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人类生来仇外?2014.7.28

    罗胖:

    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个在德国长大的儿子叫安德列,他们母子俩合写过一本书就叫《亲爱的安德列》,因为二战的影响嘛,像安德烈这一辈年轻德国人从小就成长在一个不敢大声说自己是德国人的环境中,甚至都不是很愿意挂国旗。安德列说要是在街上遇到一群英国球迷,在胜利之后大喊大唱什么英国第一,估计大家也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如果有一群德国青年也胆敢这样做,就很容易被指责为纳粹。这代德国青年就是在这样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当中长大的,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了,他们很少受爱国教育宣传的影响,以至于政客想操纵他们这一代德国人,那可就太不容易了!当你能抱着一种对组织对团体甚至是对国家的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很冷静的去分析几乎一切问题了。今天你回复“国家”两个字给你看爱国情绪的心理源头。

    

    1954年,戈尔丁出版了一本寓言式的小说《蝇王》。故事说的是一群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被困在了一个孤岛上。一开始,这群孩子还能够团结在一起,并努力建立起来纪律和秩序。但是,很快,孩子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孩子代表理性和文明,另外一派代表野性与原始。拉尔夫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成了理性派的代表。杰克是唱诗班的大孩子,充满了野兽本性。他把打猎时得到的野猪头插在尖木桩上,逼着其他孩子,像野蛮人一样把脸涂得花花绿绿,跳舞狂欢。在戈尔丁的小说里,野蛮派的孩子逐渐占了上风,两派孩子最终陷入了互相杀戮,整个小岛陷入了恐怖和火海。

    戈尔丁因为这本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蝇王》其实写得非常糟糕。作家本来应该善于观察生活,但戈尔丁在书中写到,上岛之后,大孩子们和大孩子们呆在一起,小孩子和小孩子们呆在一起。任何一个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小孩子是不喜欢和更小的孩子玩的,即使大孩子会欺负他们,他们也要千方百计的和大孩子一起玩。

    不过,戈尔丁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互相友爱的,还是互相仇恨的?

    同样是在1954年,俄克拉何马州大学的几位社会学家做过一个社会试验。他们精心挑选了22个孩子,这些孩子要尽可能地一样:他们都是11岁,都来自新教家庭,都是男孩,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中等;没有戴眼镜的孩子,没有胖得引人注目的孩子,孩子们都没有不良嗜好;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学校,之前互不熟悉。研究者将孩子分成两组,每组11个孩子。一个组叫响尾蛇(Rattlers),一组叫飞鹰(Eagles)。

    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试验的对象,他们以为要参加一个为期三周的夏令营。响尾蛇队和飞鹰队分别坐着不同的公车来到Robbers Cave 国家公园的童子军宿营地。头一周,他们各自活动。到第二周,研究者才告诉他们,还有另一组男孩。这才是试验的真正目的。研究者们想看看,当两组男孩互相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果不出所料,两队男孩看到对方,都本能地产生了敌意。两队男孩也一起打棒球、拔河、玩寻宝游戏,但很快就出现了冲突。当响尾蛇队看到飞鹰队踢球的时候,就想赶他们走。棒球比赛获胜之后,响尾蛇队把自己的旗帜插在球场上,愤怒的飞鹰队员把旗帜撕碎、烧掉。飞鹰队赢了拔河比赛,响尾蛇队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们夜袭飞鹰队的营地,把床掀翻,撕碎蚊帐,抢了一条蓝色的牛仔裤,当他们的新旗帜。飞鹰队的报复是,第二天白天袭击响尾蛇队的营地。要不是研究者干预,局势就会失控,因为孩子们已经带着棍子和球棒倾巢出动了。在研究者劝说之下,他们各自归队,但回去之后,两队都在自己的营地外边挖了壕沟。

    怎么让孩子们和解?研究者告诉男孩,可能有出现了新的敌人,因为营地的水管被人破坏了。他们需要把供水系统修好,得齐心协力,把卡车推上山坡。让这群男孩彼此仇视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之外,出现了“他们”。让这群男孩再度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更厉害的“他们”,所以,所有的男孩都成了“我们”。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和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在团体内部,我们会有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Joshua Greene在《道德部落》(Moral Tribes)一书中谈到,经过长期的进化,我们在策略上能够找到一些促进团队内部合作的方法,甚至潜移默化,成了不言而喻的道德规范。比如,我们会有同情心,懂得关心同伴。我们知道感恩和宽恕。我们培养起了荣誉感和羞耻心。我们会畏惧社会舆论,甚至自处的时候会听到良心的召唤。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部落”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最简单地看,不同的团体,犹如不同的个体一样,会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出现利益的冲突,团体和个体一样,也会有自私的行为。但“部落”之间的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除了自私,我们还会互疑。

    我们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看法可能会不同。心理学家Dov Cohen和Richard Nisbett的一个研究发现,来自美国南方的人们更容易被激怒。这可能是因为南方素以放牧为生,时刻会遇到盗贼,且法律保护不力,因此牛仔们必须得表现得强硬。

    历史学家David Hackett说,美国的南方人“强烈地支持美国的每一次对外战争,不管是为了什么,不管是跟谁开战”。1798年他们帮英国打法国,1812年他们帮法国打英国。他们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支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杜鲁门和约翰逊总统的强硬反苏政策在美国南部受到更多的拥护。

    Nisbett的学生彭凯平和几位同事则研究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受验者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小镇上有很多种族,而且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很深。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起凶杀案,可能是某个种族的激进分子干的。你是地方的治安官。你遇到一个两难选择。一种选择是尽快找到一个替罪羊,告诉大家这事是他干的,这样就能平息众怒。另一种选择是彻底清查,一定要找到真凶,把他绳之以法,但这样会拖延时间,有可能出现全城的暴乱。你如何选择?

    大部分西方背景的受验者会选第二个方案,而大部分东方背景的受验者会选第一种方案,尤其是如果找一个极端分子当替罪羊,不管他是不是真凶,东方人都觉得更容易接受。彭凯平的试验说明,东方人更注重和谐的观念,西方人则是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

    说到这里,你可能认为团体之间最大的冲突是种族之间的冲突,或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并非如此。在长期进化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很少能见到其它种族的人,他们见的最多的是来自山那边的,和他们长得差不多的人。人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是熟悉的陌生人,即从同一个大的团体里面分裂出来的另一个小团体。什叶派最大的敌人是逊尼派。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一支红卫兵。

    所以,即使排除掉宗教、文化和种族的影响,我们仍然会是一个部落主义者。人们的认知模式存在着系统性的偏差。我们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同时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他们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同的“部落”之间的习俗、语言之所以会千差万别,就是为了和其它“部落”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沈阳人会觉得铁岭人讲话很搞笑,而苏州人会觉得杭州人说话真难听。

    Greene借鉴了Kahneman《思维快与慢》一书中的比喻。他认为,我们的道德系统也有两套,一套好比照相机上的自动模式,反应很快,出乎本能,而另一套则好比是手动模式,反应很慢,但可以精雕细琢。他建议,当我们遇到团体内部的合作问题时,大可放心地使用自动模式,因为长期的进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促进合作的道德“本能”。但当我们发现要处理的是和其它群体的关系时,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很可能会陷入部落偏见。

    人类并非生而自私,但我们生来都是仇外的。即使时时警醒,我们都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离悬崖已经只有一线的距离,更何况如何我们毫不克制、信马由缰呢?

    用户 Yang Jianzheng 摘自FT中文网。

    罗胖曰

    我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取笑过那些一提到收复钓鱼岛就莫名亢奋的青年人。

    这不是什么观点冲突。

    这只是我在利用他们的“正常”反应来提醒自己——

    1,对任何集体的归属感都是危险的。包括家庭、包括身份、包括伟大民族。

    2,对任何他人的愤怒感都是丑陋的。包括敌人、包括仇家、包括道德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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