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世界从不美好,世界只在平衡之中2015.4.10
罗胖：
前两天我们发布了一个叫“甲方闭嘴”的活动，我们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创业公司的狂欢，至于大企业嘛？反正他们流程长、反应慢，所以干脆就做了一个72小时的限时，把那些恐龙排出在外得了。一共只有25个名额，但是三天报了1500多家企业，其中什么企业都有，甚至还有三家寺庙。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啊，几乎所有风口上的大企业，你能想到的几乎都报名了，有一家著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甚至让旗下所有的业务板块都报名。我们承诺过哈，不泄露这份名单，也不干涉广告人的选择，所以只好暂时保密。让广告人们静静的想，仔细的选。我们的感慨是，2015年的大企业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大企业了，互联网对商业世界的观念洗礼，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世界从不完美，而世界总在形成新的平衡。那今天您回复“平衡”两个字给你看一篇精彩的文章。
熊秉元
几十年之后，也许在一年当中的某一天里，晚间电视新闻的最后一小段“历史上的今天”时，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火灾过后的景象；旁白的字幕是简单的几个字：台中市卫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夺去64条人命。
对于死难者的家属亲友而言，不论时间多么久远，可能心情上永远有思之凄楚的感怀；不过，对于社会上其他的人而言，随着时间的消逝，也许比较容易略去情怀上的起伏而思索这个不幸事件的意义……
在大火之前，早就有各种相关的法令：营业场所和住宅区的划分、餐饮业的安全消防设施等等；政府各主管机关也有层层检查和处分的程序。不过，法令规定是一回事，人实际上的做法是另一回事。
对业者而言，要在装潢上符合各种规定所费不赀，而且增加营业成本；不妨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区域，然后利用一(小)部分省下来的钱去疏通环节。万一真的违规受罚，总可以找到民意代表出面。
对民意代表而言，为了照顾选民以维护选票，当然会义不容辞地出面说情。
对行政官僚而言，预算操在民意代表手里，在小地方“情理兼顾”自然是利人利己。
因此，在这个由业者、民意代表、行政部门官僚所组成的“生态体系”里，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规规矩矩地“照规定来”。这种现象，再加上一般消费者在承平日子里不容易有警觉之心，就刚好因循渐渍而形成一种“危险的均衡”——实际的执法水平可能只及法令规章的60%!
罗胖：
前两天我们发布了一个叫“甲方闭嘴”的活动，我们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创业公司的狂欢，至于大企业嘛？反正他们流程长、反应慢，所以干脆就做了一个72小时的限时，把那些恐龙排出在外得了。一共只有25个名额，但是三天报了1500多家企业，其中什么企业都有，甚至还有三家寺庙。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啊，几乎所有风口上的大企业，你能想到的几乎都报名了，有一家著名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甚至让旗下所有的业务板块都报名。我们承诺过哈，不泄露这份名单，也不干涉广告人的选择，所以只好暂时保密。让广告人们静静的想，仔细的选。我们的感慨是，2015年的大企业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大企业了，互联网对商业世界的观念洗礼，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世界从不完美，而世界总在形成新的平衡。那今天您回复“平衡”两个字给你看一篇精彩的文章。
熊秉元
几十年之后，也许在一年当中的某一天里，晚间电视新闻的最后一小段“历史上的今天”时，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火灾过后的景象；旁白的字幕是简单的几个字：台中市卫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夺去64条人命。
对于死难者的家属亲友而言，不论时间多么久远，可能心情上永远有思之凄楚的感怀；不过，对于社会上其他的人而言，随着时间的消逝，也许比较容易略去情怀上的起伏而思索这个不幸事件的意义……
在大火之前，早就有各种相关的法令：营业场所和住宅区的划分、餐饮业的安全消防设施等等；政府各主管机关也有层层检查和处分的程序。不过，法令规定是一回事，人实际上的做法是另一回事。
对业者而言，要在装潢上符合各种规定所费不赀，而且增加营业成本；不妨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区域，然后利用一(小)部分省下来的钱去疏通环节。万一真的违规受罚，总可以找到民意代表出面。
对民意代表而言，为了照顾选民以维护选票，当然会义不容辞地出面说情。
对行政官僚而言，预算操在民意代表手里，在小地方“情理兼顾”自然是利人利己。
因此，在这个由业者、民意代表、行政部门官僚所组成的“生态体系”里，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能够)规规矩矩地“照规定来”。这种现象，再加上一般消费者在承平日子里不容易有警觉之心，就刚好因循渐渍而形成一种“危险的均衡”——实际的执法水平可能只及法令规章的60%!
一场大火等于是对这个生态造成一次冲击，震撼而且动摇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各个支柱：对业者而言，为了能吸引消费者上门，最好主动做一些改善。对于民意代表而言，在业者再要求说情时，也可以婉转地告诉业者：人命关天，现在不好说情。对于负责执法的行政部门而言，事情也比较容易处理。一方面在执法时可以要求得严格一些，一方面也比较容易挺起腰杆、婉拒民意代表的说情。
因此，“大火”这个因素促成生态的转变；在业者、民意代表、行政官员各自改过之后，执法的水平可能严格了一些——由原来的60%变成70%或75%。
不过，执法程度的提升不一定能持久。当大火的记忆渐渐地模糊褪色之后，故态复萌的种子很可能又开始悄悄地萌芽、蔓延；违规受罚的业者可能又找上民意代表，而面对选举的民意代表可能又会“试试看”，行政官员也可能又为预算不得不折腰……结果，执法水平慢慢下降，可能回到65%，比大火之前好一点点；当然，也可能又落回60%，或更低。
“卫尔康事件”，显然是这种“生态”转折起伏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事实上，不只“餐饮安全”是如此，其他的社会现象也都有这种特性：社会发展的轨迹不一定是往前进展，而大部分是锯齿状的进进退退。而且，在每一个环节的转折上，背后都隐含着造成转折的某种内在或外在因素的刺激；否则，社会就停留在“均衡”的状态上，不管那是一种好的均衡或不好的均衡。
更重要的启示，是任何一个“生态”都是由一些相关的人所支持，而人在取舍时绝大部分都是各为其利。只有当每个人基于各为其利的考虑、彼此配合牵制、而能支持一个“好的生态”时，令人满意的现象才可能出现。否则，在良知道德上的呼吁，将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谷足音而已。
本文引自罗辑思维正在出售的经济学思维入门书《正义的成本》。点击书名，收入囊中。
罗胖曰：
观察一个事件，通常有两个角度——
1.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该夸谁还是该怪谁？
这个角度的支点是：焦虑感和安全感。
2.此事发生之后，所属系统的平衡有没有被打破？新的平衡是什么？
这个角度的支点是：理性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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