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智慧与国学2014.11.20

     罗胖:

    昨天一位企业的老总告诉我,他有一个观察:如果一个企业家是一个理论大师,什么都有一套解释,逻辑还特别zi qiang(自戕?),那这个企业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原因很简单:没有缺口了嘛。所谓企业,就是一个协作型的组织体,它的效能一定是来自于每一个个体的创造性啊。老板要是能把一切都说的清清楚楚,那员工只剩下执行的份了。时间一长,这个企业组织的创造性就很快被摧毁掉了。所以啊,这位老总还告诉我:老板下指令,有的时候话不能说的太清楚,要留下缺口,让底下人去猜,猜不到你真实的意思呢,他就会调动自己的创造性来弥补这个缺口。对于好的创造性结果,老板要保留事后追认的权威。你看,老板显得笨的时候未必是真笨哦,也许不过是留个缺口。不过这个时候员工的机会也就来了嘛。今天你回复“缺口”两个字给你看篇文章。

    

    王小波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了“相对论”和“湍流”两道难题。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超级智慧比作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

    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感谢 YUN、张立人 等几位用户帮我们找到了这篇文章。

    罗胖曰:

    我当年在电视台学编片子的时候,师傅告诉我——

    “如果一段片子编得特别顺,那肯定是出问题了。你该去找个旁人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的工作中,我一直保持这个思维习惯——

    如果对于一个问题,我有完整、坚信且简单的答案,那一定是有问题了。

    要么,某个逻辑环节出了问题。

    要么,看问题的视野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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