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谁骗了纪晓岚,谁骗了你?2014.8.28

     罗胖:

    很多人都会偶尔怀念工业化之前的所谓田园生活,其实他们不知道哈,那意味着今天的人完全不能忍受的匮乏和穷困,但是还是有人说:那个时候人是穷点,但是人情关系简单纯朴,没有假冒伪劣地沟油啊。其实这个想法也很幼稚,现代化之前人都是生活在某个小共同体当中,或者是困守在某个身份证当中,一旦出了这个共同体的范围,人和人之间就又都回到了野兽的状态啊。比如说中国古代就有一句话叫: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说白了就是那些为外地人服务的行业,通常都是坑人的行业,只有在现代化的条件下,陌生人之间才有的远距离协作的可能,而且还发展出成熟的法律制度和契约精神来确保这种协作。今天你回复“欺骗”两个字给你看一个例子,他会告诉你农耕时代的商业一点也不比今天美好。

    

    吴思

    读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故事。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大才子,四库全书的主编,他记载的这几件发生在北京的旧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

    一件事是纪晓岚买罗小华墨。我不懂墨,不知道这个牌子有多么响亮,想必当时是很出名的。这墨看上去“漆匣黯敝,真旧物也”,可是买回去一用,居然是泥砖的,染以黑色,还带了一层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纪晓岚骗了。

    另一件事是买蜡烛。纪晓岚赶考,买了几支蜡烛,回到寓所怎么也点不着,仔细一看,原来也是泥做的,外面涂了层羊脂。

    纪晓岚的从兄万周,一天晚上见灯下有吆喝卖烤鸭的,买了一只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这鸭子的肉已被吃尽,只剩下鸭头、鸭脖子、鸭脚和—副完整的骨架。骨架里搪上泥,外面糊上纸,染成烤鸭的颜色,再涂上油,灯下难分真假。

    纪晓岚家的奴仆曾以二千钱买了一双皮靴。自以为买合适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穿着皮靴出门,光着脚回来了。原来那靴子的腰是乌油高丽纸做的,靴子底则是破棉花粘糊的。

    讲了这几个假货的故事之后,纪晓岚又讲了两个更难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说来话长,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这些年我们老说假货泛滥,以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似乎过去就没假货,至少是没有那么多假货,看来这是偏见。实际上,制造和贩卖假货的技艺高超、历史久远,假货的普及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测一番。就说那做烤鸭的,肯花如工艺品一般精细的做工,再搭上等鱼上钩的时间和被人识破打一顿的风险,只为了赚一只烤鸭的价钱,这种高成本低收入的买卖,当今还有几个人肯做?为了这点小钱尚且有人费心费力地制假贩假,更多更大的机会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这恐怕也是当时人生之艰难和资源之贫乏所决定的。这一点,现在应该是有所改善了。

    另外还应该提一下商业方面的“制度安排”。纪晓岚提到的那几件假货,显然都是在地摊买的。当时似乎还没发明百货商场。本世纪北京人闹起来的的东安市场,直到文革前还类似一个地摊汇集,并非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西方人发明的百货商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不用顾客花很多时间满世界地寻找他要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卖主的等待时间。在百货商场里卖假货,更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麻烦。因此沾新制度的光,如今的北京人在大大小小的百货店里买东西,比当年纪晓岚在地摊上买东西的风险小多了。

    如今人们都觉得假货泛滥,恐怕也有之前国营背景衬托的,国营商店的盈利是国家的,亏损也是国家的,职工们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冒险卖假货。国有企业也犯不上为了国家的利益生产假货。这种缺乏激励的机制也抑制了假货二三十年。后来忽然放开,假货也忽然冒了出来,大家便觉得假货特别的多。另外,假货的标准也比古时候严格多了,古时候没那么多的名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不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名牌就难免有冒牌货。譬如“王麻子剪刀店”就有“老王麻子剪刀店”和“真老王麻子剪刀店”及“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之类的竞争者。李逵碰到过李鬼,孙悟空遇到过六耳猕猴。

    说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了。美国的假货并不少见。我在美国街头的许多地摊上见过劳力士表,外观极其漂亮。问价,才二三十个美元。我笑道:“假的吧?”对方也笑笑:“你看看价钱呀。“我在美国街头还遇到过推销瑞士军官刀的。在纽约的百货商店里,瑞士军官的多功能刀卖三十多美元,而街头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同样的刀,吆喝着只卖三美元。

    我猜想,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地域和民族,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

    知识拆迁队 赵宏 读《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分享,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胖曰:

    十多年前,俺在农贸市场见过卖假黄豆的。

    豆子是用黄泥搓出来的,这个很好办。

    难题在于黄豆上的那个小黑点。据说是用钢笔水一个一个点出来的。

    我当时抓狂地仰天长叹——

    靠!费这么大功夫,才做这么点恶。看来恶人中也有笨蛋啊。

    所以,在吴思先生讲的“商业制度”问题之外,“没文化”也确实是症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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