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都是权力教育的后果2015.3.11
罗胖：
昨天我们说到，陈丹青先生说啊，美术界之所以如此注重素描，是应试教育的一个结果。这一点说很深哈!比如说学英语吧，如果你真的在美国生活，你就会知道，英语最重要的不是语法呀，而是单词量啊!你只要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说，语法对不对其实完全没关系，不阻碍交流的呀!可是为什么当英语成了应试教育的一门课程的时候，语法反而显得就比单词量要重要了咧？这是因为啊，应试教育是以考试为中心的嘛，考试就必须分出三六九等啊!就必须要能够在一定的知识负担下，把学生的成绩拉开差距啊!这个时候，像知识里的数学啊，英语里的语法呀，美术里的素描啊，就能够派上用场，他们就是能够起到这个把成绩拉开差距的作用啊!教育是为了知识的应用，而应试教育则会把知识的应用扭曲为知识的军备竞赛啊。今天您回复“知识”两个字，给你看文章。
许智博
在2000年回国之前，画家陈丹青并未料想到“英语”会对他构成困扰；自从8年前他从清华大学辞职后，几乎不再谈论“英语考试”话题。不过，作为“炮轰”英语考试制度的第一人，他至今仍对应试教育感到绝望：“十多年了，讲了根本没用嘛，巍然不动。”
2000年，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博导。当年报考博士生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围，但因外语不过关全部落榜。为陈丹青首次招生不致落空，校方特意让五位考生转以“访问学者”名义入学。然而一年后，5名“学者”再次因为英语分数不过线离开清华；同年，二十多名投考陈丹青画室硕士生的考生无一人通过英语和政治考试。
“我完全疯了!”陈丹青回忆道，“这还不如‘文革’后我上学那会儿啊!”当年年底，他在上海《艺术世界》专栏上以四千多字长文“痛骂”艺术教育的英语考试制度，题为《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这是国内第一篇痛陈英语考试制荒谬而误人的文章，立即被不少大学生复印放大后，贴在校园里。
“19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袁运开甚至亲自到上海教育局力争，并和教育部交涉，恳请对业务人员的英语考核适度放宽，让他们以后再补，那时也还有通融的余地。”陈丹青说，“我回来后，不可能了，完全不能通融，跟律法一样严厉。所有教员为之困扰20多年，居然没人叫一声，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硬杠杠，休想动。”
2002年，青岛女孩吴雯投考陈丹青的研究生，专业第一，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她花整年的时间在京租房，日日专攻英语和政治，翌年再考，英语仍差一分，被断然拒绝。
2004年，吴雯去伦敦自费留学，毫无悬念考入当地艺术学院研究生，之后两年给陈丹青的电邮全是英文，“远远超过我的英文书写”。
2003年年底，当三位本科生决定报考他的研究生后，他辛辣地写道：“弃置画笔，春夏秋冬专攻外语和政治，预备投考研究生，此乃当今所有文艺壮丁的青春修行。我预祝他们成功，等着他们失败。”
就这样，仅仅因为英语考试，陈丹青4年没招到一个研究生。2004年10月，他向校方清华提出辞呈，迅即引发全社会对于英语考试和英语教育的大规模质疑。
“我观察他们怎么教英文，发现一切的一切只为考试。我父亲和孙复初教授启发了我：英语教学越规范，越可怕。灵活的、有智慧的、能够带来热情的、曾经非常有效的英语教学，消失很久了，一切让位给考试。被英语考试毁灭的不仅是落榜学生，而是首先毁灭了英语教育本身!这样的制度让你痛恨英语，因为最后，你学来那点可怜的英语，全部还给考试。”
尽管任教期间，陈丹青不停地“疯狂叫嚣”，但体制却毫无回应。更让他感到心寒的是学生的态度，辞职两年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他参加一期辩论“英语四、六级该不该废除”。好几位咄咄逼人的女同学坚决支持考试制，称高校应该“培养人民的艺术家”，而非“招民间艺人”，这样“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才能更加崛起”。陈丹青说他当时气得无法开口说话，最后只能委婉地说：“这是社论语言，不是年轻人的语言。”
“这已不是外语教育问题，而是权力教育的后果。”他说，“你什么都不能做，做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有权力，很简单。”
所以当陈丹青得知“三年内高考取消英语”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原因导致教育部出台这个政策。哪个部门、哪个官员、通过哪一级批准，这种政策才会出台？才能实现？目前没有人确知理由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取消之后，外语教育怎么教？”
“我不乐观。英语教材改不改？教学方式换不换？替代方案、后续措施是什么？是否更合理？各校第一线教师是否知情？是否同意？只要这些不清楚、不改变，英语教学的无效性和荒谬性，不会改变。我看不到英语教学废除强制性考试，或降低考试门槛后，短期内会有良性转变。”
他的语气仍和多年前一样冷静而无奈：“绝不仅仅在教育领域，在所有领域，总是有一个粗暴的、荒谬的、明显不奏效的政策，无视下情，罔顾规律，强行实施很久很久，非得到两三代人给废了、耽误了、扭曲了，非得整个情况早已无可挽回，这才出台另一个同样轻率、同样极端，尤其是，同样傲慢的政策，用来废除上一个政策。总是这样的：用一个错误代替另一个错误。”
本文作者许智博，转引自《南方人物周刊》。
罗胖曰：
在西方社会，上帝走了之后——
替代为“精英—大众”的社会结构。
在中国社会，皇上走了之后——
替代为“领导—群众”的社会结构。
无节制的权力仍然健在。
所以，很多微观的不合理现象只是替罪羊。
或者是一个对权力的“制衡器”。
比如应试教育中的英语。
假设一下，英语考试取消了，艺术招生就得救了？
条子会来，人情会来，权力会来。
那时候，反而会有人怀念那——
六亲不认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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