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文字版]第三季17 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126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今天我们和大伙聊中国历史上，一个绝大的关键性事件：王安石变法。这个词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面经常看到，说实话我当年作为一个参加高考的文科生，我对这词没啥好印象，因为要理解很多东西。什么当时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具体的条目，什么保马法青苗法，记一大堆烦死这个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阶段的教育，还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种下了一个王安石的形象，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对所有有文学才华的人往往高看一眼，人家王安石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当然就是好事，我们一直对此是深信不疑。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上来，就要把您这个固有的观念给推翻一下，其实王安石获得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很晚近的事情，在晚清之前八百年的时间里面，王安石可不是这个形象是个啥形象呢？
是一个办了坏事闯了大祸的人。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结束之后六十年，北宋就灭亡了，那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就是杀岳飞那个家伙，高宗赵构，他当时就干了一件事，就是重修王安石变法那个阶段的宋朝的历史，准确地讲就叫宋神宗的实录。那这个修当然牵扯到很多细节了，就是把这场变法的名字给改掉了，原来这场变法在宋代的历史上，官方称呼叫熙丰变法，什么意思？宋神宗一共两个年号，一个叫熙，一个叫元丰，所以这场变法就是用他两个年号当中，各取一个字叫熙丰变法。但是在宋高宗修的那一段实录里可不行，就改叫王安石变法，因为当时的南宋皇帝要告诉大家，这一场大祸闯下来，王安石变法那是王安石的责任，不关神宗他老人家什么事情，皇帝本身只是受了蒙蔽。
我们还知道南宋有一个大儒叫朱熹，后来写什么《四书集注》，就是那个人。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说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他的很多观点，他作为一个大儒他的私德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他隔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对王安石变法做这样的评价？再比如说，比朱熹要晚很多年的一个南宋的文人，也是我们老罗家的叫罗大经，他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这个罗大经也在评价王安石变法，他那个评价提的格就更高了，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你看在罗大经看来整个宋代俩罪人，一个王安石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一个秦桧导致国家不能再归于统一。
你看看居然有人在历史上，把王安石和秦桧放在一起评价，说这是两个罪人。要知道，我们通常讲王安石很多人看不惯他，那是当时代的人很多政敌嘛，有很多利益冲突可是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这些文人在痛定思痛在洞察历史的时候，居然对王安石这个人做出了这样评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这样的评价，可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
比如说你要去读明代的冯梦龙，他不是写了一套书吗，叫《三言二拍》，其中就有一个小段子说宋代的时候，这当然是小说了，说王安石微服私访到民间去，看见一个老妇人在喂猪，就在喊那个猪过来吃食，就哕哕哕哕来拗相公，拗相公就是王安石的外号，旁边又有一个小姑娘在喂鸡，说来来来王安石来吃食。就说明什么当时的老百姓很恨他，我们都理解，说一个改革家失败，往往里朝里的奸臣恨他，怎么会老百姓也恨他呢？那你说这个很奇怪。
那为什么现在王安石居然有这么一个好形象呢，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呢？就在晚清晚清，有一个人叫梁启超，那一支笔真的是当时的一支健笔，健康的那个健，不是下贱的那个贱。那梁启超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说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三代一般都是说夏商周，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公之后唯一的完人。你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了，把孔老夫子都给隔过去了，就是除了这些人，就是王安石这一个人，最了不起。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那通分析，了不起啊，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现代金融制度。再比如说保甲法，这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王安石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已经带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和制度观念，是这么一个改革家。
那你觉得奇怪，为啥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将心比心嘛。你看看梁启超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一样的，首先，改革家。第二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是富国强兵。第三他们都是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二十岁对吧，人家梁启超靠得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第四则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这个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那梁启超面对的就是慈禧太后，所以他夸的哪里是王安石，他夸的就是自己嘛。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大翻转，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问题在这儿，我们今天其实并不是想讲王安石变法，他到底是功还是罪，我们是想讲为什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它具有那么多高明的现代性的制度特征，但是最后又失败得那样惨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了当代中国写通俗宋史方面最好的一个作家，叫高天流云，请他专门为罗辑思维的用户，打造一本写王安石变法的书。以前这个方面的书也不是说写得不好，我总是嫌它太学术化，不好读嘛，所以我跟高天流云交流的时候，我不管你书写得多厚，请让我们的读者能在一天晚上能把它看完，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一定要给到我们的读者，这不是一个很低的要求。现在这套书出来了，确实达到了我的要求，因为我就是一天晚上把它给读完的。为啥？文笔好嘛，生动幽默嘛，而且把当时那么复杂的政局，和人际关系剖白得非常之清楚。你看这个书名上下两册都叫《天命不足畏》，这个书名怎么来的？就是王安石变法那个标志性的口号，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多大的改革气魄和胆量啊。
但是问题还是回来了，为啥他最后会失败呢？在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嘛，王安石是坏蛋嘛。你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有人就这么批评他。比如说当时有一个人叫吕诲，他对王安石就有一个评价，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啥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而内心里藏满了奸诈，你看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还有一个人就吏有名了，苏东坡他的爹叫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辨奸论》，当然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不管了，这篇文章很有名，你琢磨它那个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我教你辨认一个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得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像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这个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为啥，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那个著名的文人，写字也写得好，苏黄米蔡嘛，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这个人私德非常之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还有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最大的那个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好，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说不管是文学还是私德，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话说回来了，改革家和人品有啥关系啊，你看明朝中后期那个张居正改革，张居正这个人，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改革搞得挺好。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是说他经济政策上，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直到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去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一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了，对吧。王安石说不用，我借给你，国家借给你，你看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办的那个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而付出的利息又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这笔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那徭役这里我们得多说几句。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通常在民间是征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你的劳动力，去修个运河修个长城；那赋是啥意思呢？你看那个赋字一左边是一个贝，这就是收钱嘛，右边是一个武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你得上交一些钱，包括一些军事装备，你得送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那税呢？你看那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这才是在田里征收的那个，针对农作物收成的农业税。基本上是分这三种。但是你想想看，对老百姓它不方便，这边我种着田将来要到国家去交税，可是你现在又要征发我的劳动力，我要去给你修这修那对吧，王安石说不介了，咱们简化税制，你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你交钱就是了嘛，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你看这个法和当代现代社会的那个，简化税制的思路是不是一样一样的呀？所以后来明代搞的什么一条鞭法，清代搞的什么摊丁入亩，都是受到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当然你可能会说，王安石这个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路的，比如说那个保马法原来养马都是国家养，养得又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嘛，这个弊端大家想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民间，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你看这是有市场经济思维的嘛。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就很先进，国家派出官员去管理市场，用的就是现代的市场经济这一套，国家的官员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
你看现在我们国家去管理市场上，那些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所谓的国家的猪肉收储制度，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于那个时代，是非常之先进的，这方面没问题。
当然后来又出现一个更加粗暴的解释了，王安石是代表小地主阶级的，所以他比较先进，比较改革，而他的政敌像司马光这些人，代表大地主阶级的，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你正好是说反了好不好？司马光那才叫穷呢，你看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就是他的墓志铭吧，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就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还把这田给典押了才搞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现在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慨有三千亩田，这在当时也是大地主阶级，所以他的反动性和进步性，和历史学家有的那个粗暴的分析正好是反的。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更加奇怪，因为他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我们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条就是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嘛，你看宋神宗上台这叫熙宁年间，熙宁元年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突然一发现，一翻账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这个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在河南一带又发生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那个观念当中，也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比如说就在宋神宗之前，还有宋仁宗搞的庆历年间的改革，那个时候主政的不就是范仲淹这帮人吗？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虽然改革后来失败了，那凭啥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几百年的骂名呢，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啥，就是皇上得挺你啊，你看商鞅变法，最后商鞅的下场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把商鞅抓起来，车裂，五马分尸。可是王安石变法背后的这位皇帝，神宗皇帝是一个多么英武的人啊，现在他跟王安石变法绑在一起，其实他还干过很多漂亮事情。比如说河湟开边，又称为叫熙河开边，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个基本都在宋神宗一朝，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就带领北宋的军队击败了吐蕃的军队，收回了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了巅峰。
所以宋神宗这个人是非常的英武的，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那到了真的是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他原来在当王爷的时候，还没有继位的时候，他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这韩维他就特别佩服，对各种国家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经常很佩服。韩维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我一个朋友叫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在原来当王爷的时候，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没有见过面，所以他上任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升个官，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一下，马上就调到了中央，紧接着就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是宋代副宰相的一个官名。
然后就开始搞改革，而且这个改革可不是短，十六年的时间。十六年啥概念？一个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也不过是八年。那对创业者的支持，到八年的时候也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人家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挺你，挺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就是朝中的老臣，我不管你资格老到什么程度，只要你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韩琦，韩琦这个人不得了，从宋仁宗开始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英宗和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那人家韩琦是有定册之功的，就是他保着你上的台。一对这样的老臣，一般来说在皇权时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但是不介，一人家宋神宗，你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再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给所有人说，你们不换思想，我们就换人。
那在这么好自可条件下，为什么改革还是失败了呢？我还记得我当年看吴晓波老师写的书，写到这一段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惋惜，在宋代那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那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但是这样的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那么惨烈。这次失败不要紧，它的影响可不仅仅是在宋代，要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什么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剩下一介非常没有出息的目标，那就是稳定只要不出事就万事皆休。所以王安石变法我们理解了他失败的原因，对于理解整个这两于多年的中国经济，乃至理解当代的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该解释一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失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个时候经济也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但是我们在天上发射了卫星，我们搞出了原子弹，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经济还好了，科技还提升了，但是我们却造不出一辆在市场卖得出去的汽车，还不得不去引入国外的品牌，请问为啥？按说原子弹的科技含量，比汽车高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了呢，你看如果你在我们店里买过这本书，《一课经济学》，你掌握了经济学的思维，你马上就能回答得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原子弹那是一个单目标系统，只要我们集中国力攻其一点，很容易达得到。但是造个汽车呢，它是个商品，一个商品它就是一个多目标系统，汽车你以为真的像有人说的，就是一个发动机加四个沙发吗？它没那么简单，从好的雨刮器到好的内饰，包括好的反光镜等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系统。而且一辆车要卖得出去，它还要有非常好的品牌广告服务4s店，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得有好的价格，因为市场是一个连通的体系，你必须在价格上能够做到和国外的市场基本能够竞争的时候，你才叫有汽车产业，而不仅仅是有汽车工业对吧。而在我们造原子弹的时候呢，没有成本概念，一个零件先生产二百个再说，挑最好的用上去，那没有成本观念，单目标系统。
好，现在我们就回来看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类型的变法，一种类型叫效率型变法，还有一种叫活力型变法，效率型变法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造原子弹，国家要达成一个特定的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国力，那怎么办呢，那就有好多办法，只要有一个中央权力的决心，然后有这么一个改革家，它很容易把社会财富的存量给激发出来。什么是最典型的效率改革？就是商鞅变法对吧，原来那个春秋时代的，层层分封的那个财富的分配体系，被商鞅全部拆掉，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老百姓，每一粒粮食都镶嵌到这个国家的战争机器上，所以秦国马上就变得富强。
再比如说汉武帝为了打匈奴，那就任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也不能说他是奸臣，但是他特别会搜刮民财，叫桑弘羊，所以他的改革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条，第一所有富人家用算缗和告缗，把你的财产给搜罗来。第二把民间原来可以自由生产的，像什么冶铁煮盐这些产业收归国有，马上国家就有钱了，可以去打匈奴了。
再比如说1918年的苏俄，它刚刚起来的时候形势非常之艰险，外面有协约国的干涉，内部有白俄的叛乱，这个时候国家机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仗打赢，它就变成了一个单目标系统。怎么办？搞战时共产主义搞余粮收集制，很快把国力动员起来，把战争就打赢了，这就像造原子弹一样一样的单目标系统。可是如果是一次活力型改革，它面对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机器的，那个死气沉沉的状态，仅仅调整它的存量分配是没用的，它是要激发活力制造财富和资源的增量，那这个时候它就要打造一个多目标系统，至少朝廷财源比较丰沛吧？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吧？市场能够繁荣而稳定吧？军队能够有战斗力吧？政府比较高效而廉洁吧？这个系统要想同时达到这么多的目标，那要困难得多。
那请问王安石变法是效率型改革还是活力型改革呢？它是个活力型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最难的那一种。为啥说它是活力型改革，他自己说的嘛，刚开始要改革的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论，司马光说你怎么改革，王安石说，我有一条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我不用给老百姓增加赋税，不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财富的存量结构，我直接凭空增加财富。司马光说你这不是胡扯吗？天下的财富就那么一点点，你这说书呢吧。其实站在我们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这是能做到的。但是司马光不懂，王安石说我能做到，那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就是要激发这个社会活力，所以王安石搞的是一个多目标系统。
有点像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人搞国企改革，这个国企盘子挺大，资产挺多，什么土地机器员工都挺多，但是资本的回报率很低，那作为国资委的主任，就是宋神宗他就很着急嘛对吧，那只好换了厂长。换一个新来的职业经理人，一个CEO，就是王安石，你有办法你干给我看，能不能把这个企业的活力给激发出来，同时和外面市场上的那些竞争者，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搞一场能赢的竞争呢？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基础就在此。你搞明白了这个基础，搞明白了单目标系统和多目标系统的区别，搞明白了效率型改革和活力型改革的区别，你就知道王安石变法他败在哪儿了。他搞的是一场活力型改革，但他用的可是一次效率型改革的办法，根子就在这儿。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演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从那么良好的初衷，那么良好的起始条件，最后变成了那么惨烈的一次失败？我们先来看他的逻辑的第一步，就是搞改革在皇权时代，他首先要获得顶端权力的支持，前面我们讲了宋神宗给他的支持，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他经常讲，我跟王安石就是一个人，啥意思？就是遍告天下，说不要在我们俩之间下蛆，搞各种挑拨离间，我俩就是一个人，他说的话就代表我的意思，就是说白了，他就是皇上，我现在就让他干了，这个支持实在是力度太大了。
那王安石经常也跟皇上这么讲，说那些小人经常要找机会来挑拨咱俩的关系，确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你比如说袁崇焕，他原来跟崇祯皇帝也说，只要你信任我，我替你去打仗，我肯定打得赢，但是你在朝中可不能听小人挑拨。崇祯皇帝说你放心你放心，你这到前方打仗我还能不支持你吗，给了尚方宝剑。最后呢，不就是挑拨吗，袁崇焕最后不就被，那还不叫砍了头，直接被剐了。这种挑拨在皇权时代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如果王安石搞的是一次活力型的改革，那按说他应该自下而上地激发活力，搞一个多目标系统，劝每一个老百姓好好种田，每一个商家认真赚钱，每一级政府官员都对做大GDP有兴趣对吧，但是你让王安石这么搞改革，他怎么搞呢，他必然要走到这条路的反面，就是获取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那首先他就得获得权力和位置，以及皇帝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一旦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它的实质就发生了变化，它就不再是活力型改革，它变成了效率型改革，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出区别，但是逻辑就是这样，逻辑的原点错了，往下一推导马上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们再来看这个逻辑的第二步，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那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要巩固这种支持，所有的改革家历来都是非常警惕这一点，所以你看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往往都有酷吏的那一面，有非常残忍的那一面。你比如说商鞅变法，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孝公的太子不支持，那怎么办，太子犯法，把太子的老师的鼻子给割了，就是做给太子看，哪怕你贵为太子，对不起你也必须遵从我的改革思路，因为我要的是效率。吴起在楚国搞改革也是一样，楚王的妃子嘻嘻哈哈不遵从号令，杀掉!哪怕你是宠爱的妃子，也必须杀鸡给其他的猴看。那王安石变法当中也呈现这样的特征，要知道一个效率型改革，当他在追逐效率的时候，一切什么民主，多听意见你可以摆这个姿态，但实质上你真要听了，那就是耽误效率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听说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要搞民主搞一团和气，它都有那个残忍的一面，这才能保证打仗的效率，因为单目标系统嘛。
如果王安石想推行新法，这个新法他觉得已经非常好了，我已经论证完善了，现在就是要把它的推行效率给推上去的时候，一切反对派都一定要干掉，这是中国古来所有的改革家的必然思路，王安石也一样。当然在宋代那个朝代，说实话没有前面什么商鞅变法搞得那么血腥，但是基本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欧阳，欧阳修这个人不仅是朝中的元老，而且是文坛的宗主，他在文学上大家觉得你就是一代达人，是大神级人物。欧阳修对王安石那不是一般的交情，首先非常之欣赏，当年王安石还没有考中进土的时候，欧阳修就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到处替他推荐。而且这两个人是老乡，这是同乡的前辈提携后辈，因为王安石确实文才也非常好。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上台之后，欧阳修说搞这个青苗法，我有一点意见要表达一下，你知道王安石马上就开始对他下手，指使底下的人弹劾欧阳修，欧阳修也没办法，那时候他六十岁，按说宋朝一个老臣，说我乞骸骨致仕回老家一般要到七十岁，欧阳修六十岁就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你知道王安石背后怎么说他吗？人欧阳修对你有恩的，人家王安石说，说欧阳修这个人叫修善从流俗，就是这个人没有什么骨气，老跟那些人搞来搞去的，比如说他说韩琦这个人是社稷臣，韩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三朝老臣，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啊，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用这样的人还不如不用，这就是一个后生小辈受人家提携之后讲出来的话。
所以你看，当时王安石朝中原来其实很多朋友，比如说嘉祐四友，什么叫嘉祐四友呢，因为王安石和其他三个人这都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考上的进士，往往是同榜的进士相对来说关系比较好，跟我们今天的同学差不多。司马光韩维韩维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在宋神宗面前天天说王安石好话的那个人；还有一个人叫吕公著，再加上王安石正好凑够这四个货。这四个货原来大家就觉得你们之间关系好，可是王安石变法一开始之后，马上绝交。韩维也是刚对他的变法提了点意见，一边去!吕公著原来王安石跑到宋神宗面前，跟宋神宗讲说这个家伙有才，将来一定是个宰相。可是后来吕公著刚刚提出对变法的一点意见，王安石马上把他罢官，而且把他比作是四凶，什么意思？就是尧舜禹时代尧杀的四个大坏蛋，说你就跟他们一样翻脸不认人。再比如说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反对变法，那也是翻脸不认人。当然你说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确实王安石不是外号叫拗相公，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
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情商低到什么程度，曾经有一阵在朝中是主管刑狱，就是判断各种官司，当时开封就发生了这么一个民间的官司，有两个人小时候是发小，一直关系就很好，其中有一个人养鹌鹑，这鸟养得不错，其他一个人看了，说给我一只给我一只，这人说不给不给，俩人就闹起来了。这个家伙就干脆抢了一只鹌鹑就跑，后面那个家伙就拿着刀跟着追，然后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就拿刀把那个人给杀了，就这么一个官司。开封府看到这个案子，说你这虽然是朋友，但你杀了人，对不起判你死死刑。结果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我是懂法律的，你看啊，我给你分析，你看这个人公然抢夺，抢夺按照我大宋的刑律这就是盗匪，后面拿着刀追他这就叫捕盗啊，捕盗杀人不当死罪，这个人不该死。搞得周边的那些官员都觉得哭笑不得，是你非得按法律抠它，是那么回事，但问题是这个案子你得考虑当时的那个情况啊，你非要死抠，说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那整个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所以王安石这个人是特别执拗，而且是没有人劝他能听的这么一个家伙。
但是问题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你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为啥，因为搞效率型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性格，你根本就改不下去。所以你看，历朝历代的那些成功的改革家，包括商鞅包括吴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这事跟什么性格，跟什么情商都没有关系，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
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那请问你用谁来改革？当然就用不反对的人了，那不反对的是什么人呢，他往往就是小人嘛。
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有一个小官叫邓绾，有一次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西边的情况怎么样，宋神宗就是闲来无事就问了他一句话，说你认不认识王安石啊，说不知道这个人，他说王安石不得了，王安石是当今之古人，要知道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古人，相当于什么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邓绾马上就知道了。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所以他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其实他懂不懂新法都未必，所以后来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说你这不就是小人吗，你就是拍马屁吗，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叫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在历朝历代后来的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就是我拍领导马屁你们笑随你，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那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够用小人呢？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浅，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就是他们；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这帮人好用。
给大家举一个中性的例子，比如说今天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请问他是愿童用那些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还是愿意用一个动不动想面朝大海舂暖花开的文艺女青年呢？当然是用前者嘛，因为我用金钱激励期权激励，马上就可以让你好好干活，那这个组织的效率就会提升，确定性就会增大。你切换到王安石也是一样，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动不动坐下来我跟你谈谈，这东西我不同意，那怎么行呢？当然是这种小人对于金钱激励非常敏感，这个效率就会提高。
再有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你错了，领导对拍马屁的人心中的道德评价，也没有那么高，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一拨我就动，那对于王安石这样追逐效率的人来说，他不用他用谁啊？虽然他对他的道德评价未必很高。所以你看王安石的那个新法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新党这里面充斥了小人，什么吕惠卿章悻蔡京蔡卞曾布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这是逻辑的第三步。
那第四步呢马上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你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那新法好得了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青苗法初衷多好啊，老百姓借高利贷不要借了，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你，当时王安石定的政府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很低的利率了。
那你首先想第一步，这些奸臣他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那新法既然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获利息那就要多收获利息，好，对老百姓春天借你一道，秋天我再借你一道对吧？你要不要借我都要强行摊派给你借，所以变成另外一种的赋税的形式，那当然是民不聊生了。
当然在这儿我们还得讲，奸臣发挥作用可不只是在这儿，真的说我已经下定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也没有那么多。关键是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的人，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一个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当时民间的一种情况，普遍的高利贷水平，比如说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二分，这当中可有两分的差，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收取那种叫寻租空间的那个额度，就像今天很多政府给的什么，创新企业的补贴文化企业的补贴，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种公司，我帮你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咱俩再分。现在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宋代一定会出现，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然后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为啥？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的时候，国家强行补贴把价格压下来，表面上是对老百姓有好处，但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回弹上去的，内部人偷票给票贩子票等等，等真正的老百姓他买到票的时候，其实还是那个价格。如果它不到票贩子手里买票，他就得彻夜排老长的队，用支付自己的时间成本的方式。所以制度运行过程当中它是有成本的，你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把这个制度成本再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市易法前面我们介绍的，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那既然你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的时候，他说什么便宜什么就便宜，最后他买的是什么，一定是紧俏货，一定是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国家出钱嘛，所以最后市易法一定会搞得国家其实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上面可说，市易法你应该有收益啊，对吧，你不是低吸高抛吗，你应该有收益嘛。所以找这些官员要钱，那这些官员怎么办？只好拼命地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到市易法最后被废除的时候，达到什么情况？最后有四万家商户欠政府钱。那市易法的这个执行机构，雇了一千多人在全国进行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这个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给老百姓制造的那个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又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任用的这批坏人可就是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而且他们反过来就要攻击这些法的创办者，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然后一度贬官到了南方，那临走的时候宋神宗其实还是征求他的意见，说你觉得谁当下一个宰相啊？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屁股决定脑袋嘛，他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一定要把王安石搞掉，所以他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邓绾两个人，两个人一合计就干了一件事，就诬陷王安石，配合当时的一个亲王叛乱，那正好王安石还是比较有政治经验的，就日夜兼程赶到了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宋神宗说老久不见了你，又回来这事也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二度当宰相，吕惠卿靠边站了。按史籍上的记载，吕惠卿从此叫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他不干的。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会跟他商量一些变法的细节，因为是改革集团，他跟宋神宗其实不是一个，虽然表面上说我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所以他就经常跟吕惠卿说，这个事你不要跟皇上讲这个，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所以他们俩大量的什么书信往还，就涉及到这个话题。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小书包给整理整理，最后就一拢子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你看看你信任的王安石，对吧，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不断让我来瞒你，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傻眼了，最后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这导致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你可能会说那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吧？这第五步逻辑就是最后一个逻辑了吧？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那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的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呢？前面我们讲罗大经对他的评价，说你跟秦桧一样都是罪人，整个国家统一之后再分裂就是王安石犯的罪，那如果仅仅是变法去败，他怎么也提不到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一个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更要命的影响更为深远的逻辑。
王安石变法的第六步逻辑，按说变法结束了，这个逻辑就应该终止了，没有。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它必然会有余波，为啥，因为它是靠那个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是把支持一撒除，他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所以为什么在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往往下场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你比如说商鞅还有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就是这个原因，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当然这时候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你留下的那些徒子徒孙们，那就要成为打击目标了。
所以你看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宋哲宗，但是真正在朝中掌权的这个人叫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儿子)在胡闹，终于老太太上台了可以伸伸胳膊了，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给请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那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因为年号叫元祐，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这样的一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把它变化掉这叫元祐更化。
但是你想想，老太太老太太嘛，她干不了几年，老太太这一死，那紧接着就是宋哲宗亲政，宋哲宗说对你老太太你叫以母改子，所以没有问题，这是符合孝道的，那我是宋神宗儿子，我要以子继父，我这也符合孝道我也孝顺一把，所以我要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那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你听这名字别扭吧，你看绍圣是宋哲宗这一年的年号，绍是什么意思，就是延续的意思，圣是谁呢，指的就是宋神宗，我要继承我老爹那么神圣的一个人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绍圣绍述绍和述都是两个继承的意思。那就又是新党上台。
可是宋哲宗干了也没几年又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这个太后是宋神宗的老婆，这个人叫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烦这新党，好新党再扒拉下去，又把旧党召回朝廷，这一段是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你琢磨这每个年号都是有意思的，啥叫建中靖国，向太后就说我们不要争了，要搞一个很中的东西嘛，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这个向太后也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这个时候又扶植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她当太后垂帘听政也没有几年，等她再下去这时候，谁亲政啊？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就是那个倒毒催的，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亲政。那我还得向着我爹对吧，又是搞宋神宗那一套，日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等等。
那你说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是翻烧饼，这边烤糊了翻一面接着烤，就是个折腾。那你可能会说，这个新党上台它也得搞改革吧，是不王安石的那些政策又开始被推行啊，民间骚然，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其实只是两个政治符号而已了，没有什么真实的改革措施了，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你得滚我得来，所有的朝廷的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
那在宋徽宗年间，这个党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再说一下宋徽宗那个年号吧，叫崇宁，崇宁啥意思啊？我要崇拜熙宁年间我老爹宋神宗干的那些事，你看又折腾一回。那这个宋徽宗镐了一件事情，就是刻了一副叫元祐党人碑，前面我们讲年号可能已经把大家说糊涂了，高太后搞的那一套叫元祐更化吗，旧党上台都是奸臣，这是宋徽宗的观点。所以宋徽宗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什么司马光文彦博，所有这些旧党全把名字刻下来。刻下来干吗呢，立在开封告诉你们，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如果你活着朝廷永不叙用。后来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后来全国建那个碑，上面写的不是宋徽宗的字，是谁的字啊？大奸臣蔡京的字，蔡京因为字也好，后来这个元祐党人碑，就作为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给保留下来了，这也是一个历史折腾的遗迹。那这个元祜党人碑刚开始刻了一百多个人，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三百多个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包括那个新党当中的一些人，也列在元祐党人碑上。
这个政争不仅在北宋，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就是靖康年间之后，一直延续到了南宋一还在折腾。
所以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我前面引述的罗大经说的那个话，这个国家由统一而分裂谁是罪人，王安石是罪人，就是你搞的这件事情，搞得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哎呀这段故事说完，真的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你今天要干吗？你难道想否定王安石吗？否定王安石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正确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把你推翻我正确。所以你说这个政争当中到底是王安石对，还是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那说到这儿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来把这个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权力一上台，效率型改革它天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这个房子肯定盖走了样，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之后，它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干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那说到这儿你可能又会问，那如果你是王安石你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体制变革的话，我们真的有一本好教材，啥呢？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是可以倒过来理解的，首先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是一个什么样不知道。不争是非，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摸到过河的那个就不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白猫黑猫，你就是那个逮着老鼠的猫，我再给你判定你正确，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所以你去看，现在有很多人说改革开放不好，有一派知识分子他有一个论点，说中国这三十多年只有开放，没有改革。哪有什么改革呢，对吧，改革都是人民搞的，不是中央搞的。
你看我们安徽人小岗村搞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吧，我的老乡傻子瓜子，搞的那个民间小生意人的市场经济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中央后追认的，没错，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别重要的经验。为什么要先画蓝图然后再改革，为什么不能等那些新鲜事物出现之后，然后再从政策上进行追认呢？这恰恰是这三十多年最最重要的一个经验，所以你去看中国很多改革的新事物，往往刚出来的时候是带有一点非法色彩的。
我们就说现在互联网这些创新吧，微信对吧，它不符合中央管理电信的那些条例，再比如说支付宝，它不符合国家管理金融的那些条例，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先不表态，我先看你在市场上走走看。小平同志当年讲股市不就是这样吗，先试嘛，试不好可以关嘛，先观察一段。他对我的老乡就是傻子瓜子，那个年广久，也是这样批示，不要动他，先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这反而是一种特别客观的态度。
2015年中国市场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事件，就是所谓抓专车，像嘀嘀打车，嘀嘀专车这样的事，它确实不符合我国，当前对于出租车管理的很多规定，那怎么样？你会发现有的地方政府抓，有的地方政府就不抓，有的城市是交通口的领导他反对这种服务，因为对原有体制构成冲击，可是信息办的领导他就觉得这是互联网创新。在政府内部观点也不见得一致，但是你看政府的真正的高层对这种事他不表态，他就等着看看好了，我们看到那个抓到老鼠的白猫再来追认不迟。所以这种事情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经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你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的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最好的一个样板。
说到这儿我还得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店里买的另外一本书，叫《天堂茶话》，我们已经推荐过两次，刘军宁先生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东西，叫不尚贤，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你听着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其实恰恰相反，什么叫尚贤？尚贤就是哎呦你好了不起啊，我尊重你。比如说我们一说尊重知识分子，给你盖高知楼，给知识分子国务院补贴，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受国家尊重的学者。这套制度你到美国你看不到，美国哪有什么教授楼，对知识分子什么额外的尊重，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你去干好了。那为啥老子会说这样脑残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的清楚，原因很简单，什么叫尚贤？你把一种人定为贤，这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错你是不知道的，等于是先论了是非，先定了一个标准。可是正确是非这个东西一出台，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演化的逻辑，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伤害的那个伤，尚贤伤贤这就是《天堂茶话》当中的一章。
那说到这儿，那我今天到底想讲个啥意思呢？我讲的真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改革，说白了我们的听众包括罗胖，参与一次伟大改革的机会其实没有，我想讲的恰恰是商业，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互联网+呀，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要激发这个企业的活力，你看你用的就是活力这个词。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哪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用的恰恰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成立一个什么总裁办，里面的专门的委员会，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天天开战略会议，老总极端重视，一定要用这个企业最多的资源，不遗余力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可是结果呢，结果往往恰恰是，距离你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为啥，就是因为我今天讲的这个道理。
所以所有的企业家，如果你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好，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它的正面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返回前页 返回列表页 百拇医药网 杜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