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在历史的表皮之下-戴高乐与贝当2013.3.3
去年读过一本书，名字叫做《真实的汪精卫》，作者其实是想做汪精卫的翻案文章了，但我想只要主流价值观当中还有民族大义这一条，汉奸这个帽还是稳稳地套在汪精卫的头上。
不过这本书确实也告诉了我们另一个视角，要知道在和日本人合作之前，汪精卫这个人在政坛的形象是非常好的，甚至有某种淡淡的圣徒的色彩。
所以他出面决定和日本人合作时，是不是也是这种圣徒精神在作祟呢？他以为自己牺牲身前之名和万世之名，就可以以他以为正确的方式来拯救当时的中华民族呢？
不管这个推论你认不认同，我想在汪精卫本人当年的意识当中一定是有这个因素存在的，没有人生来就是恶棍。
微信回复“复杂”两个字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相似的故事，他告诉我们历史永远是复杂的，我们距离意识永远不远。
在历史的表皮之下--戴高乐与贝当
作者：边芹(《新民周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那一天是1940年10月24日，一个星期四。距巴黎沦陷仅四个月。
从法国中南部“自由区”临时首都维希市坐汽车赶过来的贝当元帅，18点，来到火车站前。他一左一右由德军最高司令凯特尔和德外交部长里本特洛普陪同，走向希特勒专列“Erika”停靠的月台。希特勒已站在月台上，先向贝当伸出了手。四名希特勒的御用记者，两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师，一个摄像师，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握手。
“一路旅途顺利吗？”这是希特勒向贝当发出的第一句话。
其后约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在“Erika”上举行。值得记取的是其中两句对话：
希特勒：“你们愿意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工作？”
希特勒的翻译将德文里的“工作”译成了法文里的“合作”。
贝当表示原则上同意。
从这天起，“停战”变成了“合作”，这个小小的名词，在其后的四年中，不知掀起了多少仇恨，不仅仅是法国人对德国人的仇恨，而是一批法国人对另一批法国人的仇恨。在外部一股强大势力的压迫下，有些民族更加团结，有些民族马上分裂，合作者在一个极端，抵抗者在另一个极端，中间是沉默的大多数。多少只在理论上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法国人，通过这次握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就在此前一天，希特勒乘坐“Erika”在西南部法西边境的昂代见了佛朗哥，那个刚刚将赤色的共和派杀个精光的西班牙独裁者。与贝当握手四天后，也就是10月28日，希特勒的专列停在佛罗伦萨火车站，与墨索里尼会面。这一番斡旋，让一年来样样得手的希特勒头脑发热，就在十来天后，他命令总参谋部草拟一份进攻苏联的计划。
六十四年前六月大溃败时，拥堵在通往西海岸各条公路上的逃难的人流。1940年6月8日，从巴黎开向西海岸的火车还大致准点；到了6月10日，火车开到西部重城雷恩已误点十八小时；11日，干脆完全没有火车了。从中可见溃败之迅速。
整个6月，半个法国的人都在外逃，谁也不知道逃向哪里。最早看到逃难过来的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法国北部的人还只是怜悯地看着他们逃命，没想到这种命运落到自己头上的速度如此之快。这种整村整村空掉的景象，要上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才看得见，那时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这一次却漫无目的，只知向南、向西。
成千上万的巴黎人挤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长长的人流一直将尾巴甩进地铁里，他们从天明等到天黑，就盼望能弄到张车票，哪怕挤在货车上。
政府官员全都逃往西南部的波尔多，全国唯一还有组织的是一伙伙盗贼，趁火打劫。银行里的储蓄几乎被提空，不知前途何在的人们，揣着现款逃命，结果一路上被骗被抢。装着几百万国库现钞的飞机被英军飞机误击，无以数计的钞票如雪花般在田野上飞舞。
1940年6月11日，因为战斗已挽不回败势，为了巴黎城不被摧毁，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很多年后，不知多少法国人为此庆幸，那时投降的屈辱只在历史学家的纸笔上顽固地滞留着，多数人眼里看到的已是巴黎比柏林、伦敦要合算了许多。
14日凌晨，第一批德国机械化部队从北边的圣德尼斯像潮水一样涌进巴黎。少数没有逃走的巴黎人在他们虚掩的百叶窗后面，惊恐地看着这支有如末日审判的军队，旁若无人地开进了他们的城市。
早晨8点，两个德国军官走进巴黎警察局，让留守的局长交出外国人、间谍和共产党员的档案。与此同时，德国人开过亚历山大大桥，占领了残废军人院。9点45分，凯旋门上的三色旗，被德国旗取代，占领军的庆祝仪式开始了。
这一天，不知多少德国军官和士兵在凯旋门前留了影。这可能是历史上一支军队最短暂、最影像化的笑容，四年以后，站在这里留影的便已是盟军的官兵。前一支被打败的军队留下了约二十万法德混血儿，战后这些无辜孩子的不幸命运，在凯旋门前留下的笑容里还丝毫洞察不到。后一支军队也在他们胜利的烟尘中卷裹了一堆破碎的心，和一批无父的婴儿。1945年，成千上万的法国女人登上横渡大西洋的邮轮，嫁给了美国大兵。这使我联想到80年代我那些大学女同学，熬不住也就是十年的物质匮乏，纷纷投向西方男人的怀抱。我从中得出不管什么样的征服者，在情场上都是胜利者的结论。此是题外话。
1940年的6月17日，这一天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战败的尘烟中崩塌，总统保罗·雷诺辞职。这个文人总统在这种时刻显然太优柔寡断。几天前，他把法驻西班牙大使、一战的老英雄贝当元帅召回来，又把年轻的将军戴高乐提拔进政府作副国务秘书。他尚不知道此举便意味着，他彻底走下历史舞台，以后的历史将由这两个人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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