间:经济之声 2013/06/15 11:30-12:00

    主 讲人:吴伯凡 主持人:梁 冬

    文字整理:宁静思远 fugger 所有所无 三界 觉主 yhlj

     文字校对: 觉主 yhlj 修身齐家 平平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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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话说最近似乎电影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过那么一个月半个月就有一部电影出来之后,大家觉得眼前一亮。较早之前是《致青春》,再较早之前是《泰囧》,最近的一段时间是《中国合作人》。

    吴伯凡:大家聚会的时候,当出现冷场的时候,就会有人说最近看什么电影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

    梁冬:是,有点意思。就是我曾经在十几二十年前很担心电影院会不会消失掉。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看DVD。后来又出来互联网的这个在线视频,电影很快也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一个人还要跑去电影院看电影,停车那么麻烦,而且还要约一个人什么怎么,票还挺贵的。后来发现不是,电影院居然变成了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大家也很愉快地去做这个事情,去看电影。而且中国电影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居然让一个叫光线的公司起死回生。光线在王长田和李德来他们,当年我曾经在北京电视台实习的时候,王长田他们在北京电视台做一个电视节目,叫《北京特快》。那个时候我还在那个节目组做过一个实习生。后来他们就出来自己做公司,做电视节目的,也一期一期的。

    吴伯凡:最早的制播分离。

    梁冬:对,做的蛮辛苦的,做娱乐节目。其实他们是一群新闻人,以前在《工商时报》工作的,你让他出来干娱乐新闻,我就知道他们可能还怀着某种的不得已而为之。做电视节目卖给电视台,电视台的人开始觉得你们做的挺好,后来各个台都能干得出光线差不多那个娱乐新闻的那个样子了,都差不多。于是我一度认为他们不行了,结果光线影业出来了。而且这几次的,包括《泰囧》,包括《中国合伙人》,好像光线都参与了这个发行。我觉得说他们其实找到了某一种的点,这个点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点。老吴你有没有觉得?以前你看那个比较流行的电影,什么《夜宴》,什么《卧虎藏龙》,反正几大导演拍的不都是那个嘛,《无极》啊,都是很大制作的。

    吴伯凡:基本上是古代的,据说是古代的,当然也是虚无缥缈的。有的是附会的,有的纯粹的,比如说《无极》,你也搞不清什么年代,反正不是现在的事儿。但现在你发现流行的电影里头,它跟当代的生活,跟我们自身的这种体验,越来越密切了。比如说《泰囧》,它很生活化,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去过泰国也去过别的地方,去旅游的人来说。

    梁冬:也去过三亚嘛,是吧?

    吴伯凡:《致青春》它是一代人,尤其是以女性为主的怀旧消费,《中国合伙人》其实也是某种怀旧消费。

    梁冬:现实怀旧主义。

    吴伯凡:对对对。

    梁冬:它们有两个特点:第一,都是制作小,跟较早之前的大片比,制作成本较低;第二,都是借由最近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情来作为蓝本,或者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投射的,或者顶多去到八九十年代,这一个所谓的当代时段,一些话题来引发整个社会的强烈共鸣,这很有意思。

    吴伯凡:在这个电影发行之前,我们《21世纪》跟陈可辛做了一个预先的一个发布会。这个会是我主持的,就有机会跟陈可辛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他拍这个电影的初衷,他对中国当代电影的看法,以及他为什么要拍这个《中国合伙人》等等。其实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

    梁冬:他怎么说?

    吴伯凡:他说,“在中国最近这些年来,因为很多资本都要进入电影行业,就形成了一个叫大片化的倾向。”就是说你拍一个片子,你说要投资超过一个亿的片子,就有很多人愿意来跟你谈。如果你说这个片子只有两千万,一千万,最低的像那个《疯狂的石头》,据说只有四百万。像这样你就找不到资金,这是很怪的事情,照说越便宜的,应该越有人来投。不是,因为大家觉得你这个一两千万,两三千万的电影是注定成不了大气候的,是赚不了大钱的,要赚大钱,必须要大片化。所以很多资本就涌向所谓的大片,结果这个一部部大片做出来以后并不卖钱,反而是什么,那些投资比较小,大家对它的预期也不太强的,也不太高的这样的片子,它能够火起来。比如说这个《泰囧》刚开始要发行的时候,说王长田当时就着急的,他怕这个票房不好。他如果这个票房要不好的话,对光线来说也是三四千万的投资,他就很焦虑,据说焦虑到一整晚上在那写毛笔字,让自己静下来。他也是心里头是没底的,但到最后那个结果,当然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最近的这个,比如《中国合伙人》,也不是什么大制作。还有这个《致青春》也不是什么大制作。但是它的最初的成本和票房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很不对称。反过来,那些什么《王的盛宴》就是跟《泰囧》同一档期的其它的四部电影,据说是加起来的票房也远远不如《泰囧》一部电影的票房。所以由此陈可辛他认为:中国电影的所谓大片化时代正在过去。

    梁冬:就是虚假的装,已经过去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它背后带来了一种效应,就是我们似乎电影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了。并不是说电影不应该关注现实生活,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你会发现,电影是无法关注现实生活的,因为……

    吴伯凡:最典型的就像张艺谋那种电影。张艺谋拍了很多电影,但是他拍反映现实生活的非常的少。我们能想的起来的《秋菊打官司》,还有个《千里走单骑》,还有什么《一个都不能少》,但并不如他的其它的那些大制作,历史题材,远离现实的那些片子的票房高。所以就形成了两类:一类就是像张艺谋这种,什么《英雄》,就是《十面埋伏》,你都不知道是哪代的,到极致就是《无极》,就跟现实是毫无关系的。还有一种好像是跟现实有关系的,但基本上是我把它称之为像电视节目化的。像冯小刚的好多片子,它其实很像是电视一期节目而已,各种的噱头,各种的流行语,就变成有点小品化的这样一种味道,真正的反映现实的东西很少。还有一种东西更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即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也就是那种带一点怀旧的,比如说《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它的原型是新东方的这三个创始人。

    梁冬:尽管俞敏洪一再反对,是吧?

    吴伯凡:对。其实我们都知道。

    梁冬:或者不管你知不知道吧,反正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吴伯凡:他说了是那个年代的,就二十年前的事情。

    梁冬:九十年代。

    吴伯凡:九十年代。但是这些人都活着。《致青春》也是个怀旧的。跟我们的个人历史相关的,这是叫怀旧。跟我们的个人体验无关的,那就不叫怀旧了,那就纯粹的历史啦,但这一种片子更不可能出现。但到现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新的,就用你刚才的话说,电影它成了一个我们时代情感的探测器。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情感,变得比较的复杂了,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了。

    梁冬:说到此处,我也想起了另外一些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似乎也同样的指向这样一个方向,到底是什么呢?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稍事回来,我们继续探讨。

    片花:从《泰囧》、《致青春》到《中国合伙人》小成本电影屡创票房佳绩,意味着中国电影业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说中国电影的大片化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电影为什么是时代情感的探测器?关注当代现实生活的电影取代历史大片占据电影市场的主流,折射出了中国人时代情感的哪些微妙变化?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当年轻人开始怀旧。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较早之前我们谈到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合伙人》这部片子,它既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但同时也充满了某种怀旧的情怀,尤其是它的前半段,讲到了很多九零年代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一些梦想。现在回想起来,它的确能够激发起很多人,尤其所谓的现代的很多已经三四十岁的这些阿叔们的一些共同的回忆。不过讲到此处,有另外几个事情引发了我的一个联想,比如前段时间《人民日报》讲了一个事情说,中国现在的八零后都开始集体进行怀旧了。言必称我们八十年代人怎么怎么样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应该是八零后讲的事情,起码是七零后,是吧?我们这七零后的人去讲怀旧嘛。

    吴伯凡:七零后和六零后。

    梁冬:今天中午我在某个餐厅吃饭的时候,那个服务员服务能力不错,想把她挖到我们医馆来。然后聊起来你多大了,结果她告诉我很老了,我都89的。一个89年出生的服务员她口气里面都说我们都很老了。我今天中午在广州,她告诉我她喜欢北京的以前的那份工作,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喜欢有些时候一个人走在长安街上那种萧瑟的风。一个89后的小孩子,哈哈哈……我觉得孺子可教。但是与些同时,也立刻唤醒了我的一个意识,那就是连80后的人都在怀旧了,更何况70后,60后。那再有一些事情,你会发现有好几个现象。比如说,有一个音乐节目叫做《我是歌手》,不是请来了齐奏,林志炫他们来一起来唱歌。像齐奏和林志炫他们都是我们在90年代在读大学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所认同的歌手。在这个时候突然他们就重新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开始进行历史消费了,而我们消费的历史限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任何一个社会,当它开始对过去的二三十年开始进行所谓的在音乐上、电影上、创业上、故事上、人文上,甚至某一些人的传记上那种怀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进入了一种新的阶段,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青春的一种告别。

    吴伯凡:以前我们在节目里我不讲过一句话,说,“我们之所以怀旧,不是因为那个年代有多美好,而是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年轻。”当你怀旧的时候,那肯定就意味着至少是心态上,不一定是生理上,在心态上可能已经老去了,或者意识到自己老去了。

    梁冬:我们需要一些年轻时候的一些代码,例如说音乐、影像、书籍,当时的发生的新闻事件来刺激起来,让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候我还曾经有过梦想。有一天晚上我在某个地方唱歌的时候,突然不知道哪里就弹出了一个何勇的《钟鼓楼》。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小郭放一小片段给大家听一听。(音乐: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这个钟鼓楼它里面有几些歌词,油条饼干、钟鼓楼什么什么的,就是那种情景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在90年代的时候我在广播学院上学的那段情景,我突然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北京闻到草的香味了。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夏天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明媚的阳光穿过那个杨树,或者说柳树或者什么样的树,照在草地上,那个露水的味道仍然会觉得让你有一种青春的植物的荷尔蒙在里面荡漾,是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张楚,何勇,孤独人是可耻,还有崔健什么的。然后有一天我为了怀旧,还专门跑回了一趟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坦白说我在现在的这帮师弟师妹的眼神当中,看不到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神情了,但是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老了。这些小朋友他们再过二三十年之后,他们又会回来,他们也会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靠谱,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深刻,是吧?所以我想讲得就是说,这一种集体的对90年代的回忆,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消费现象。

    吴伯凡:那天陈可辛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这3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高速发展的。差不多这30年时间里头,从经济上,从社会上,从文化上,走了发达国家100年甚至200年的历史。

    梁冬:用余华的话来说,30年经过了300年的历史,是吧?

    吴伯凡:对,这个阶段里头,就是天上……

    梁冬: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吴伯凡:在这个30年里头,实际上你不知不觉,我们回首看我们最初的我们还有记忆的那个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那甚至有点古代的那种感觉了,很古老的时候,很久,longlongago那种状态了。由于我们现在这个经济速度发展很快,社会变化很快,很多的问题汇聚到我们头脑中来的时候,我们顾不得去关注那些后面的事情,因为前面的事情太刺激了,现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多方面都进入到减速状态,比如说我们经济,不像以前那么高速的发展了。

    梁冬:或者高速发展跟我们关系不大了,哈哈哈。可能对现在很多85后,90后,2000后是吧?人家还在高速发展。就是说现在这一波人,就是说现在舞台上的这一波人,大概30多岁,40多岁,将近50岁这波人,他们现在是有能力也有时间,也有闲情逸致,开始想90年代的时候,我还有青春荷尔蒙的时候,那个样子,当这些人都大着肚子,是吧?各自都有各种的“三高”的时候,突然想起,年轻的时候,我还其实挺有冲劲的,现在好像一种洞察世事,什么都无所谓的那种感觉。

    吴伯凡:实际上这种怀念,怀念也是一种病。

    梁冬:思念是一种病,怀念也是一种病。

    吴伯凡:对啊,比如乡愁,乡愁它是一种病,是一种思乡的病。假如是你在一个地方,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得意,如鱼得水的时候,你是不会去怀念家乡的。当你开始怀念家乡的时候,一定是你身处的这个地方,不是太如意了,你没有达到乐不思蜀的地步,所以你就……

    梁冬:不思蜀嘛。

    吴伯凡:只好思蜀了。

    梁冬:啊对,对对对……又把我绕进去了,你的智商太高。

    吴伯凡: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怀旧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我们不再年轻。不年轻意味着什么?你的激情梦想,你的所有的跟青春有关的各种事情,即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开始退色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一种集体的怀旧的这样一种状态里头去。

    梁冬:这种集体的怀旧主义,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前段时间还有个朋友,你也去看了,就是他拍了个3D的电影,就是崔健的那个音乐会。

    吴伯凡:《超越那一天》,他其实也是一个怀旧。就是名字用的不是回到那一天,是要超越那一天。

    梁冬:其实是《回到那一天》

    吴伯凡:但是那天崔健来了以后,就有一个人说,“原来老崔都这么肥了?”原来崔健很瘦的嘛。

    梁冬:哈哈哈,你还说别人肥,哈哈,你有时间看看你自己年轻时候那张照片。我是把自己大学那张照片翻出来之后,把自己吓坏了。

    吴伯凡:他的意思就是说,崔健已经没法超越那一天了。有一派很老在文学理论,它把文艺归结为苦闷,由于你苦闷,由于你没法实现某种东西,你就......

    梁冬:然后你还想实现什么东西。

    吴伯凡:所以就是那个梦,就是我们做梦那一般的来说都是怀旧的嘛。梦是因为你在现实中没法满足,所以你就......

    梁冬:梦是体现了我们被压抑的部分。

    吴伯凡:对,我们无法实现的欲望。

    梁冬: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过来,在电视节目里面,《我是歌手》这样的电视节目,在电影这个领域里面,甚至可能有一些文学作品开始,你回头发现,都在集体的向90年代致敬了。所以这个90年代它到底唤起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也可以今天借由这个时间跟大家想一想,90年代我们曾经有什么?现在我们失去了什么?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冬吴相对论》。

    片花:怀旧和历史有什么区别?80后的集体怀旧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消费现象?为什么说怀旧并不是因为曾经更美好,而是因为曾经更青春?怀旧是心态老去和梦想褪色的标志吗?为什么创业团队有时候会需要负激励?造就深度友情的为什么不是共同的爱好,而是共同的困境?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当年轻人开始怀旧。

    梁冬:坐着打能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今天我们讲到一个话题,就是从《中国合伙人》开始讲的,就说陈可辛导演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段当代中国的情怀,就是中国人开始集体的对过去二三十年的短暂的历史进行了回搓了,或者叫反搓回味了,我们称之为叫怀旧,闪回。自己经历过的那叫怀旧,没经历过的那叫历史。那九十年代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来说,也包括我们来说,其实意味着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时候饭堂还是比较便宜的;那个时候房价,听说有一两千块钱的房子你还是会很震惊的,觉得高得离谱不可接受的;那个时候,一个文学青年还是能找到比较漂亮的女朋友的。

    吴伯凡: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会理直气壮地唱《一无所有》。(音乐: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噢......你何时跟我走?)我要抓住你的手,你这就跟我走,那样一种气魄。

    梁冬:现在是没有这种气魄了,现在拿个诺基亚手机都不好意思扣女了,你知道吗?呵呵呵,是吧?!所以这种情怀真的挺有意思,而且,你认真想想,就是过去的这些年,的确对于我们整个的国家来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到今天也是一个时间去可以做一些好好地反思的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像王朔,有一天我有时间买了一个PAD之后,下载了一个王朔全集。我很多年没有看王朔的作品了。那天晚上打开看了一个《空中小姐》,就是王朔的蛮具代表性的一个小说。还有《橡皮人》什么的,然后,发我现他的文字里面仍然荡漾着那个时代的那种不吝,浑不吝,就是我穷,但是我很光荣。我可以真的在骨子里面调侃你们那些成功人士,有钱人士,那些装的人。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吴伯凡:嗯,就是已经服了,就是大家在心理上不是那么桀骜不驯了。浑不吝的那种东西比较少了。你像这个《中国合伙人》,他的最早的名字,就陈可辛说,它最早,因为他是香港人,也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他首先给这个电影取名字。它没有中文名字的时候,他就取的英文名字叫《Americandreams inChina》就美国梦在中国。后来,因为这个名字很笨,译成中文的话,他又要想一个中文名字的时候,想了好几个,其中也有一个叫《中国合伙人》。后来觉得《中国合伙人》不太像个电影。合伙人,像是那个法律名词,是吧?后来就改成叫《中国先生》。但是《中国先生》结果因为有一部知名的电影就叫《中国先生》,他如果叫这个名字算是侵权了,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又回到了《中国合伙人》。原因是他认为合伙是他的突出的重点,这个伙什么意思?伙就是伙食,就吃饭,伙房,伙夫。同伙,就是在同一个锅里头吃饭的人。南方把亲兄弟叫同锅兄弟,把那个堂兄弟叫隔锅兄弟,能够在一个锅里头吃饭的才是真正的兄弟。能够合到一起像兄弟般的在一起做事情,这叫合伙。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文学色彩的一个名词,但后来合伙成了一个法律名词了。但是,你发现有合伙就有散伙。没有不散的宴席。走到一起,到最后,往往面临这样一个状况。但他讲到这个电影,最后他结尾,他想用一个什么东西来结尾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过《社交网络》没有?”就写FACEBOOK的那部很有名的电影,我问他,“是不是受到《社交网络》的这个启发?”他说,“的的确确!”他看了那个电影以后,他意识到:原来商业的东西,财经的东西也可以拍得很好看。所以这也是他当初想拍这个《中国合伙人》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还不是一般的商战电影,它是这个创业,从很小的一个startup这种状态,逐渐成长的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商业的财经的故事,要拍的很精彩,这的的确确是《社交网络》给他的启发。但是他后来否定了用《社交网络》的那种方式来讲这个故事。你知道《社交网络》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背叛、欺骗,就是如何讲散伙的,美国散伙。

    梁冬:美国式散伙。

    吴伯凡:美国散伙人。因为那个扎克伯格跟其他的人都是刚开始在一起,怎么……

    梁冬:一个个让他们走掉。

    吴伯凡:一个个让他们走掉,这里面充满着算计、欺诈、背叛。如果是这样拍这么一部财经电影的话,他说他毫无兴趣。原因是他拍过《投名状》。他认为像《社交网络》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一部《投名状》的美国版。就是兄弟是靠不住的。他要反过来,兄弟是如何靠得住的。所以他最后的结尾是说,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成为兄弟,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愿景让他们走到一起,这是我们都能想到的。但是,就像有一个哲学家说过,“深度的友情,它不是起源于共同的爱,而是起源于共同的……”

    梁冬:共同的敌人。

    吴伯凡:憎恨,对于同仇敌忾。还有这个古人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就是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个共同的困境出现以后,能够让大家更紧密地……

    梁冬:团结在一起。

    吴伯凡:团结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所以它最后的电影的结尾有很多种结尾,最后他选了一个,就是这家公司在版权上跟美国人打官司,让他们又成为兄弟了。他要讲的就是:人,如何能够合伙。就单个的个体如何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就能够大于部分之和的不是简单的加起来,它是一个乘数效应,一个放大效应,如何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除怀旧这个主题之外,他想探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关于梦想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梦想?梦想能够把我们聚到一起。但是,如果梦想相对实现了呢?有可能这个就散掉了。

    梁冬:中国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享福。

    吴伯凡:当梦想实现的那一天,也就是大家散伙的那一天。

    梁冬:当手机拿在餐桌上出来的那一刻,这一顿饭就已经散伙了,是吧?

    吴伯凡:对对对。

    梁冬:是一样的。

    吴伯凡:所以,他想探讨的是如何让大家不散伙,就是能够一直还要合伙,那就是说不仅仅是梦想,或者说是不仅仅是一个正向的梦想,是有一种……

    梁冬:负激励。

    吴伯凡:对,一种负激励。就是有一种请将不如激将的那个意思,激发他的,那就是外在的挑战。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梦想。

    梁冬:不过你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倒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针灸有用?”我说,“有什么用?”他说,“是因为针灸就是一个很轻度的刺激,调动了你全身对抗外敌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来自于外面的侵略可以让你的身体激发起你的自救和自我疗愈。”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观点。

    吴伯凡:这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学命题,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当如果内在的凝聚力不够的时候,你必须要制造一个外在的敌人。”

    梁冬: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是从《中国合伙人》开始讲起,讲到中国人开始集体的进行了对所谓过去的中国梦想的消费,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梦想,激励了我们的青春和奋斗,现在当我们开始大腹便便,开始出现各种“三高”的时候,也许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激起我们内在的那一个久违的荷尔蒙的分泌。不过,话题讲着讲着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种的曾经有的正向的梦想,也许已经不足以激励我们的团结了,也许今天从电影里面看到的是一个来自于外在的刺激,反而可以令到我们更好的团结在一起,达成我们共同的理想。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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