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2013年第12期：民意真的可信吗.mp3
卡梅伦说我可不敢，英国老百姓多厉害啊，每次我到下议院接受咨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都是一脸口水，如果我胆敢跑到老百姓家去抱孩子，我都知道第二天报纸上会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标题一定是，英国首相昨天用无耻的眼泪骗取选票，而太阳报的标题一定更过分，我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写，他们会写，昨天英国首相和私生子相认!
你看，英国老百姓不愧是有着400多年民主传统的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的政治家就不敢像有些，比如我们中国的台湾那样，政治家去玩弄民意，操纵民意等等，因为他们的老百姓经过训练。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话没错，但是我今天更想说的是，民主是个难东西，虽然它很好，要把那样广袤的，分散的，像一堆土豆一样的老百姓的民意，在广场上狂欢之后，还能聚集起一种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还要通过政治家的手来变成公众政策，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驯化过程。
对，没错，我用的这个词没错，民意需要驯化，不信的话，我们来做一道选择题好了。假设你的面前现在摆了三个政治家，我告诉你他们的基本情况。
第一个人，这个人有点儿迷信，决定政策的时候经常要请教一些算命先生，而且这个人有婚外情，自己还是个老酒鬼，抽烟也没有什么节制，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人上大学的时候吸过鸦片，被他的老板开除过两次，自己也是个老烟鬼，又是个酒鬼。而第三个人呢是个战斗英雄，平生不近女色，也不储私产。
就这么三个人，你说你选谁？但是我告诉你谜底的时候，第一个人是罗斯福，第二个人是丘吉尔，而第三个人是希特勒。
没错，希特勒我们现在都说他独裁啊专制，但是他的独裁，专制可不是枪杆子出的政权，不是靠暴力，他上台可是老百姓用选票，一票一票的把他投上去的。
最关键的一次投票发生在1933年的8月，那个时候兴登堡总统刚死，所以希特勒就发动了一个投票，说你们看，要不要把总统的职权和总理的职权合并变成我一个人呢？换句话说，后面希特勒敢自称元首就是由于这次投票而来。
而在此前已经通过几次投票，德国人已经把大量的政治上的权利，都赋予给纳粹党了。包括军队，在这一年，33年的前面，已经向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宣誓过效忠了。那么33年的8月，这最后一次投票，实际上就决定了德国人是不是要把自己从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一个专制独裁国家。
这就是8月份的这次投票，但是德国人当时面对的选择，要知道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首先，他是一个勇敢的战争英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在战斗当中非常勇敢。而且这个人有不俗的艺术趣味，自己会画两笔画啊，喜欢瓦格钠的音乐，多少还读过一点尼采的哲学，然后这个人还不近女色，不好烟酒，不蓄私产，等等。
如果说希特勒后来的功绩，当然33年还看不到了，但是，随后一段时间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纳粹党的执政，实际上在政治经济上的后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把就把德国人从那种啼饥号寒当中，那种经济危机当中的那种状态给拯救出来，至少解决了800万人左右的失业问题。
而且德国大当时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推出了大众汽车等等，经济上也非常悔辉煌。那么德国老百姓这时候会选谁呢？对，没错，这次投票率90%以上的德国老百姓都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这就是后面所有噩梦的开始。
当然这个噩梦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希特勒当时的政绩，除了政治经济，他甚至做到了连德意志民族最伟大的那个政治家俾斯麦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彻底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合并奥地利。然后又合并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这个苏台德地区因为居住着大量德意志人嘛，等等。
包括撕毁凡尔赛合约，进军莱茵区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次一次的满足了德意志民族人们的希望，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6年之后，1939年，就是这个人，把他们彻底带入了一个民族的恶梦。
所以，民意做决定，是不是一个稳当的方法，这是政治学上一个非常难的话题。美国有两个经济学者，他们就提出了一种叫公共选择理论，这个理论其实讲起来也很简单.
他就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小区，我们业主委员会来投票，决定把这个房子刷成什么颜色，投票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绿色，好，那你觉得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投票吗？其实不会，因为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红色，但是他明明知道红色是不可能赢的，因为喜欢红色的人太少，但是他极端厌恶绿色，那怎么办？他最理性的方式就是把票投给白色。
因为至少不是绿色，他可以接受白色，所以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是白色赢，但是你觉得他能够真正代表了民意吗？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破拆，打开给你看，所有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而投出来的结果，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
其实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民意未必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民意往往是非常简单的，就像法国人勒庞写的那本书叫《乌合之众》，他说广场上欢呼的那些老百姓，他是个非常简单的动物，他只能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情绪，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坏。
在微博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比如你喜不喜欢任志强啊，有的人会非常喜欢，有的人对他破口大骂，通常公众民意只能表现为这样的两种非常极端的判断。
就像我们在做公共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问老百姓说，我们保护水资源好不好啊？我们立法保护水资源，老百姓说好啊，当然好啊，但是你知道，如果立法保护水资源的话，这后面要付出多少成本，老百姓是不会算的。
比如说，水电站我们就不要建了，那就意味着要多用煤啊，你要保护水资源，那么你的管道等等相关的维护费用就会提高啊，这些费用的成本和代价，老百姓在授权的那刹那他是不会去计算的。
所以，政治家往往就是在利用民意的这个特征去玩弄民意，比如说我们发起一次投票，说，是我们多给穷人一些补助好不好啊？大家都是好人嘛，面对这样的议案谁会反对呢？好，投票，赞成，90%通过，好，那第二个议案就出来了，我们多收点税好不好呀？老百姓说凭什么多收我们的税啊，政治家会说，不多收税我们那什么去补贴穷人啊。
那大家要反对多收税，那怎么办呢？这两个议案明显是有内在逻辑冲突的呀，但是民意不管那些，民意只会说，政治家你去解决这些问题，好，政治家玩弄民意的空间就出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的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第二，政府一定会做大，只要在民主制度下，政府一定会找到玩弄民意的空间。
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是个难东西，要驯化民意，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制度设计过程。所以民主建设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耐心。
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或者说一百多年，有民国之后，我们中国人总是把人民这两个字捧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光芒万丈，毛主席阅兵的时候说，人民万岁!人民嘛，那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主体，可是，我们在上面那一段讲过，民意是一个需要驯化的东西。
那今天我们就干脆把人民得罪到底，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如果人民不是由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构成，如果人民的力量没有经过法制的平衡和束缚的话，那么人民很可能会变成洪水猛兽。
我们不妨来谈一个几十年前的案子。1941年的10月份，在上海滩发生了一场血案，这个血案实际上是家庭内部的，上海滩华美大药房老板徐祥荪，有这么两儿子，老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当中的长子的形象，好学，上进，听话，准备继承家业。
而老二呢，是个败家子，典型的，有点像李双江那个儿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然后天天胡乱花钱，总而言之，那天晚上也不知道他们兄弟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总而言之，老二找老大要钱，老大不给，然后一番争吵和撕斗之后，家人再去打开房门一看，老大已经躺在血泊之中，一把利斧劈开了他的脑袋。
那么既然家庭面对这样的惨状，徐祥荪徐大老板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第一直觉反应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老人的反映，说我一共就俩儿子，老大已经没了，我这老二不能再死了，杀人偿命这事儿一命抵一命，我们家就算彻底完了。
于是老头几乎二话没说，首先找人顶罪，然后又买了一具假尸体，总而言之吧，想尽各种办法就把这个事情给遮盖了，然后很多关键的地方也花了封口费，老板嘛，有钱，银子，要知道1941年的上海那是什么时候啊？汪伪政权的统治时期，说白了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的天下也豢养了一些媒体，当时上海滩有一个著名的伪媒体，伪政权的媒体叫《平报》，这种媒体当然是个烂媒体了，还用说嘛，一点儿民族气节没有，但是没有民族气节不妨碍其中的一些媒体人要追逐真相啊，这是媒体人的一种本能啊。
话说有一天，这个报社突然收到了一封没头没尾的匿名信，匿名信上就说，你们老说要报道真相怎么徐家有个杀人案你怎么不报啊？老大就这么横死了？
哎，这个媒体就觉得，闻到味了，然后就开始追踪这件事情，当然了，就跟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实际上一样一样的。那个时候上海滩的媒体又不敢批评日本鬼子，又不敢骂汪伪政权，敢追的可不就是这些富家大户，杀人命案这种事儿嘛？一堆人追上去，很快真相就大白于天下。
那么，汹涌的民意就开始要求处死这家老二，但是徐祥荪也不是吃白饭的，老人家有钱，大老板嘛，四处打点，上下塞银子，最后得出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律师开始跟老二说，你做伪供，你就说你精神病，疯子，然后给法官塞钱，最后果然就以老二是一个精神病人为由把他投入到疯人院，然后这个案子就结了。
但是你想，老百姓民意能善罢甘休吗？于是接着闹，这个事儿怎么就算没完。汪伪政权，他也要脸啊，脸上也有四两肉啊，怎么办？最后司法部长说，这样吧，大家坐下了喝个茶吧，谈判一下，最后就各个方面的人坐下来谈，司法部长说，这样，老二必须死这是前提，只要你们接受老二死，剩下所有什么贪污、受贿、作伪证所有这些事全不追究，行不行？
没办法，这时候徐祥荪的银子也不好使了，最后只能是这样。但是，这个司法部部长还是不放心，说你们法院系统就不要参与这件事情了，执行死刑嘛，很简单，让财政部门，什么叫司财政部门，就是当时的税警部队，让税警部队的人抓到老二，然后把他绞死，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向民意做一个交代，这个案子就算是完了。
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民意，他真的是扮演了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监督法制，然后呼唤公正，这样的角色。但是在这个事情的后半部分，很明显民意扮演的就是，强奸法律，然后制造不公正这样的角色。整个事件当中民意像坐过山车一样翻云覆雨。
我们再从老二这个人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件事情，他冤不冤？具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至今没人知道，只知道杀人，是过失杀人吗？他有没有可以辩护，可以脱罪，可以免死的所有理由，在汹涌的民意面前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没有人关注老二的法律权利，他没有遇到过一个好时代，于是他这条命就这样完蛋了，虽然他是一个败家子儿。
法律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是在民意和公正之间的一个狭缝当中生存的，你不要以为民意就是公正，民意变成公正是需要经过很好的制度设计的，而所有优秀的法律人，或者法官，都是在这个夹缝当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比如说美国著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他一生最著名的习惯就是，他说我从不看报，至于他老人家是不是不看报，其实没人知道。他把这句话宣扬出去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一个法官，我从来不受民意绑架，不管你报纸上写什么，我没看见。所以他天天说，我从不看报。
这又让我想起了法律史上一个特别著名的事件。在1608年的英国，当时英国国一叫詹姆斯一世，有一天在深宫当中突然心血来潮，说最近没什么事，摆架皇宫当中只能搂着爱纪了，我是不是也去审两件案子呢？
你要知道中国皇帝也经常有这个瘾，动不动上朝审两件民间的诉论官司，所谓京控制度嘛。
詹姆斯一世有一天也犯了这个瘾，所以就摆架去了当时的高等法院，在法院门口等就遇到了当时的普通诉讼法庭的最高法官库克。然后詹姆斯一世说，哎呀，我今天想来审两件案子呀。
库克说，算了吧，你还是回去吧，詹姆斯一世就不高兴，说干嘛啊，你觉得我水平低是吧？于是，库克法官就跟他讲了一段法律史上非常著名的话。
说，我知道上帝给了陛下您非常好的天资和非常渊博的知识，这没错，但是您并不懂英国的法律，要知道法院的每一次判决都涉及到公民的财产，生命，不动产，动产，各种各样的权利，而这些权利背后者着一个叫公正的东西，法律审判所需要的理性和知识，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理性和知识，他需要一种人工的理性和知识，这些知识必须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经过长期的训练，才可能获得。
这段话在英国的法律史上几乎像碑文一样的刻在那里，它死活在提醒后世所有的法官，在一般人民普通的判断和汹汹的道德结论之后，还有一个叫正义的东西在，那个东西并不是民意，它需要长期的法制训练，需要非常精密的制度安排，我们才可能获得。
我想西方人也许是有幸的，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有几次民意的教训，无论是最早的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投票判了死型，还是公元33年在耶路撒冷耶稣被一绑暴民判了死刑。
总而言之，西方人知道民意是一件需要驯化的东西，这在我们要在键设民主的中国，这不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提醒吗？
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法国的开心辞典的故事吧。前几年法国有一档电视节目，大概的名字叫"谁能当百万富翁"等等，总而言之是答题的。
有这么一个选手叫亨利，这家伙非常聪明，一路斩关夺将，几乎杀到就快够着那个一百万欧无的大奖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道题，要知道这个比赛的规则是，一溜问题答下来，你必须每道都答对，任何一道答错了，你都完蛋。
那么，他几乎都快到结尾了，这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问他？说，什么星球是围绕着地球的？
这个亨利那么聪明的一个人，突然在现场就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什么星球围绕地球转呢？死活就想不起来，这个时候按照大赛的规则，他有几个选择，第一你可以打电话问朋友，第二可以请现场观众投票，第三可以去除一个错误答案。
这一套我们中国观众都很熟了，我们这个亨利先就选了请现场观众投票。你知道投票的结果是什么吗？
这个问题一共几个选项，什么星球围地球转？第一个先项太阳，第二个选项月亮，第三个选项金星，第四个选项火星。
现场投票的结果，56%的法国现场的观众投给了太阳，2%的人投给了火星。最后这个亨利先生当然就选了太阳围着地球转，然后就跟跟这个一百万元欧元擦身而过。
那么大家会说法国人这水平也太差了，他们居然不知道是月亮围绕绕着地球转吗？后来一调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国人这个民族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公平正义，一个笨蛋，笨到了连什么围绕着地球转都不知道，我们还要给他一百万欧元吗？所以现场观众基本上是以恶作剧起哄的心态，56%的人把票投给了太阳。
其实这就是民意，社会心里学调查当中发现，如果美国人遇到这种情况，美国人通常都会认为，帮别人挣钱是一件好事，所以都会给他正确的答案。
而俄罗斯人基本上他是最痛恨出头鸟的，不管你是太穷还是太富，他都会反对，所以俄罗斯人在不分任何情况下，他都会捣乱，给你一个错误答案。而法国人民则要求公正，一个笨蛋我们就不能让他挣钱!
这个小故事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即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对待民意也要有一份警惕，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周边的人的意见是暗藏着一种恶意在的。
今天们说民意，我们就干脆把民意得罪到底。民意有的时候，不仅不理智，不仅暗藏恶意，而且不负责任。比如说前几年中国有那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孩子叫李启铭，在河北大学撞了一个人，然后非常嚣张的喊出，我爸是李刚。
那么这个词儿就这么出去了，我在俄罗斯人一次反对普京的一次示威游行当中都看，俄罗斯人打出口号，我爸是李刚，普京算个屁!
但事后经过记者的反复调查，这个孩子，基本上，至少没有用那样的态度，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他说过那段话。但是民意就这样发生了，一个人就这样背负了不白之冤，而且他永远没有纠正的机会。
这样的民意我们何处去告它，又何处去诉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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