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吴相对论】第362期: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

    片花一:大城市高峰时段的打车难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出租车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往北京的驾车服务中心为什么用者寥寥?为什么说基于移动终端的打车软件具备了互联网时代多点对多点的制约精神?发达成熟的信息技术为什么会拥有自我清理谣言和欺诈的能力?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 --《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

    片花二:减少传统行业因信息管理不善导致的资源浪费为什么会成为IT业未来的增长点?什么是功利的悲剧?最好的管理为什么都是在有序和有活力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分布式计算方式为什么必然完胜中央控制式的计算方式?愚昧和贪婪为什么是商业和公共管理领域障碍创新的两个基本因素?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

    下载【冬吴相对论】第362期: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mp3

    播出时间:经济之声 2013/06/02 11:30-12:00

    主 讲人:吴伯凡 主持人:梁 冬

    文字整理:点儿 三界 Moon 妮可莎莎 所有所无 逍遥男 Fugger 宁静思远

     文字校对: 觉主yhlj修身齐家 平平淡淡

    下载:冬吴相对论-362.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mp3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最近有一个新闻炒得沸沸扬扬,挺有意思。因为我们自己的诊所是在北京故宫旁边,那个地方是长期以来相当难打车的。后来出现了“嘀嘀打车”和“摇摇招车”以后,尤其“嘀嘀打车”之后,我们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很多客户有些时候看完病以后,下班高峰期打不到车很痛苦的,站在风中凌冽。说只要你加多五块钱、十块钱,“吱儿”门口就停着出租车了,五分钟之内就有车来,特别好。但是这两天传出一个新闻,说这些很快被沦为非法,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吴伯凡:我知道,我是感受那种打车神器的。就有一天,也是在建国路附近,伫立在风中,跟两个朋友在那儿等车。后来他突然想起来有打车神器,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摇摇”还是什么。

    梁冬:“嘀嘀”。

    吴伯凡:“嘀嘀”,结果真的是五分钟就到了,那个时候突然就觉得……我们以前节目也讲到像微信这样的移动终端对于传统行业,像出租车这样的行业,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出租车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息产业。因为它的生产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信息的把捉,也就是说它的“空驶率”的问题,就同样数量的车,如何运载更多的人。在以前交通运输业、物流业,很多企业它只是把它认为纯粹就是一个传统行业的时候,有一家企业它发现这个行业其实是个信息产业,所以它就取得了很强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沃尔玛。它能够把这个空驶率从40%降到5%-8%,基本上在某些地方它杜绝了这种空驶率。所以下一步的IT增长,它其实不是IT本身的增长了,而是IT如何激活传统行业,让传统行业由于信息管理的不善而导致的资源浪费现象尽最大限度的减少。

    梁冬:对!可能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嘀嘀打车”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有一天也用“嘀嘀打车”叫过一次车。那天正好在北京限行很可怕嘛,于是就用“嘀嘀打车”找一个车来。我发现那个出租车司机非常欣喜若狂在使用这个东西,因为不断有人,我在坐车大概十分钟时间里面,最少听见20个人说,我是在哪里哪里,我想从哪里到哪里,然后我愿意加五块钱、加十块钱、加二十块钱,这个司机就去抢这个单。我就问他说,你担不担心这个人号称要给这个钱,结果你去了之后这个乘客不见了,或者出租车要来,但是这个出租车来的过程当中被另外一个乘客劫走了,这种事情怎么办?他说其实有一套游戏规则可以限制双方,如果你每次叫来车之后你都没有打的话,你以后这个就不能登陆了,或者你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你答应了去接载,结果你没有去,你也被记上一个恶评,也是不好的。这其实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多点对多点”相互制约的一个游戏精神。

    吴伯凡:嗯,说到这里,其实我们反复强调一个法则,就是在信息发达以后导致的这种欺诈行为,在某个时期它将会上升。因为它很容易发布信息,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发布谣言的机率更大,你逃逸的成本更低。但是再往前发展的话,信息技术它有一个自我修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进化的这样一种机能。比如说在美国,我记得我们有个同学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发现美国人可以用这种叫信用卡的东西,他当时提了一个问题让美国人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中国来的嘛。

    梁冬:他自然是中国式思维。

    吴伯凡:中国式思维。说假如你这个信用卡的授信额度比如说是两万美金的话,那我买两万美金的东西我跑了,你怎么办?就美国人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梁冬:其实也有,就是说……

    吴伯凡:但是你的成本,因为信息它有个透明化的过程,就是当它足够透明的时候,你这种欺诈,包括谣言,谣言你是不能避免的,但……

    梁冬:自我修复。

     吴伯凡:很快地由于这种信息更加发达以后,导致它对谣言的一种自我清理或者对造谣者的潜在的成本加大,所以最终它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是消灭这种谣言,消灭这种欺诈的。

     梁冬:对!那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嘀嘀打车”的时候觉得很好。因为,比如说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在高峰期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出来。因为现在油钱也增加了,加上堵车很严重,在北京市一个出租车司机在高峰期,他如果出来的话,他很可能是亏本的。他一堵堵在路上,可能就是接一个客户就十块钱,但是他能够堵一个小时,他就完蛋了。他说与其在路上堵着,还不如找一个地方凉快吃饭。

    吴伯凡:他这个……

     梁冬:所以越是高峰期的时候越难打车。

    吴伯凡:越难打车,过去我们以为是说高峰期打车的人多,所以就难打车。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形成了一个负激励,所以导致大家都不愿意出来。这有点像那个银行一样的,就是当你有钱的时候,银行……

    梁冬:非要借钱给你。

    吴伯凡:哭着喊着要借钱给你,等你没钱的时候,它银行它就赶紧躲得远远的。就是它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这么一个行当,因为它要计算它的成本、风险。这个出租车也是这样一个状况,你发现在非高峰期打车很容易。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机制,至少你能减少或者是完全屏蔽他的损失。

    梁冬:在此之前北京市各个出租车公司都有叫车中心,你都可以打电话去叫车。但是用的人很少,成交率也很少。原因是它没有一个相互制衡的一个机制。乘客叫完车之后结果又打到车他走了。这个出租车司机千里迢迢的赶过来,结果没人。又或者这个出租车司机号称要来接你,结果在路上被别人截走了。又或者叫车电话老打不通,诸如此类。而且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没什么制约性。

    吴伯凡:它关键是什么,它那个信息不能够充分共享的时候,我要去机场接一个人,本来是个大活,可是我住在西南四环,我开到那儿去,即使把你从那个机场接到了三元桥,他赚的钱其实是很少的,他成本很高的。如果你是信息充分沟通的话,应该在机场刚送完人,或者在机场周围做布朗运动的这些出租车一下子他接到这个信号的话,他的成本最小化,他的收益最大化。

    梁冬:对!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有乘客愿意在高峰期的时候额外多出十块钱,这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是一样很大的激励。因为平常来说,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收到了十块钱的打车费,他自己顶多能挣到两块钱。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给了他十块钱额外的费用的话,相当于他接了一个五十块钱的活儿。

    吴伯凡:因为是利润,营业额和利润之间是不一样的。

     梁冬:但是...

     吴伯凡:它多出来的十块钱是他的利润。

    梁冬:但是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他动了其他人的奶酪,就是说出租车行业以及背后的各种利益链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出于为了更好地管理的理由,我们听说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封杀各种的市场机制下,由科技男开发出来的各种的基于市场的买方和卖方的自愿情况下的应用,统一由政府推出一个所谓的约车电话。但是这样的效果会怎么样呢?我想可能还是要值得关注。但是它这个新闻最近一出来之后,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这个讨论就是我们的政策出来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

    吴伯凡: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说各种打车神器将面临着灭顶之灾的威胁,我还以为是由于过度竞争导致这个行业崩溃,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的。是有关部门对这个东西要进行干预而导致的。我越来越感觉到互联网它本来是一门技术,但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社会学的意义。

    梁冬:这个社会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冬吴相对论》。

    片花:大城市高峰时段的打车难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出租车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往北京的叫车服务中心为什么用者寥寥?为什么说基于移动终端的打车软件具备了互联网时代多点对多点的制约精神?发达成熟的信息技术为什么会拥有自我清理谣言和欺诈的能力?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老吴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较早之前出现了一堆的各种打车神器,就是基于移动终端智能手机这种的APP应用。那基本上来说,它变成了是一个由分散的出租车司机和分散的乘客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市场机制。比如说在高峰期的时候有乘客由于很着急,他愿意额外加价十块、二十块去打到这个车。其实一度造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但是也造成了一些混乱,这个混乱就导致了对现有的制度的很大的冲击。那么这个事情就引发了我们听到最近的消息,就是说有关部门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打击市场不规范的各类的约车的这个机制。理由是因为他们没有监管,所以很容易产生混乱,好像要做一个集中统一管理,为了保障消费者和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这个事件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现在也没法做任何的判断,因为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从这个事件本身倒引发了我们很多的讨论,那就是现在基本上是差不多中国有六亿到七亿人,借由移动终端开始在上网,变成网民的时候,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开始不仅仅作为一个技术手段参与社会了,它更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社会符号,或者是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变革的推动力。

    吴伯凡:对!我说的它的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就我们有社会就肯定是要有治理的。按传统的政治学理论是说最早人对人是狼嘛,霍布斯的说法,就是“丛林法则”。那么就整天就你打我,我打你,你偷我的东西,我偷你的东西,最后大家的这种交易成本非常的高昂,大家的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用来去创造财富,创造价值,而是来互相提防。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委托制,就是说我们让渡我们部分的权利。这样当别人偷了你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处决权,你要让渡这个权利,给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这个东西,这样社会相对就有序了,最早政府就是这样来的。当很多权利让渡给这个机构的时候,无形当中它的权利就在增加,一旦有权利了,它就会有议价。所以这就回到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命题,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命题,就是在管理社会的过程当中,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有序而且有活力,这两者有时候它是不一致的。在很多时候“有序”和“有活力”两者之间它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你最好的管理是能够平衡这种“活力”和“有序性”,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平衡点。“有序”它不是目的,在繁荣当中达成有序,有序当中又不乏繁荣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才是最好的,因为它能够让社会资源最充分地利用。比如说以出租车为例,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不仅仅是出租车,包括私家车,当我们的交通成问题的时候,它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就开始做加法。老百姓做加法的方式就是买车,每个人都开始买车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公地的悲剧,就是每个人都要去占据这个公共资源,就是道路,结果……

     梁冬:谁都开不动。

    吴伯凡:这就是公地的悲剧嘛,整个公共资源就会枯竭,崩溃。那么就有人来管理了,就你要限制你买车的这个数量,或者你把道路扩宽,去优化……

     梁冬:十环嘛。

    吴伯凡:修N环的那种道路,然后加宽那个道路等等。但这些东西都还是比较表面的,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对现有资源的最大化地利用,你提高那个效率。比如说北京市你有五百万辆车,解决大家出行难的问题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再增加五百万辆,那整个就是崩溃了,整个道路就变成停车场,但显然是不可能的。还一种方式就是限制这个车的数量,限行就是这样来的。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没有真正动脑子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的资源利用率提高一倍的话,你五百万辆车达到一千万辆车的这样一个效果。这样实际上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增加了这个车。我们说虚拟的意思就是,在事实上不是,在效果上是的,那就叫虚拟。那只用效率,如果提高两倍呢?相当于北京市有了一千五百万辆车,但是又不用占用那么多道路,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的空驶率,出租车的空驶率是一个问题,还有私家车,一人一辆车在整个道路行驶上占多少比率,如果你降低50%,那你的运营效率不就提高了一倍嘛。所以除了这个出租车用信息优化,达到整个效果优化的这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在国外流行,在中国也有人在实践,但是问题也很多的,就是“拼车”。

    梁冬:嗯,事实上来说您说的是对的。如果你设想一下,一个小区,大家都很熟,那么今天出去,由于我们家限行,我们就一起蹭他的车,下次他们家车号限行的时候,蹭我们的车,其实大家都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它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

     吴伯凡:陌生人的社会,对!

    梁冬:所以如果你能够解决陌生人之间信息集成,但同时保证某种的安全性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提高效率。

     吴伯凡: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政府你要做的事情是要在提高效率的过程当中,避免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拼车”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一直没有开展起来的原因……

    梁冬:坦白说,政府他也是人。你知道很多时候,他真正管到这个事情的人,可能是半个人,因为他一个科就几个人,他管很多事情,具体专项管这件事情,半个人。你说,半个人,就算是很高的学历,很高的能力,他也无法真正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很多事情要这个市场去做呢?其实市场已经找到了某种方法。比如说,透过一种自我的价格调衡机制,让消费者和出租车两厢情愿地找到了一种大家都愿意干活的能力。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打车神器之后,是吧?你会发现其实北京市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缺出租车,你需要时候还是有,只是个钱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应该是让大家有积极性,而不是增加车应供应量这个问题。那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关部门说我要来集中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历史证明,有关部门集中解决问题能解决好的,是非常有限的。

    吴伯凡:这个从哲学上论证是不大可能的。不是说你用一个中央控制式的计算,要胜过分布式计算,这在计算机科学里头已经被证明,这是不对的。你大量的分布式计算,它有它自我调节的功能,你们中医上是说,最好的治疗效果是调动你身体自身的某些能量……

    梁冬:免疫能力。

    吴伯凡: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用一种外在的干预,让你强行地达到一个什么指标,这其实是没有用的。

     梁冬: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关部门能搞一个“淘宝”出来吗?有关部门能搞一“百度”出来吗?它都是无数的生态竞争之下的残酷的竞争的结果,烧了很多的风险投资者的钱,是几十个亿美金烧下去才烧出来的东西。

    吴伯凡:它有试错机制,它是在一线解决问题的。如果是中央控制式的计算,它是问题层层往上反映,反映,而这个反映的过程,第一个是慢,第二个是扭曲。

    梁冬:第三个是没效果,它要传递下来,那已经很久很久了。

    吴伯凡:再回来,又是一次扭曲,又是一次效果递减的一个过程。

     梁冬:对对对!对不起,我实在要捏你一下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冬吴相对论》。

    片花:减少传统行业因信息管理不善导致的资源浪费,为什么会成为IT业未来的增长点?什么是公地的悲剧?最好的管理为什么都是在“有序”和“有活力”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分布式计算方式,为什么必然完胜中央控制式的计算方式?愚昧和贪婪为什么是商业和公共管理领域障碍创新的两个基本因素?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拿什么拯救打车神器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市场上突然涌现出来的由资本推动的各种的打车神器,突然面临有关部门的集体封杀。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关部门我相信也一定是站在一个为提高效率更好地节省资源,避免更多的所谓的风险、不规范管理,这样的一个动机下去完成的。那市场也觉得是很委屈,是吧?本来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但是现在面临这样一种对抗。事实上来说这一些拼杀出来的,现在剩下的几家打车工具是在若干的这个市场的淘汰机制中筛选出来的,它已经烧掉了很多钱。好,这个情况就引发了我们的一个讨论,就是说有关部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有理、有据、有智慧的方法,利用而不是扼杀民间的智慧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技术,有关部门长期没开发出这个东西,是吧?是市场自己开发出来的,自己竞争出来的东西,自己钱烧出来的东西,现在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改造过来。

    吴伯凡:嗯,如果你的绩效考核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把这些APP全部关掉,这个绩效是很容易达到的。但是,你在某年某月某日,让某个城市的交通状况,打车难的状况能够解决,那就比较难了。我们有时候,有关部门它不管这个最终的大家真正关心的难题是什么,他只关心说,我能够减少对我来说看来是麻烦的东西。

    梁冬: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利益问题。

    吴伯凡: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利益,我要维护我现有的利益。

    梁冬:现有的利益格局,是吧?

    吴伯凡:这里头我们就谈到了这个中央控制式计算和分布式计算之间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头。我跟你举个例子,就是我经常从这个机场高速往城里头走。由于机场高速收费的那个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它享有的那个权力,在媒体的干预下终于就单向收费了,就是从机场到城里头这个方向就不再收费了。当然这个不再收费马上就出现了问题,机场高速就变成了机场超低速。

     梁冬:就堵车堵得很厉害,是吧?

    吴伯凡:因为大家都愿意走高速,这又是一个公地的悲剧。但后来因为经常走,我就发现机场高速之所以堵的原因还不完全是由于车流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管理不善。比如说,只要这个车过了五环的那个出口以后,立即就走得非常快,而事实上五环那个出口我观察了好多次,并没有几辆。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怪异,好像这个地方就走不动,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我就请教了好几个出租车司机,他们说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不能说完全消除,但是大大地减少了堵车的状况。因为哪怕是一辆车,它要出口的时候,它要减速,而且往往它是从……

     梁冬:并线。

    吴伯凡:最左边的线,它连续的就一辆车一并的时候,它就会让后面的车就开始减速。然后,它有个递减的过程。

    梁冬:系统性减速。

     吴伯凡:如果有三四辆从这个口里头出去,车流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但是,速度就一下子降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急车道,没有很好的管理,当车堵的时候,熟悉那个电子眼的人,他就非常自信的在应急车道上走。从而在要出口的这个地方,让要出去的车更加难出,导致整个后面的车就堵得很厉害,一堵五公里。这一个现象,就我特别想跟北京市有关部门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说你们能不能解决。因为好多不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这样说了。但是,我相信,他们要意识到问题,想解决,最后解决,我不知道是在某年某月某日的哪一天,这就是分布式计算和中央式控制式计算的根本的差别。我们应该相信这种个体,表面上每个个体不聪明,但是,它这个系统是有一种自我优化的机制的。如果你把这个机制给打掉,自己要建立一套你认为是优化的,你认为是有效的解决方法的话,这有点像用那个抗生素一样的。你会破坏整个身体的免疫能力,使身体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大大减少。假如你的那种药又不怎么有效的时候,或者形成抗药性,或者更可怕的是有副作用的时候,虽然你的意愿是好的,但最后可能形成的是一个效果很差,甚至是有负面效果的一个结果。

    梁冬:我就在想一个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够让这些打车的APP应用互相PK竞争,最后烧掉几十亿美金,终于烧出一间公司出来成功了以后,由国资来控股呢?你一样可以达到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情景,是吧?你想说,如果你自己招一帮人来做这个事情,你看,有哪一个国有媒体做互联网公司做成功过的?没有!历史上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肯定也不会有。

    吴伯凡:对,不管是在商业管理还是在公共管理当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是在障碍这个创新,障碍整个系统的优化的。一个是愚昧,这个我们把愚昧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你的视野不够,你得到的信息不够,你的见解不够深,这是愚昧。还一个就是贪婪,就是说你要保住你现有的利益,甚至是要把这个现有的利益……

    梁冬:再进一步放大。

    吴伯凡:最大化。不是说没有创新的力量,但是有这两个因素在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个系统的自我创新能力和优化能力的大大地减少。

    梁冬:我觉得说到此处,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之前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情景。当年我在某一家互联网公司管公关的时候,其实大量地处理的跟各个公司版权的问题。比如说,音乐版权问题,书籍版权问题和影视版权问题。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对所有传统行业颠覆过程当中必然会带来的一个情景。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个音乐软件叫“Napster”,它就是共享软件,这个实际是让音乐得以更大地共享,但是它也对版权业造成了冲击。后来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说整个的唱片工业被颠覆掉了。但是……

     吴伯凡:你说到的这个“Napster”,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很切近的一个例子。“Napster”其实就是社交网络电影那个“Sean”,就那个很帅很潇洒很酷的那个投资人,而且是对Facebook的那个成长起到了非常大作用的那个人,他创立的这么一个网站。但这个网站它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就是不客气的说是一个盗版平台。就是说,你只要买了一张CD,从理论上讲,你就可以拥有一万张CD。因为你这个CD上的歌曲,你可以跟无数的人去交换,这样他就对传统唱片业带来一个巨大地威胁。你可以想象,各个既得利益者就群起而攻之,终于这家网站就关掉了。但是“Napster”关掉以后,并没有挽救整个唱片业的命运,反而是那些意识到“Napster”它背后的逻辑的那些唱片公司,它迅速的转换商业模式活下来了;那种死守着,倚仗着某种权力要把新的东西扼杀以后,沾沾自喜的那些公司,最后都消失了。

    梁冬:所以你会发现说,互联网对于固有的很多行业所拥有那种权力结构产生了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改良作用。它逼着你要学会用一种更分布式的,分散的权力去面对这一切。要接受它,去转换它,而不是扼杀它,因为你扼杀其实是没有效果的。我们也希望,最后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公共体系,就是有关部门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大家都更和谐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解决乘客的打车难问题。遏制一部分的权力,让权力回到应有的囚笼里。真正地让这个社会出现有一种有智慧的解决的方式,而不是一纸强行的命令,借由罚款、关闭、警告,甚至是更强势的一种权力的方式来改造这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若干方来说都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们也相信有关部门也一定会发展出一个更智慧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返回列表 百拇医药 杜义华 2012-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