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文字版]第二季44 宋教仁遇刺案102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接着跟大伙聊历史，只不过今天聊的这一段特别短，就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二次革命满打满算不足两年。那啥叫二次革命呢在革命党人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一次革命，只不过那针对的是满清朝廷，二次革命针对的是袁世凯，只要我们革命党人还没有成功夺权，那对不起，就要一次再一次地革下去。那二次革命过去在历史上实在是不受重视，很多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把二次革命跟后来的什么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给搞混，对，为啥？因为它太短了。而且是一次失败的革命。
你看从1913年的7月12号，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到9月12号正式失败，满打满算不过两个月，而且在7月底的时候已经败相已露，当时袁世凯的军队打下来徐州，那远在南京的什么孙中山黄兴，一看大势已去就跑掉了，虽然南京一直到9月份才陷落，但是双方的实力实在是太悬殊了。当然了现在的历史学界对二次革命的研究就越来越重视了，那为啥呢？是从民主宪政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大家想想在一百多年前，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突然有了一个实验民主宪政的机会，而且开局还不错，但是为什么不到两年时间，不是说好了不打架不打架吗？有什么矛盾咱们谈判桌上、选举坛上、议会厅里去解决问题吗？怎么到了1913年的7月份，突然又把刀把枪给亮出来了呢？好奇怪。
当然这就牵扯到一个历史责任的问题，这个责任当然在袁世凯那儿了，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你想当皇帝嘛，主观上想恢复帝制，客观上刺杀了宋教仁，所以革命党人不干了，酿出了二次革命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了近些年我们也看到一些材料，有的人也在指责革命党这一边就是孙中山这一边，说当时如果在法制宪政框架下，你还是可以解决宋教仁被刺这一桩案件，你为什么一定要舞刀弄枪呢？让问题不得用民主的手段去解决呢？可见责任在孙中山。
但是不管怎么讲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观察者，别说严肃吧就是只要你不偷懒，你都不会简单接受一个结论，说某一件大事就一定怪哪个人，是因为他的举止不端，所以导致历史的长河突然拐了一个弯，这样得出一个结论未免太便宜了，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就是太廉价了嘛。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是要搞清楚这两年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导致中国人痛失这一次民主宪政的机会，这就要说到辛亥革命了。
现在我们看辛亥革命，会觉得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革命。为啥呢？因为你革了半天革出个袁世凯嘛，要当皇帝嘛，紧接着又是军阀混战，紧接着又是一乱几十年，20世纪上半叶净在那儿折腾了这怎么叫成功呢？但是如果你站在1912年，就是中华民国刚刚建立那个刹那，你看辛亥革命这是一次很成功的革命，因为任何民族国家要想从传统社会，转进到现代社会它都有一个过程，就是干掉王权或者说限制住王权，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宪政框架，这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你比如说法国那就搞得血流成河嘛，而且整个19世纪颠三倒四地在那儿折腾，英国人虽然号称光荣革命，这是1688年的事情是不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把王权给限制住了，但是此前也有一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也是上了断头台的，美国人也一样你独立战争得流血吧，然后还要通过一次大规模地谈判，这以前我们讲过美国宪法的制订过程，那叫大妥协是通过艰难地努力，才让这个国家进入一个宪政结构。
那你再去看辛亥革命你会发现，它兼有前面我们讲的这三个国家的特征，首先大革命流血有没有，有，革命党人也确实过了瘾了，什么武汉的武昌起义，像南京西安这些地方都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也死人，但问题是没有搞到血流成河的那个地步，大体上还算是和平。那第二呢，也有英国人光荣革命的那个特征啊，你看清帝不就是在南方那个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的协同的配合下，最后自动地逊位了，没有流血。那第三呢，像美国人的这种，叫把十三个州打合在一起的一种宪政框架的大妥协，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当中也发生了呀，我们知道最开始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在哪儿，是在南京，是以孙中山为头的那个临时政府，但是时间非常短前前后后也就两三个月，然后大家就开始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然后到了1912年的4月份，最后就宣布整个参议院迁到北京，这也是一次大妥协避免了南北的分裂，而且当时中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拥有了一个既掌握正统的法统，也掌握基本的国家的军事力量的这么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这在任何国家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儿我们得说辛亥革命有一个功绩，今天很少被提到，那就是维持了中国固有的版图的完整，为什么这么讲？你去看近代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的崩溃，通常都是要付出四分五裂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传统的王权它是一种对个人，换句话说是对王室效忠的一个体制，它并不是民族认同。奥匈帝国的皇帝他身上的身份很多，他既是奥地利皇帝，又是匈牙利国王，然后拼起来叫奥匈帝国，他又当那个皇帝，那匈牙利人实际上是不认同于奥地利人，但是我们可以效忠于同一个王室，所以在德国这个国家的建成过程当中就很有意思，当时德国的前身叫神圣罗马帝国，这当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了，四处都有各种小诸侯谁也不听中央的，可是如果你要问当时的德国人，说谁将来最有可能统一德国，我估计当时所有人都会把票投给奥地利，为啥呢？因为奥地利的王室叫哈布斯堡家族，他历来就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首先占了一个名分。第二呢人家文化特别发达，它首都叫维也纳，那么多好听的音乐都在那儿诞生的，所以当时的奥地利人看什么普鲁士人，那就是乡下人，可为什么后来德国的统一大业恰恰是由普鲁士，而不是奥地利人来承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奥匈帝国的王权，它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你看它既带着一个匈牙利又带着一个奥地利，奥地利人讲德语而匈牙利人讲匈牙利语，如果奥地利要统一德国，那置匈牙利人于何地呢？匈牙利人说得了，你们是一个国家民族自决，我们就独立吧，所以当时奥地利人是死活也舍不得这个匈牙利，所以就不去起心动念要统一德国，最后让武力强盛的普鲁士人占了先。
你看这个逻辑其实在辛亥革命在中国也存在，满清的皇帝今天我们来看就是中国皇帝，没错可这只是他身份之一，他还有其他的身份，汉人的皇帝，满族人的族长，蒙古人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人等等等等，如果要维持中国当时的疆域，那很多边疆地区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就需要解决。给大家举个例子，辛亥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清廷驻库伦的就是现在的外蒙古，库伦就是乌兰巴托当时的办事大臣，很多蒙古的王公就来问，要不要我们勤王啊汉人造反，我们要不要来帮你们呀，后来看辛亥革命搞成了很多蒙古王公就开始商量，当时分成两派一派就说赶紧向俄国人投靠，你看这汉人起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受欺负了，因为原来在清朝的时候，蒙古人的地位是很高的，还有部分人说不行，我们要继续效忠，效忠于谁啊，效忠于满清的皇帝，谁也不是说我要效忠于这个新出来的中华民国，这是刚开始第一个瞬间的反应。西藏的噶厦政府当时它的世俗政府，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驱汉运动，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你辛亥革命是一场汉族人的革命，不光是周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领袖这么想，汉人自己也这么想，你看武昌首义刚刚开始打出来的那个旗叫什么，叫十八星旗，说全名叫铁血十八星旗，那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黑的轮子周边的红的底，这叫什么铁血精神，那这个轮子上的九个支，它代表什么呢？代表九州，你看九州就是典型的汉人的概念，当然这里面还有九个点加上外面这九个点，一共是十八省，那十八省是什么意思，当时就叫汉地十八省，所以后来的什么东三省什么热河宁夏，更别提什么新疆蒙古西藏青海这些地方都不在其内，当时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一场汉族人的革命。
包括孙中山他在革命期间一直讲的是什么，叫兴汉灭满驱除鞑虏，这是一件汉族人的事情，那你站在边疆这些少数民族的领袖来看，那你汉族人革命我为什么要跟着你起哄，你们不就是马上要来欺负我们吗？我们要么就去独立，要么就去继续效忠满清朝廷，包括满清朝廷也就是满族人内部，也有这么一个思想。举个例子讲，当时的肃亲王善耆，这是晚清一个非常著名的开明的王爷，他自己呢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她爹，这个人虽然很开明，但是一旦遇到民族问题那也是一根筋的，当时他就主张说我们要成立宗社党，你们汉人不是革命吗？我们搞不过你，不玩了我们回祖宗龙兴之地总可以吧，满洲总是我们满族人的吧，当时东三省不就叫满洲吗，所以当时他就积后半生所有的力量变卖所有的家财，就想复兴满蒙，包括挟持当时的蒙古人，一起再在中国的北方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所以你看这个思潮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包括汉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一直觉得，我们建国就是长城以内就好了，这就是我们汉人的故地，所以你要看到这个背景你就会知道，清帝逊位诏书里面有一句话，那简直是太重要了，这句话叫仍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所以你看清代皇帝逊位，是把他所有的统治权，就是不仅是让你民族自决搞共和，而是把他统治的所有疆土都交给了中华民国，所以这不是一次民族革命，而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民主宪政革命。在这当中你不能不说是有满族皇帝的功劳的，当然在这儿我们不是替他们评功摆好，我们只是想说辛亥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当时真的是一派形势大好，这个大好看跟谁比，至少比其他的那些老大的王权帝国的最终下场要好得多。
好了我们接着说这个倒霉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第一届总理的人选也是非常棒的，这个人叫唐绍仪，唐绍仪呢主要他是双方都接受，因为他是当时清延在晚期的时候派到美国的留学生有着国外的背景，所以西方人又接受，而袁世凯原来跟他在朝鲜共过事，他觉得这是我的老部下，能不听我的吗？而且在当时的清廷和南方革命政府谈判的时候，北方的这个代表就是唐绍仪，而且唐绍仪从年轻的时候就倾向于共和观点，所以南方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接受他，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唐绍仪来谈判的时候，当时当场宣布加入同盟会，就是我跟你们是一伙的，所以你看，双方加上外国人这三方都认同的一个总理人选，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
可是问题是唐绍仪当这个总理就当了仨月，你说为啥呢？就是因为跟袁世凯搞不来嘛，为啥搞不来呢？你看那个细节就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这个唐绍仪当完总理之后就觉得既然我(是)总理，你任何总统下发的政令都必须我附署，就是我得在上面签字它才能生效，所以他该附署就附署，该驳回就驳回，经常为一些小事跟袁世凯争得是面红耳赤，所以你看袁世凯这时候就受不了，为啥？他觉得你是我的人嘛，你是我的老部下，在中国的官场，老部下这个事还得了，不说一日为师长终生为父，那至少一份面子你要给嘛，我又任命你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你怎么能这么不给我面子呢？所以当时很多袁世凯的侍从武官经常就说，你看你看你看那个唐总理又来了，又要欺负我们袁大总统，一来就吵架，一来就吵架。你看大家当时上上下下的观点就是，总理他不是拥有了一个宪法赋予的职权，他可以制衡总统，而是你看你作为一个总统的旧部，又来欺负我们总统，那袁世凯这个人，当然他是非常八面玲珑的一个人，他经常就当着唐绍仪说一些非常难过的话，比如说什么少川呐，唐绍仪字叫少川，少川呐我这岁数也大了，这个总统之位将来总有一天是你的嘛，要不你来干算了，就有时候吵急了就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是非常之难受。
那为什么唐绍仪后来跟袁世凯彻底掰了呢？叫王芝祥督直，啥意思呢？这个王芝祥是当时南京守军的第三军的军长，那革命党人当时主力的大本营在南京，肯定觉得这是我的人，当时就想把这个人弄到北京一带，就是到直隶去当都督来制约袁世凯。你看，这又是你的人还是我的人这个分界线，当时唐绍仪就跟袁世凯商量，说这个人事安排可不可以，袁世凯说行吧，他不表面提出反对，当然是不是他暗中去弄咱不知道，总而言之等这个王芝祥到了直隶去上任这个都督的时候，直隶一带的很多北洋军阀的势力反对，而且通电反对，表示我们不接受这个人，那袁世凯表面上就干得不错了，他一方面告诉大家，你们这帮军人怎么能干政呢？还有你们作为地方势力对于中央的人事任命，哪有你们说迎就迎，说拒就拒的呢？那是不是你们通电，这个电报是有人暗害你们呀？这个电报是假的呀，他表面做这些文章，而他事实上干了一件什么事呢？等王芝祥到了北京之后，袁世凯就跟他说，过来过来过来，要不给你一个更肥的缺好不好？你去到南京去当南京宣慰使，按说实权也没有啥但是袁世凯有钱，他是中央政府老大，他给了他一笔叫你无法拒绝的款项，很高，王芝祥一看挺好，就准备带着这个钱又回南京去上任，那这个时候就把困难交给了袁世凯和唐绍仪两个人。袁世凯给他的这份南京宣慰使的这个任命书上，唐绍仪不肯签字，而唐绍仪给他的在直隶都督的这份任命书上，袁世凯不肯签字，最后双方就因为这件事情闹掰了。那唐绍仪是愤而辞职不干了，到了6月份的时候唐绍仪辞职成功。
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内阁就算是倒掉了，那怎么办呢？国家不可一日无总理，于是从第一届内阁当中找第一大部，外交部的总长陆徵祥出任第二届内阁总理，这各方面也都接受这个人选，陆徵祥这个人我们以前节目提到过，就是讲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的那一集提到过他，他一直是一个外交官，是清廷派驻国外的那种外交官，这个人一直倾向于共和，他就联络清廷驻各国的外交官，联名呼吁拥抱共和，所以是一个南方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人选。但是陆徵祥这个人有个问题，他在国外待长了，待成一只香蕉黄皮白心，外表和中国人一样，而很多行为做派跟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比如说他不嫖娼，不进妓院，不喝花酒，跟很多官僚亲戚故旧不勾勾搭搭，你说这个人洁身自好也可以，但问题是大家觉得跟你这个人没法交流，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当时的同盟会有一个想法，说能不能搞责任内阁制呢，既然同盟会是第一大党，那我们是不是完全就垄断这个阁员呢，你各部的总长都应该由我们同盟会会员来担任。袁世凯就说不要这样搞吧，我们现在不论什么党派，我们就看是不是个人才好不好呢，所以陆徵祥提出来的内阁的人选名单，参议院当时是临时参议院，就怎么都不给他通过，当时同盟会玩得绝两条：第一条说我们的人反正不去当你的总长，当时跟所有同盟会会员都讲，你们谁去当陆徵祥内阁的总长，对不起马上把你开除出党；第二条，你陆徵祥提出来的所有的内阁人选，我们这儿不通过。所以你看，这就出现了叫立法权欺压行政权，这个时候连后来反对袁世凯的很多学者都在讲，说这个就是立法会，临时的这个参议院有点像一小孩，拿着一把刀胡砍一气，也不管有效没效，也不管有害没害，只要是跟你袁世凯为难的事我们就干，你陆徵祥组阁，我就让你组不成，当然后来双方谈来谈去，陆徵祥第二次提出内阁人员名单的时候，六个人同意了五个，还有一个没同意，但是在此期间又对陆徵祥本人提出弹劾，陆徵祥一看，你看我本来跟你们就谈不来，我对国内的政治局面又不是很了解，我是一个外交专家，算了我住院去了，所以陆徵祥就称病不出。第二届中华民国的内阁连产生都没产生，就这么胎死腹中。
那第三任总理是谁呢这个人叫赵秉钧，如果没有后来什么宋教仁案，这个人是功绩非常大的一个人，他是中国近现代的警察制度的一个创始人，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官僚，当然因为他一直跟着袁世凯干，算是袁世凯的私人，那第三任的赵秉钧当这个总理就变得特别顺利，这好奇怪，为啥？因为当时袁世凯没办法了，袁世凯就说，你看啊，弄出一个唐绍仪跟我不对付，我弄出一个陆徵祥你们又不干，那我跟同盟会就商量吧，要不你们派一个人来干，所以袁世凯就到处磕头作揖，先找黄兴，黄兴说我不干，我要去管实业，当然孙中山是肯定不会干这个总理，孙中山怎么会当一个国家的管家婆呢？他本来也不是一个行政专才，孙中山这时候一头兴正在搞什么铁路建设，这是他跟袁世凯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黄兴不干，然后袁世凯又去找宋教仁，因为这是众望所归的一个行政专才，可是宋教仁说马上就要大选了，这个临时看摊的事我不干，我现在没精力，所以就没办法，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大家说得嘞，反正是过渡期间，就用你袁世凯自家人吧，你不是喜欢那个赵秉钧吗，你就让他干总理，所以第三任内阁总理就落到了赵秉钧身上。而赵秉钧上上下下都知道，他仅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人物。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三任总理人选，我们能看出什么东西？就是虽然这个国家走到了民主宪政的一个大框架里面，但是民主宪政它不是写在纸上的那几行字，它是一个共识结构，而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其实没有这个共识，我又要说到那句，我们在节目里反复提到的话，《古代法》那本书的作者梅因教授讲，什么叫做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就是从身份到契约，可是你看当时的人完成了这个转化吗？大家仍然生活在身份社会里，而没有活在契约社会里。你看唐绍仪跟袁世凯为什么闹掰啊？袁世凯觉得我是你老上级，我提拔了你，你就应该跟我之间有一份默契，而是靠这种身份在历史上的认同感，我们是老上级和老下级的关系形成的一个结构，包括王芝祥督直这个事件，也是我的人还是你的人这种关系，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上下结构仍然是一种身份关系。
我们再来看第二届内阁，就是所谓的陆徵祥内阁，你看人和人的横向关系，它变成了什么叫团伙关系，就是只要不是我这伙的，我把你治到死为止，这个时候也没有过渡到所谓的契约关系，所以当一伙人要搞民主宪政，而满脑子都是传统社会的想法，那所谓的宪政它可不就变成了一张纸吗？刚才我们讲到中华民国头两届内阁都是短命内阁，革命党喜欢的人，袁世凯搞不定，袁世凯认同的人，那革命党又要跟他作对，但是我们得讲，这种混乱并不要紧，因为它是特定时期产生的特定矛盾，如果第一届大选之后，这个矛盾就解决了，你想想看这个时候的矛盾的特质是啥呢，是立法权和行政权抓在两拨人中间，那当然你死我活地打了，可是一旦大选之后产生多数派的政党，而这个政党的党魁他能够出任总理，那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不就打通了吗。
举个例子讲，现在的英国首相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大选当中多数党的党魁去出任首相，那自己人的国会和自己人的首相，他们之间有事就好商量，至少不会有意地为难他，所以当赵秉钧建立第三届内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不在这个总理职位上了，而在这一届大选上了，可以说中华民国的第一次大选，是历史给予中国宪政民主的一次机会，而历史给所有民族一次机会的时候，通常都会给你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对中华民国来说就是宋教仁，宋教仁这个人是个湖南人，他字钝初非常有才华了，要不怎么会成为大家众望所归的这个潮流当中的一个人呢，他的才华到什么程度，给大家举个例子讲，当时孙中山不是刚当了临时大总统吗，然后要卸任把这个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当时大家就觉得一定要造一根绳，把袁世凯给捆住，所以当时就造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就是一个临时的宪法，但是事出仓忙大家谁来写呢？宋教仁来写，他花了多长时间写呢，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所以他在宪政方面的学问，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号称中国宪政之父。
而且这个人他最好的一个特点，是跟各方都有不错的关系，比如说他跟孙中山跟革命党之间，那渊源深了去了，他自己就是老革命家嘛对吧，当年他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时候，他才24岁孙中山已经40多岁了，当时他办着一张报纸叫《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来非常受到同盟会各位大佬的喜欢，甚至把这张报纸就定成了同盟会的机关报，也就是后来《民报》的前身，所以这个人的才华是得到所有人的公认的。而宋教仁跟袁世凯之间呢，又有交情，这个交情说来就早了，当时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有一个外交的矛盾，就是所谓的尖岛问题，尖岛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延边自治州下属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可不小当时清朝糊里八涂的，说东北那是我祖宗龙兴之地，汉人不准进，但是他自己又没什么人，所以很多地方就疏于地方管理，而日本人在吞并了朝鲜之后，就一点一点往这边拱，就渐渐地把这个原来属于中国的地方搞到他们那边去了，这按说这就叫巧取豪夺。又没有相关的考证法律人才来考证，那这个活谁干的呢，宋教仁干的，而且就在日本东京干的，把这个活干完之后形成一篇长的报告，就论证尖岛这个地方就应该属于中国，但是问题来了，你是革命党，你是要跟清朝作对的，那你帮不帮他，这时候就出现问题，宋教仁的一些日本朋友就跟他说，说你不要帮清朝了对吧，你又住在日本，你又是革命党，这样你把这份报告卖给日本政府得了，日本政府花一笔大价钱给你，来资助你们的革命经费，这样多好呢，但是你看这个革命家在这个时候，他清楚的民族大义民族领土问题，这个上面不能丝毫地含糊，所以他把这份报告就寄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直隶总督也是主管外交的，所以袁世凯看到这个东西就很感动，然后就寄了两千日元，当时的日元不是今天的日元，两千日元给了这个宋教仁，宋教仁当然也不要这个钱，推三阻四最后使者干脆就把这个钱扔下就跑掉了，宋教仁就拿这笔钱来资助了一批在日本生活非常艰难的华人，一时也是声名鹊起。但是从此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个人就有了这么一份交情。
宋教仁这个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组织才能非常好，要知道这个时候在北京政坛上，同盟会的声誉其实没有那么好，为啥呢，因为当时有两大政党，第一个叫共和党这是由很多晚清的官僚，尤其参加过晚清宪政改革的那些老官僚组成的，他们觉得我们有行政经验，我们根正苗红，原来就是大人先生啊，可是你们同盟会是造反的，是革命党，很多会党分子甚至是青红帮的分子混在其间，那怎么能够看得起你们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得出宋教仁的作用了，宋教仁当时致力于一项事业叫毁党造党，要把原来的同盟会改组，然后结合很多其他的政党力量形成新的政党，当时宋教仁在北京的住宅叫三贝子花园，就是今天北京的动物园，西直门外那片地方他就在那片住宅里，接见很多当时的政党人士，说服他们共同制造一个新的政党，在同盟会的基础上改造成国民党，只不过这个国民党和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那个国民党可是完全两回事，只不过共用一个名称，而这个建立在同盟会基础上，新的国民党的灵魂人物是谁啊，就是宋教仁嘛。
宋教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具有行政能力，这是很多革命家都缺的东西，喊口号都会搞革命都会，一旦办事傻了。所以在第一届内阁当中就是唐绍仪内阁当中，这个宋教仁就出任了农林总长就是管农业和林业，但是他在这一届内阁当中混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唐绍仪经常遇到为难的事，都去找他商量，所以甚至当时有人说法，说正好一个姓唐一个姓宋，这干脆就叫唐宋内阁。所以当时他在行政经验上，也积累了不错的经验，那这所有的铺垫我们都为了说明一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宋教仁带着他新建立的国民党去参加大选，一旦胜出成为多数党的话，那么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新一届国会的总理，而如果他当总理的话应该是各方众望所归呀，那个时候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那个冲突和矛盾就会自然解决了，事实上历史也就是这么发展的，1912年大家都去忙选举，到1913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是胜局已定，所以很多人心里都清楚，下一任中华民国的总理就该是宋教仁当了，所以北京的袁世凯给他打来一封电报，说你赶紧到北京来咱俩共商国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当时是1913年3月20号的晚上，宋教仁马上就要踏上从上海发往北京的火车，就在站台上当晚的10点45分，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对宋教仁连打数枪，宋教仁身中数弹两天之后死了，这就是民初历史上著名的宋教仁被刺案。
也是当时历史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谜案，为啥说是谜案呢，当时国民党就指责这是袁世凯干的，现在我们很多教科书上写的也是袁世凯干的，因为当时确实有一根证据链条直通袁世凯，你看凶手叫武士英，这个人是地痞流氓不值一提，谁指使的他呢是一个叫应桂罄的人，所有的谜案都指向这个人，这个人当时可是有官职的，是江苏省的巡查总长，那谁指使的他呢，当时有一根证据链就发现了，是北京内务部的一个秘书叫洪述祖，经常跟他电报往还，这个电报里也隐隐绰绰地提到了宋教仁，好像还有指挥他杀宋教仁的那些隐晦的字句在，但是你想洪述祖是哪个部的，内务部的，内务部的部长是谁呀，就是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人，那你说是谁干的吧。所以当时的国民党通过这一条证据线索，就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袁世凯，当然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另外一本书，看着玩，这本书就叫《谁谋杀了宋教仁》，这本书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或者说推测，没准儿这个事就是革命党自个儿干的，也有可能，当然这个方面的文章很多，这是现在历史学界研究当中非常有趣味的一个话题，到底谁杀了宋教仁。
你看反面的观点是这样的，说第一袁世凯根本没有必要干，因为他是当权者，当杈者来制止一个反对派，他有很多手段，而宋教仁当时对他的威胁根本没有到要把他杀了的那个地步，你比如说当时历史上反对袁世凯的政敌多了去了，那个著名的章疯子章太炎，又是个大学问家，号召力又强，他就天天反对袁世凯，可袁世凯怎么对付他的呢，顶多把他软禁起来嘛，而且当时袁世凯还下了手令，跟他的仆人讲，说章太炎童疯子，他不是要砸东西吗，让他砸，砸完了接着给他买，但是仅仅是不让他出门，不让他见客。也没说要杀他呀，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往往杀人的人是革命党这一边，因为革命党原来他们搞暗杀这一套搞惯了，从来都是如此，很多革命党表面上说这个人不是我杀的，后来历史一翻底牌看就是他们干的，比如说当上海都督叫陈其美，这个人在国民党内也是个大佬，仅排在孙中山黄兴之后，这个人就曾经指使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陶成章是光复会的领袖，这个人也是他们党内斗争，搞不明白，当时陈其美也不承认，说不是我们杀的，后来一翻底牌看就是他们干的，所以这个事是不是革命党干的呢，也没准儿。还有一些理由，比如说袁世凯当时最头疼的事就是跟这个国会搞不好关系，而在国会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当中，他跟这个宋教仁毕竟还说得上话，如果宋教仁死了，那他必然还要面对另外一个国民党产生的总理，那不更麻烦吗。甚至有史料就直接这么说，说袁世凯听说宋教仁的死讯之后，大惊失色还说了一句，说宋教仁还算是国民党当中的明白人，他这一死以后这就更麻烦了呀。你看这个心态其实也很正常吧，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比如说此案中那个嫌疑最大的凶手应桂馨，他固然有一根证据链条可以直通到北京，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什么人啊，他的身份极其复杂，他是一个老会党分子，而且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革命党人，他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卫队的队长，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是总统府的庶务科科长，就是管总务后勤一大摊子事，他肯定是很亲近的人，他跟老革命党人陈其美之间又是亲密战友，所以说你能说革命党这边逃得了干系吗。而且当武士英和这个应桂馨被抓之后关在哪儿呢，就关在陈其美主导的军队的营房里面，可是就没两天之后这个武士英就被人给毒死了，如果说是陈其美下令的，这个就比较好理解，杀人灭口。如果说是袁世凯干的，这得派出什么样的大内高手才能混得到陈其美，袁世凯的死对头的军队的营房里下这样的毒手呢，这好像有点匪夷所思，而且后来这个应桂馨居然就跑掉了，怎么跑掉的呢，如果不是陈其美网开一面，从戒备森严的军营里又是怎么跑得掉的呢。那为什么陈其美要毒死武士英，放走应桂馨呢，这个答案你要自己去琢磨。
但是不管怎么讲，今天我们不是想再给大家颠覆什么宋教仁案，那是历史学家该干的事情，关键是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既然出了这样的命案，不管死的是谁，那就用法律手段去解决，至少人家袁世凯当时做得还挺好对吧。表面上彻查，然后形成特种的法庭，我们来审这有案子，有冤说冤有苦诉苦，当时革命党这边的黄兴也是这个想法，但是孙中山不干，孙中山说呀，说既然国家元首都可以行刺，那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法治了，已经没有民主了，已经没有宪政了，现在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拔枪而起了。这就是二次革命的来源，好可惜啊，因为宋教仁案，民初的大好局面就此破产。
刚才我们讲到1913年3月20号宋教仁遇刺，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二次革命的7月12号，中间还有三个多月，南方当然是主要打嘴仗了，袁世凯和国民党互相指责，你们杀的你们杀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在准备武装起义，这个按下不表。而在北方的北京也上演了一出大戏，前面我们讲到在大选中国民党获胜，几乎一半的国会的席位都被国民党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国会第一大党，那就要利用这第一大党的地位，和袁世凯做斗争嘛，怎么恶心你怎么来，反正我们已经撕破脸了，那当时能够捣乱到什么程度呢，国民党有一个党员，也是当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叫王正廷，当时参议院在天坛的祈年殿开会，他就能做到派人去剪电线拆灯泡，就是让你这个会开不成，所以当时北京政坛上另外一个大佬叫梁启超，这是著名文人，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国民党在南方是倡叛就是倡议叛乱，而在北方呢又捣乱，这个国家可怎么办。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叫善后大借款，什么叫善后大借款呢，因为民国建立的时候，那真叫是民穷财尽，中央政府的财政非常之困难，因为很多地方不给中央交税，在1913年的时候，全年中央从地方能够拿到的税收不过两百多万两银子，这远远不够，当时支出是多么的浩繁，主要就是靠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的关税，这一年大概有4400万两收入，可是当时一年的支出那真的是非常浩繁，仅仅是还外债就要一年还五千万两银子，你看所有的收入还外债都不够，而这个时候民国刚刚创建有很多事要办，首先中央政府得花钱吧，其次南方那么多革命军队那总得解散吧，一解散就牵扯到遣散费，而且辛丑条约那个时候我们欠八国联军的钱，不能因为你中央政府更迭了，你这个外债就不还哪，每年还本付息又是一大笔钱，人家清帝退位了，咱们可是签好协议的，我退位之后你要给我优待条件，一年又是几百万两支出，所以这样的一大笔支出，如果不借外债是根本对付不了的。说甭管谁来干这个总统，他都得借外债，你革命党来了也得借外债，那怎么借呢，当然是找当时发达国家的银行团借了，袁世凯自打当总统之后，就一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借这笔钱，过程当中也损失了很多国家的主权，但是不管怎么讲1913年的4月份，就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这笔钱借下来了2500万英镑，但是国民党说你借下来了，我凭什么要让你借啊，一定要跟你作对，所以就找了大量的借口，什么手续不全，你袁世凯借这笔钱是要打内战等等，这当然有点冤枉人家袁世凯，首先这笔钱是早就开始借，不是咱俩闹翻之后我为了打内战才开始借，对吧；第二，这种钱，人家国际上的银行团看得可死了，一定是专款专用，什么还外债多少钱，整理中央的盐务多少钱，给中央行政机构提供行政经费多少钱，遣散军队多少钱，那都签在合同里的，袁世凯不可能掏一大笔钱出来打内战。但是国民党不管那一套，谁让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快撕破脸了呢，只要对你袁世凯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一定得反对你想干的事，我就一定得让你干不成，至于什么国家利益，什么是非那个东西都是题外话了，这个时候咱俩其实已经是江湖上的两个帮派了，所以从这个时候撕破脸，一直到7月12号二次革命爆发，辛亥革命造就的那个民国初年的大好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你可能会问那是为啥呢？为什么这么好的局面一定要闹到这般田地呢，这事怪谁呢，当然历史上各种说法都有，有人怪袁世凯，也有人说孙中山，但是我们得说，如果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要回到当时民主宪政的基本格局里去看了，让我们再来看一眼1912年到1913年的民主选举，当时全国的人口四个亿，四万万同胞嘛，而有选举权的人多少呢，只有四千万，参加投票的人多少呢，只有四百万，说白了，全国只有1%的人参加了这次选举，很多地方完全搞不清楚选举是怎么回事。
举个例子讲当时甘肃有一个县，那个县长一看中央下文件要找选举人，哎呀当时就犯了愁了，给中央回信说，本县文风不盛，你们要找个秀才呢，我还能办得到，你们要选出个举人，哎呀本县实在是没有啊，你看一个县长的知识水准也就是这样了。
当时全国大量的贿选那是普遍存在，在民间什么两毛钱，两毛五分钱，当然行情还有变化买一张选票，这种情况遍地都是，我们看到的一则材料，就像我们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党员想当议员，那怎么办呢，给自己的族兄，还不是亲兄弟，写一封信，然后族兄再拐弯抹角给当地的行政官员给说说情，最后这个人就印了一百张照片，加两百张名片四处贴一贴，根本就没搞什么选举活动选了议员，所以这样的选举，它根本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
让我们再回到民主这个词，表面上民主是怎么回事呢，不就是宪政有一个纲领，写在纸上的，然后再搞一些选举活动，一人一票这就叫民主了吗，那你把民主也看得太简单了，所谓的现代的宪政民主，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授权结构，这和原来传统社会帝制时代的那个权力结构，正好是反的，帝制时代的权力结构是什么，是自上而下的授权，皇帝是天子，是天或者神给他们授权，然后逐级地自上而下在各层官吏当中授权，然后管理老百姓。而民主社会呢，首先是地方自治，老百姓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自下而上的授权，最后选出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
所以很多人在谈到民主的时候，要么就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恨不得明天就一人一票搞个选举干一干，要么就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为啥，民智未开老百姓素质太差，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有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民主跟个人的素质没有太大关系，民主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只有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具备了，民主才可能发育得出来。举个例子讲，一帮教授这水准够高吧，知识水准没有问题吧，可是如果这帮教授要上什么课，还老等着校长下命令，教授之间发生矛盾要等着组织上来解决，教授住的小区连争抢停车位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说白了没有基本的自治能力，就算他们的知识水准很高那又如何，民主他们还是搞不定。
所以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当然是但是它是一个在时间上急不得，在公民自治的进程上又等不得的好东西，让我们再回到1913年的那个场景吧，二次革命爆发之后，紧接着双方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是一个自上而下授权的社会结构，那我们就不慌忙搞什么民主了，我们先要自上而下地巩固那个中央政权才好啊。所以花分两朵各表一支，二次革命之后，你看袁世凯在干什么，当然就一骑绝尘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他的称帝道路，因为他要获得更大的权力，更巩固的中央权威，那当然搞一顶皇冠戴一戴，那是最好的自上而下的授权结构嘛。
而另外一方面，孙中山刚才我们讲到，二次革命是1913年的9月12号失败的，9月27号孙中山在东京就已经开始准备筹组他的中华革命党了，孙中山这个时候觉得既然革命失败了，为啥，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心，那现在我就要搞一个，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所有人向我效忠的这么一个党，这就叫中华革命党，所以当时他很多的老同事都理解不了，我们是为了民主宪政而来，结果你造的这个党是你的个人独裁，居然让我们入党，还要写血书还要按手印，所以很多老同志都接受不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孙中山仍然凭着他坚强的意志，在翻过年去191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且成为这个党唯一的领袖，说一不二的领袖。
到这个场景为止，从辛亥革命开始的那一场民主宪政的实验，就正式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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