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2013年第23期：击溃牛顿的钟表匠.mp3
欢迎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波澜壮阔的关于创新的故事，在正式说故事之前让我们回到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发生在1707年，十八世纪的早期，话说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肖维尔爵士领导着他的舰队，五艘船，在地中海刚刚打赢了法国舰队，一场非常漂亮的海仗，打完了，得胜还朝。
那么十二月二十二号这一天，这个舰队就走到了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边的洋面，但是一场大雾让整个舰队失去了航向，当天晚上十点多钟舰队进入了一个地带，这个地带现在在地图上还可以查到，叫锡利群岛，就在大不列颠群岛那个靴子尖外面那个地方。
所有有经验的当时的航海家都知道，一个舰队一旦走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就跟踏入地狱之门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群岛里面饱含了各种各样的暗礁，果然，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也就是在几分钟里，五艘舰队有四艘船当时就沉掉了，一千多名海员被淹死。
当然这个舰队的指挥官肖维尔爵士非常幸运，他被海浪冲到了岸上，但是他也非常倒霉，发现他的第一个妇女看，诶，这儿有一个人穿的还不错，然后她就发现他手上有一个绿宝石的戒指，这个女人二话没说就把他弄死了。
这个事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这个女人临死的时候跟自己的牧师忏悔，说30年前啊，我弄死一个人，你看这戒指还在这儿，所以这个事才真相大白。
但是今天我主要不是想跟各位讲肖维尔爵士的悲剧，而是这场海难发生之前几个小时的事情，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船上的一个船员向他报告，说我们可能走错方向了，我们可能正在偏离我们原定的航道。
听到这番话之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肖维尔爵士下令立即把这个船员处死，在甲板上执行了绞刑，诶，觉得好奇怪啊，怎么会这么粗鲁呢？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海军条例的规定，任何人只要越级向自己的上司，尤其是船长去报告关于船的位置的信息，就按叛乱罪当时就处死，这件事没有什么可废话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条例呢？原因是当时的航海技术导致任何船只，任何船长在茫茫的大洋上行使的时候心里都是没数的，我到底在哪？不知道！
所以整个船上所有船员的性命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船长的经验，甚至他的经验也没有什么依据，说得更直白一点吧！靠的是船长的直觉，而一个人当他靠直觉进行判断的时候，旁边七嘴八舌，就像那个没主意的女孩，一旦来到秀水街这种地方，旁边女伴一说这件好看那件好看，一会儿就糊涂了。
所以当时在英国的海军当中这是一个惯例，就是当船长在判断位置的时候，谁都别废话，废话就是死，结果这个海员就这样被处死掉，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在十八世纪初年当时的航海技术导致，因为当时航海的需求非常大，因为整个美洲殖民地已经开拓了嘛，整个每年从欧洲到美洲，即使只是英国一家，每年就有三百多艘船在那儿航行，但是没有人能够判断出自己的准确位置。
要知道在大洋上航行判断位置，大家都知道是两个维度，第一个是纬度，第二个是经度，纬度很好判断，一个有经验的船长根据自己的季节然后每天判断太阳升起的高度，然后用一些简单的仪器一测，这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也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啊！
据说，我看到的资料，就是在那种后象限仪发明之前，二十个船长就有十九个都是因为天天盯着太阳变成了独眼龙，所以我们在有些海盗电影里面看到那些船长都是独眼龙，戴一个那个，你总觉得这是海盗被人戳瞎的，不是，是因为长年观察太阳，一只眼睛视力受损。
当然后来发明了一种后象限仪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度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你看纬度它是自然形成的，0度就是赤道嘛，90度就是南北极嘛，这是天然的，可是经度，你说哪是0度？哪是90度？你可以随便定，实际上一直到很迟很迟甚至到二十世纪的时候法国人都不服，说凭什么格林威治天文台那叫0度啊？应该法国巴黎呀！
据说后来还有伊斯兰学者认为，经度应该把零度定在哪？麦加，那是圣地啊！那是人类的中心啊，定在那，这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事情，好，不管哪里是0度吧！你在茫茫的大洋上航行，你怎么知道你行经到多少度？
解决这个问题的原理呢，其实特别简单，实际就是个时间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以格林威治时间，说这儿是0度，那大家都知道地球360度，那么一天24小时，所以你行经到哪，每走十五个经度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差，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所以怎么搞清楚经度呢？很简单，就是知道格林尼治时间现在是几点，然后知道我们同时现在是几点，一减这个时差然后乘以15，就知道我们现在差了多少度，原理就这么简单。
可问题是，老天爷啊！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差呢？一旦我到了茫茫大洋之上我已经看不见英国的海岸线了，我怎么知道格林尼治时间是多少呢？有人说那不废话吗？戴块表啊！对啊，当时哪有那么好的表呢？这就是问题啊！
所以怎么知道时间，怎么知道经度的测定，这已经几乎成为折磨欧洲人几百年的一个大难题，没有靠谱的测定方法会导致什么情况？你看啊，当时的航海，第一，就会使很多的船长，几乎是靠运气，比如我们当年知道的什么哥伦布啊！达迦马啊！麦哲伦啊！这些基本都是靠运气，如果他达到他的航海目标的话。
可是一旦你要靠运气的话，你在海上漂泊的时间就不确定，而在海上漂泊的时间不确定，船员的身体以及整个的后勤储备，什么都会出问题，比如说当时海员就极容易得一种病叫坏血病，现在知道了，其实就是维生素c缺乏。
后来在17473年著名的库克船长，就用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德国泡菜，就是泡菜带上船，基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就主要用柠檬汁，橙汁啊这些，就是吃一点水果蔬菜嘛，就解决了，但当时坏血病对于航海家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只要是超过一定的时间，你在船上在海上漂泊，那船员都会得坏血病，浑身到处都出血，然后内脏坏死，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海盗，你想，在没有办法判断经度的时候，所有的船只好顺着一个纬度走，你不敢偏离自己的航向啊！所以只好顺着一个纬度走，所以这条航线就变成了特别繁忙的航线，所以那海盗船就方便了，我就呆这儿等着呗！一看你落了单我就扑上去把你弄死，所以当时所有的以航海为主要的国力象征的这些国家，什么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非常头疼这个问题。
无数的航海家因为这个问题葬身海底，无数的船员因为不能准时的抵达自己的登陆港口而被坏血病折磨，当时人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这种办法后来发现都不靠谱，比如说当时欧洲人，那个时候还是中世纪嘛，就觉得巫术还在起作用。
比如说他们觉得发明一种药粉，这个药粉叫怜悯药粉，他们觉得这个药粉，比如说拿一把刀杀了人，捅了人一刀，然后再把药粉放在这个刀上，诶，那个伤口就能愈合，这是当时很多巫师干的事儿。
后来他们发现如果有这样的作用可不可以这么干？我们先弄几条狗，给这狗都捅一刀，然后把它弄伤，然后让狗上船，然后船就走，然后他们在这边每到中午十二点准时的时候就往这刀上撒一点这个药粉，诶，那狗在那头它不就疼吗？它就叫，所以这船上的人就知道，哦，现在是格林尼治时间中午十二点，然后跟自己的这个时间一对，就知道自己的经度了，你看想这种主意不靠谱。
还有人就提出来，说这样，我们干脆每隔几百海里我们就弄一艘船，这个船呢每隔一小时就往天空中打炮，打类似于信号弹那种东西，这样就会让整个这个航线上所有的窗船都能根据这个信号弹来调准自己的时间。
你听着这个想法好像还很宏大，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人发明烽火台那个概念，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实施，不说别的，说这个耗资多大，就说在大西洋当中，你去把船停在一个位置，当时的技术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大西洋的海底太深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在大西洋的中途去抛猫啊？就这一点简单的技术都没有办法突破。
那怎么办呢？到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天空，天空那么多星辰日月，它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钟表，随着时间的不同，天空上的星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诶，那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张表，这张表能够告诉我们伦敦现在星象什么样，然后你行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头顶的星空会有什么变化，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再一对一测算，这不就可以测算出经度吗？所以这种方法称之为星象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手表或者说钟，就是要造一个靠谱的钟，把它弄上船，这样我就有一块钟就对准伦敦格林尼治时间，然后当地的时间，两块表一对就知道差多少，这是两条不同的技术路径。
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七世纪一百多年的过程当中，人类都在为这个事情苦恼，那么这两种方法最后谁得胜了呢？
在茫茫的大洋上如何为一只船只定位它的位置找到它准确的经度，这个问题折磨了欧洲人好几百年，而最早折磨的呢，还不是英国人，是西班牙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人哥伦布开创了大航海时代，然后西班牙的舰队一时是称霸大洋的，好了，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叫菲利普三世，他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干脆悬赏。
那最早去冲刺这个赏金的是谁呢？著名的当时的科学家伽利略，伽利略两个办法他都想了，一个是钟表法，大家都知道其实钟表那个钟摆就是伽利略发明的，当然他后来发现这不靠谱，然后就又转头去向星空要他的时间。
他就发现木星有五个卫星，这五个卫星的出没在地球上能够观测到的时间点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无论在大洋哪个位置，我只要是观察这五个木星的卫星，看它出没的规律，我就可以定下时间啊！他就想了这个办法，他甚至做了一个东西叫赛拉通，这东西有点像一个防毒面具，就是一个船员，再戴上那个东西，然后一只眼睛可以瞄准木星，因为木星比较亮，然后另外一只眼就能够通过一个孔能看到卫星。
可是这个赛拉通说实话在陆地上还比较好用，但是一到船上根本不可能，船是颠波的呀！在茫茫的星空中找那么像微尘一样的点，然后试图通过一个小孔把它定位框住，这怎么可能有操作性呢？
按当时的人来讲，就是船员的心跳都可能使那个卫星的小点儿跑出我们的视距，所以这个问题虽然从理论上伽利略找到了方案，但是没有解决方案，没有解决方法。
我们再回头说这个钟表法，这又说到1714年，就是我们前面刚开始说的1707年那一场肖维尔海军上将的大海难之后的几年，因为英国人觉得这太可怕了，我们是个要靠海洋立国的国家啊，一个舰队就这么报销掉了，而且就在家门口啊！还不是在什么美洲，大西洋上，就在家门口就完蛋了，这怎么行！
所以整个英国上下就把这件事情几乎当做天字号的事情，一定要把它解决掉，后来国王就说，那我们也学菲利普三世，我们也悬赏吧！然后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老科学家牛顿，艾萨克牛顿。
牛顿就做了一个报告，据说那天他显得特别疲惫，他开篇就讲到了这个钟表法，但是他讲钟表法的意思是说这个玩意儿不靠谱，而且他在那篇讲话当中也透出这个含义，说不仅我们这代人不靠谱，可能靠谱的钟表以后都发明不出来。
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钟表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匠人来说它是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技艺，我们知道像利玛窦到中国的明朝给皇帝就献了钟表啊！我们清宫里还摆了很多那种西洋进贡的钟表啊！这不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吗？
对，可是你要知道，那些成熟的钟表都是在陆地上的，是摆那不动的，一到船上，你想至少得发生两种情况，第一，船上的颠簸会让钟表的走时变得不准，第二，寒暑，如果它实在热带装船，然后往北开，一下子热胀冷缩就不对了，然后让它那个钟表的润滑油，润滑剂什么东西的物理性状都发生了变化，都会影响这个钟表的走时。
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我们不走太远的路，就从英国然后到达美洲然后返航，到达的路上大概走多少天呢？40天，那么如果需要精确地测定经度的话，那么需要这个表精准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误差不超过三秒，必须精到这个份上，而当时所有的钟表都不可能在海洋在船上的那种环境下达到这种精度。
所以牛顿说这件事情几乎就不可能，好吧！你说不可能，但是有一个民间人士，他叫哈里森，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这个人实际上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钟表匠？错！不是钟表匠，一个木匠，从来没做过钟表，他就是生活在农村里的一个木匠。
然后呢？这个人比较喜欢机械，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为他周围的那些教堂做过一个钟，而且这个钟的原理，因为他不懂嘛，不懂的人他就容易想出一些歪点子，他想出了一种根本就不用齿轮的一种钟，教堂的那种大钟，做了还挺准。
然后他又想到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当时他不是用钟摆，而是用一种叫考加，具体技术咱们就不说了，他发明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一种叫蚱蜢擒纵系统，他觉得他这个钟是不错的，所以他说要不我去冲刺一下这个奖金？
他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是1730年，要知道这笔奖金是很多的呀！当时英国国王设置这个奖金是两万英镑，你听着好像两万英镑不多，要知道在当时两万英镑兑换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1800万美金，换成人民币大概一个亿左右，这是一笔巨款，只要你解决经度问题，这笔钱就发给你。
而且英国国王专门为这件事情成立了一个经度委员会，在科学史上这家经度委员会其实是政府资助民间科学研究的第一个案例，这个经度委员会存在了一百多年，所以当时这个木匠哈里森说，我能不能去得这个？因为发现我发明这钟表挺准的。
然后1730年这一天，他就去找了英国皇家科学会的会长，谁啊？哈雷，就是著名的那个命名哈雷彗星的，就是他，他当时是经度局的领导人，去找他，哈雷这个人，因为当时这个问题是大难题嘛，所有人提出方案，哈雷就马上接见了他。
一看他的方法，哈雷说，哎呀，我们都不懂，因为所有当时的思路都是集中在星空上靠看天，所以经度委员会的人基本都是天文学家，说你这个钟表匠的事，你这个画的图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懂，说这样吧！你去找伦敦当时最著名的一个钟表匠叫格雷厄姆，你去找他，看他能给你一个什么意见。
所以1730年这一天，哈里森就抱着一堆图纸就找到了格雷厄姆，刚开始这个格雷厄姆因为成名的名家嘛，也不大看得起他，一个木匠，从来没做过钟表，就接见了，但是一看到他的图纸，格雷厄姆觉得靠谱，有戏，然后不仅请他吃了一顿大餐，还打开了自己家的小金库，给了他两百英镑，说不急着还，你就用这个钱，你去造一个这样的钟表，先来试一试。
好了，花了几年时间，这个哈里森就造出了第一款，用自己的字母第一个开头H，H1，这是第一代哈里森的航海钟，就出来了，后来这个故事就变得特别的漫长，甚至是冗长。
在1730年他扣开了哈雷爵士和格雷厄姆的家门，一直到他1759年造出了第四代以他名字字母首字H命名的H4，就是第四代他的航海钟，一共花了29年，这29年里面他一共做了四代钟，吃尽了千辛万苦。
哈里森这个人很有意思，首先他没文化，他后来跟经度局打官司嘛，非常愤怒，然后写了一本小册子，骂国家的经度局，这篇文章第一句话就25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就这么一个人，就基本上没有文字的表达能力，不能说文盲吧！但至少他肯定不是一个顺利的能用文字表达的人，是这么个人。
然后第二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也没什么经验，他根本不是主流钟表行业里的人，更有趣的是你说这个人为什么这辈子要干这个事儿，他为钱，对啊，两万英镑，白花花的银子，白的是银子，黑的是眼珠，他这辈子就靠这个，就奔这个。
其实这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人家伽利略那么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也一辈子就是为了那个菲利普三世的那个奖金嘛，在那拼命的死磕，对吧！这哈里森就是为了钱。
可是你会发现当时的英国的工匠在钱的背后还有两种东西非常有意思，第一，就是工匠精神，最近罗永浩，另一个罗胖，老在讲工匠精神，什么叫工匠精神？哈里森这个人身上体现得就非常明显。
首先他一定要作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刚才我们说他H1一直到H4一共四代做了29年，其中第三代最难，第三代他一共做了十几年，那这十几年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就不断地跑到经度局去，哎呀，你看我这已经比较靠谱了，你再给我拨点款吧！经度局就像挤牙膏一样，好，看你可怜，给你五百英镑，再给五百英镑。
整个这二十几年他就靠这么挤牙膏，最后总共拨给他2500英镑，就靠这个过日子，剩下每天就在自己家里弄这个鬼东西，而且那你说你第一代不就挺好了吗？对，但是他一旦觉得有改进空间，他就会跟经度局申请，说要不你再给点钱，我再重新弄一版，第三代弄了十几年，他把他弟弟都耗死了，最后他儿子给他当助手，一直就在那弄。
当他最终拿到经度局发给他的奖金的时候，已经是1773年，他老人家已经80岁了，所以你说他一个80岁的老人再拿到，抱着一堆银子，还有什么用处吗？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灵魂深处，真的，他是为了钱，可是钱的背后还有一种叫工匠精神的东西。
更有趣的是，你说他为了钱对吧？当时法国人，法国政府就知道他在弄这个科研攻关项目，就去找他，说要不我们给你钱，你把这个技术给我，啊不行，那是不行的，后来法国人说要不这样，我们花五百英镑，你给我看一眼，我什么都不拿走，我也不用你给我讲什么，你就让我看一眼，五百英镑行不行？不行！
你看他为了钱还有民族气节，当然他有民族气节也不耽误他跑到经度局去，你看法国人就找我看一眼，你再给点钱，要不然我就给法国人看，他又拿这个去要挟英国政府，所以特别逗。
这个人你会发现他是一种财迷加上工匠精神，加上爱国主义者，一种非常奇妙的混合，但是可能这种性格恰恰是一个创新者的性格。
所以你以为这几十年间所有英国人都在等着哈里森吗？不是，更主要的判断经度的主战场其实根本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天文学家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伦敦八公里之外的泰晤士河的河口，那个地方有个天文台。
那个天文台干嘛的呀？我们所有人学地理都知道，0度经线通过它，那你以为这个天文台就是测定时间的吗？对，就是测定时间的，可是为什么要设立这个著名的天文台呢，其实当时从十七世纪开始所有的英国人绝大多数都跟艾萨克牛顿一样，他们都认为只有读懂了上帝做的这个钟表，也就是我们的星空，我们才可能找到精确的解决经度问题的答案。
所以格林尼治天文台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堆天文学家，前后大概四五代人，耗尽了自己的心血，都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两条路线之争，最后谁胜出了呢？一会儿再说。
欧洲人为了解决经度问题，两条思路，两种道路的斗争持续了一百多年，一条就是头顶的星空上帝造的那个钟表，第二就是人类造的这个钟表，那么两条道路谁赢了呢？我们先揭晓答案吧！人类造的这个钟表赢了，哈里森赢了。
可是我们从他赢得这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当中，却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人提供一些借鉴的意义，那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才能造就这种惊世骇俗的创新。
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先说第一条，就是有节制的魔鬼，在哈里森制造航海钟的过程当中，谁扮演这个魔鬼角色呢？是当时的天文学家们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叫马斯基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凡人噢，是英国第五任皇家天文官啊！格林威治天文台的馆长。
这个人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一生都把自己的所有的激情，生命，献给了头顶的星空天文学，以至于把他的婚期推迟到54岁才结婚，他就一直看不起哈里森，说你一个破钟表匠，你人类的智慧能跟上帝比吗？我们这叫科学，我们这个多么富有科学的含量啊！你那个东西算什么东西？
所以他一直就是致力于描绘头顶的星表，然后他出版了第一本靠谱的英国海员的星表手册，据说这个手册一直出版到现在，我虽然没见过，但听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也就是每一年出一版，告诉你在什么时间头顶的星空会给你什么样的星象，然后你根据这个，然后用仪器观测，就能定下来现在的时间，就这套方法，他一直在坚持。
当然了，作为竞争者嘛，一个是知识的优越感，他看不起这木匠，另一方面，也有奖金在作祟的作用，所以他经常会给哈里森捣一点儿小乱，比如说哈里森这个表出来了，那就说那你得试验啊！一次试验不行，两次试验啊！这次试验不靠谱再来一次啊！
然后他又会欺负人家哈里森，比如说那我要求你把钟表上交，我要求你把图纸都给我，但是说实话，说这个马斯基林欺负哈里森，我觉得都是小说家笔法，都是后来写《经度》这本书的人叫索贝尔，这个作者，她有意识的，为了强调戏剧性嘛，把马斯基林描述成魔鬼。
其实你去看能够摆得上台面的马斯基林对哈里森的迫害，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我就说最过分的一件吧！就是他有一次说经度局说我们得把你这个钟表给弄走，弄到我们那去，没收。
虽然小说当中这个故事，不是小说啊，书中用的是没收这个字，但其实不是没收，因为当时经度局讲你要我把奖金给你哈里森，你总得把东西给我，而且你得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制造，如果你不告诉我你万一在测试途中死了，然后我们钱又花了，然后这个问题永远迷底是石沉大海，那怎么行呢？就要求他把这个钟上交。
那个哈里森就死活不愿意，后来马斯基林就带着逮捕状到你们家逮捕这个钟，在走的时候呢，运的时候，这个哈里森后来就讲，居然用一个没有减震弹簧的马车来运我的钟，这不成心想把我的钟颠散吗？
据说在哈里森家搬运这个钟的时候，到门口，搬运工人一不小心，咣这个钟掉地下了，哎呀，把这哈里森给心疼的，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说马斯基林迫害他，就这个，哎呀，大家想想这跟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那些学霸们能比吗？
马斯基林可从来没有篡改过哈里森的什么实验记录哦，一些测试数据哦，也从来没有对他进行什么人身上的打击报复，就这么点儿事儿，把他钟摔地下一回，还是不小心，这已经成为马斯基林最大的罪状。
所以你看一个好的创新环境一定是这样，不管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每个人都揣着什么样的心态，在制止别人的创新的时候，这些魔鬼是有节制的，这是创新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应了歌词里的那句话，就是一个创新的国度，必然要允许山谷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个木匠他干的那个不靠谱的活，讲的一种不靠谱的理念，但是当时整个的英国人还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种边缘性的创新，这就说到最后哈里森是怎么在1773年拿到这笔奖金的。
因为经度局啊，一直就说，就想法拖延嘛，这当然有马斯基林的作用，先是做出来，然后说你得测试，测试完了说你得把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原理告诉我们还不行，你还得再做两台，我们得确保你这个东西可以复制，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
哈里森多大了？八十了，一个八十老翁实在最后气得不行，说这样吧，我不跟你们废话了，我直接找国王，找乔治三世，乔治三世正好也是一个天文迷，他在自己院里还搞了一个皇家的御用天文台，然后拿着哈里森的钟表测试，觉得靠谱，后来皇上就说我挺你，给他出了一份实验数据。
这哈里森拿着乔治三世的御用天文台的数据跑到经度局去，经度局说我们不认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上的一种完善，但是你看既有国王的这种重视，也有经度局的讲规则，也有整个英国社会当时对这个事情的重视，最后才让哈里森的这样一个发明释放出它的光辉。
最后哈里森他拿到的这个奖金是谁掏的呢？其实都不是经度局掏的，谁掏的？国王掏的，国王从自己的金库，国王说你别跟他们废话了，这帮经度局的天文学家不可理喻，这样吧！我从自己的金库，最后还欠他一万多英镑，最后国王掏了八千多，说就这样吧！打一折就算结束了。
所以1773年哈里森拿到这笔奖金也不是正式的拿到这笔奖金，但这个故事就是这么结束的，你看这是创新所需要的第二种环境，就是不论你出身何处，整个社会它有一种机制来确保对你的创新成果的认可的公正性。
那创新环境的第三点就是，整个社会，他要对这个创新的种子有一种培育的能力，那具体到这个航海钟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这个航海钟变得便宜，而且可以量产，要知道哈里森这个钟，花2500英镑，花几十年弄出一个这个钟表，后来有人测算一下成本，我的老天爷，五百英镑一个，巨款啊！没有哪个船长买的起的呀！
可是你看马斯基林搞的一套星谱星图，那套东西加上一个象限仪，二十英镑搞定，买本书，拿个小仪器，虽然比较伤眼睛，但毕竟便宜啊！大家知道便宜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量得大，你得技术上可以复制，就考校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所以后来你看，哈里森死了之后，那么他的所有的原理也出版了，当时所有的英国的钟表匠就扑上去进行研发改进，然后量产，随着产量越来越大，那么这款航海钟的价格就从五百英镑最后一只落落落，落到五十英镑左右，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买得起了，而这一点做到是要凭借一个国家总体的制造业的实力的。
所以你看到1815年的时候整个英国，不是整个英国，全世界大概这种航海钟就有五千多个了，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我还记得好像达尔文坐的那个小猎犬号，那个1831年出航去考察的，诞生进化论的那艘船，那个船长，光他一艘船上就带了二十多个，要很多精密计时器，让它们互相之间进行校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见到，价格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量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需求实力，你比如中国，我们都说创新，以为创新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干的事情，错了，创新往往是市场给你提出来的巨大的问题倒逼当时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搞出来的一个成果。
就像拿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中国现在修桥修路修隧道的能力技术一定是世界第一，我不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都知道，为什么？遇到的情况多嘛，再比如说我们中移动，2G的技术，3G可能不行，2G的技术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原因也很简单啊！遇到的情况多嘛，需求量大，需求量大它就会倒逼创新。
故事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你看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发现了什么？当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特别渴望我们拥有创新的时候，我们就得想一想，我们拥有不拥有像哈里森这样的既具备财迷精神，又具备工匠和爱国精神的创新者。
我们具不具备一个对所有边缘性的，当时看起来不靠谱的技术，投以足够关注的社会的宽容的环境。
我们整个的创新的知识系统是不是像马斯基林那样，虽然心怀恶意，但是扮演一个有节制的魔鬼，以及我们的社会能不能为一种创新提供足够的社会配套的能力和足够的需求。
所以不要怪那些科学家，也不要怪中国企业不创新，如果说中国现在有多少创新？或者说距离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创新还有多少距离？我们都不妨想一想，这个故事中呈现的，我刚才说的那个列表。
创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创新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事儿，创新从来也不是一个企业的事儿，他是一个制度的事儿，甚至是一个经济的事儿。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奉献的这个关于经度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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