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日本,永远在中国与西方之间2014.5.23

    在很多教授嘴里能听到一种观点:读书啊一定要读经典。比方说美学著作就一定要从黑格尔的美学读起,读历史就一定要从《史记》《资治通鉴》读起,这个说法我是不能同意啊,对大多数人来讲,读书是培养自己性灵的一种方法,不是搞学术啊,所以读书路上最有价值的节点,是那些用人性力量激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某个领域探索兴趣的书,而不是那些所谓经典的书。比方说让我对美学有兴趣的是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让我对晚晴史有兴趣的是高阳写的《慈禧全传》,前一本是通俗介绍,后一本压根儿就是小说,正是这两本书带领我登堂入室,是这两个人用他们的人格魅力点亮我进一步求知的路灯啊,说得直白一点,知识获取就是自我价值生产的一种方式,这种生产和其他生产一样,低成本高效率才是王道啊!今天你回复“通俗”两个字给你看文章。

    

    日本,永远在中国与西方之间

    作者:王彬彬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aesth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知识拆迁队”刘飞拆迁自《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

    罗胖曰:

    比如那个著名的字——“搞”。

    这个字不见于古汉语,被大规模使用还是五四之后的事情。

    它的语义包括:做,干,办,弄,进行,生产,拟定,玩弄。。。。

    它几乎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万能动词,且经常含有一种淫邪粗鄙的意味。

    所以,莫怪日本人。文化大转型时代,别人不来糟蹋汉语,自己人也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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