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我的香港,我的台湾2014.7.5

    罗胖:

    文学界有句话叫痛苦出诗人,很多大诗人都混的不好,混不好就痛苦啊,痛苦就喊啊,喊的漂亮就是好诗了。有人说诗人好比是母鸡,母鸡下蛋的时候不是要喊咯咯哒嘛?那下第一个蛋的时候那是真疼啊!于是这一生就喊的最响亮。那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诗人越痛苦创造力就越强大呢?我倒是觉得不对,在传统社会中,有创造力的人被边缘化的时候,一边是很痛苦,一边还有能力写出好诗。但是这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像唐代的王维,宋代的王安石这样,官当得又大,诗做的又好的人其实也不少,培养自己的创造力是根本,很多人问:互联网时代是不是一定能给普通人、边缘人创造机会呢?答案是不一定,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来说却是如此,但是对于没有创造力的人来说,还是没机会啊!今天你回复“边缘”两个字给你看文章。

    

    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作者:龙应台

    香港:“边陲”的力量

    为什么会说“我的香港”?我在香港总共居住了九年的时间。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都会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它有一种开放、开阔、包容的力量,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在这里,我认识到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点”,它是所谓“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足,鞭长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强大的帝国主义往外推的过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现代化带了进来。

    因为是边陲体系,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怎么说呢?你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血流千里,十几年的时间内,生灵涂炭。能够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这个小小的口袋。逃生门被打开了,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又回去;戊戌政变时,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经过逃生门进来;辛亥革命时,人到哪里去─逃生门又打开了;1949年内战时,短短的时间内170万人涌了进来;“文革”的时候,在河里、海边都捞得到尸体的那个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门在这里。

    主体地区的灾难,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过香港这个“逃生门”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当然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也留下许多东西:资金、文化经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将近两百年了,香港就接受这样的灌溉,不断地成长。

    台湾:宁静的力量

    台湾不是一个“逃生门”,反而是一个让你想留下来的地方。它的强项与弱项跟香港非常不一样。

    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地过日子。它的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

    但是你一打开台湾电视看新闻的话,我刚刚说的全部被推翻了。你打开电视,看到那个四方盒子里所传达给你的讯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击,一天到晚都是冲突、矛盾、对立、批判与高度的不信任。

    怎么讲呢?电视所呈现的,它的本质是趋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可别相信泡沫下面没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见得看得到。

    举个例子,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整个文化部门可以说是人仰马翻,我跟我的次长、所有的司长们全程都在面对“立法院”对于我们明年度的预算审查。上礼拜的某一天,如果当天看电视新闻的话,你看到的会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冲突了,非常激烈的语言,非常尖锐的对立。

    但是我在现场,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半,我们的出版政策,以及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编列的事项的讨论,比如说四亿台币─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过了。通过,并不是“立法委员”闭着眼睛说通过,他们是就每一个细项认真问政策背后的理念和执行方法。我必须告诉他,比如其中500万叫作“圆梦的第一桶金”,台湾现在一共368个乡,其中三分之二连一家书店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是要鼓励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乡,到乡下地方去开一家小书店?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你来跟我们申请,我给你第一桶金,让你回家去开一间书店。

    所以当天在“立法院”的室内通过非常重要的政策,对未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当你打开电视看的时候,只看到吵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都知道,民主是诸多不得已的、坏的选择当中,一个大概不是最坏的选择。在诸多的选择中,华文世界,包括台湾自己,可以试图在台湾一点一滴的实践过程中,培养出一个更敏锐的判别力,判断什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没有静水深流的东西。

    温柔如水的力量

    不久前,我去南投仁爱乡的亲爱小学,为什么去?文化部门所属有一个国立交响乐团,我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下乡;但是在我鼓励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了。原住民乡有很多问题,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年轻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妈妈、老爷爷去照顾小孩。我们的音乐家定期去小学,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管弦乐团,教他们爱上音乐。小学里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不到三十岁,教美劳课。他让孩子们从四年级开始,从一块木头开始,学习做一把小提琴,从头做起,从模到切、从砍到刻,两年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六年级毕业时,他带着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学,走向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特别去看这所小学,是去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做更多的底层服务,去鼓励小学的老师说你可以用这种文化陶养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孩子。

    最后我想说,台湾与香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但是边陲有边陲的优势,边陲有边陲的自由,边陲有边陲可以做出的独特的贡献。我们这几年常常用一个词“soft power”(编者注:指软实力),我相信soft power这两个字真正的重点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点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台湾可以在将来做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彼此的对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为soft power告诉我们的是:正因为是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更长更远。

    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大叙述可以提供的另类的帮助与刺激。

    本文由知识拆迁队成员周南谊 推荐。

    罗胖

    凯文·凯利反复强调,未来的创新都产生在边缘地带。

    为啥?我的理解是——

    1.边缘地带逻辑模糊,易于和其他领域产生混搭。

    2.边缘地带存量稀少、资源匮乏,具有天然的创新气质。

    3.边缘地带潜滋暗长,不容易吸引老大的注意力。一旦大成,老大们悔之晚矣。

    4.边缘地带聚集了大批的“中心逃亡者”,他们是胆大包天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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