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2013.4.10
作者：张剑荆
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力最的增长，这一主题包含两方面，即：
(1)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
(2)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
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一些。
考虑到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这个问题或许称得上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如果说在9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不恰当地套用顾准先生的表述，则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休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
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市场化道路带来了力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而这些又会外滋进国际体系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有鲜明的国内特征。
比如，力量在国内的不均衡分布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含义：新崛起的精英集团对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动着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集团，虽然缺乏实际的力量，但经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认同力量的价值观。
力量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帝国传统和帝国记忆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市场的。
力量强大的时候，我们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挨打的时候我们则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试图用参透了的“森林逻辑”还击对手，国家间关系中平等的观念其实一直相当稀薄。
人们总是说，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
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竟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竟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
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枚关的问题。
罗胖曰：
让我们从国家回到个人处境吧——
如何寻求和当前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并找到时间上的平衡点和变化节奏，也是个人发展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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