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为什么未来总和我们想的不一样？2016.1.5
罗胖：
元旦的时候，我在家看了几部老的科幻电影，发现预测未来真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正好看到一篇文章，也在说这个道理，那为啥预测未来这么难呢？原因是两条：第一，人们会把眼下最缺的东西夸大，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就想象着城市里可以开飞行车，现在看猴年马月也未必能实现；第二呢，技术好预测，但是文化不好预测，比如说有一部上个世纪的科幻电影，预测未来的办公室，很多东西都说对了，比如说传真机什么的，但是有一样东西，那个时代的人是打死也想不到啊，就是办公室里会出现大量的女性，那个时候办公室清一色都是男的啊!你看，这就是文化的变迁，很难提前想到。社会和个人是一样的，你可以决定自己明天怎么做，但是不能知道自己明天怎么想!趋势容易看到，但是文化是关于趋势的趋势，这就很难看到了。您今天回复“趋势”两个字，给你看这篇文章：趋势。
机器之心
一
1999年，在华盛顿大学，一个来自1927年的时间胶囊被打开了。
胶囊中装着过去的物件，包括一些泛黄的报纸，一个1美分的硬币，一本学生手册，还有一个建筑执照。
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嘘声。一个学生声称这些东西十分“愚蠢”。
《时间胶囊：一种文化历史》一书中提到，对时间胶囊的失望似乎是通病。“新近发现的时间胶囊都装满了无用的废物。”它们悲情地告诉我们，未来并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么先进，也不会来得如此迅速。同时也告诉我们，过去原来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
我们曾经预言的个人飞行汽车并没有出现，煤炭在21世纪初期比1900年用得更多，蒸汽机在1900年比1800年更重要。
但是，当谈到文化时，我们倾向于相信未来和现在没有大不同。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你会生活在哪里？你会穿什么？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有可能，那是一个与今天的你很相似的人。
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投射偏见”，即人们倾向于夸大他们预期的未来品味与当前相似的程度。
“未来学几乎总是错的，”历史学家Judith Flanders对我说，“由于它很少考虑行为的变化。”她还说，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错误的东西，比如前往工作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体形态；我们只看到科技本身，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如何被科技所改变。
这样的结果是，预测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比预测我们将有能力做什么事，要困难得多。
二
饥饿的人总会点太多自己根本吃不下的食物；预测者总倾向于预测那些当下已经很显著的事物，并假定它在未来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那么，如今最显著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新奇的、具有“颠覆性”的、极易看穿的东西——新科技。
正如《反脆弱》一书中写道：“我们关注到那些不同且总在变化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扮演重要角色、却未曾改变的东西。就像我们对水的依赖大于手机，但是由于水不会改变，手机却会，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手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交通是一个狂热的未来预言话题。然而，在谈及未来的交通时，我们必须牢记，今天的交通大都基于一些很老的科技。比如，亚马逊正在实验无人机送货服务，但它的“当天送达”产品能在纽约市内自由穿梭，却是多亏了一种19世纪的工具——自行车。
我们倾注了更多关注在我们发明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真正使用的东西。
未来不全是新的，而是新旧技术的掺杂。那些描述整齐划一的未来世界的电影不可信。肮脏和废墟是未来相当大的一部分，一如它们是过去的一部分。
当下迷恋创新的人们不仅倾向于夸大技术对未来的影响，也会夸大对现在的影响。
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数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过的世界里。“20世纪初的人甚至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后交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1900年，齐柏林飞艇就翱翔天际了，一年前的纽约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例被汽车撞死的行人了。空中旅行的概念，或者汽车将要改变街道生活的想法，真的就这么无法想象么，还是说这只是当下的沙文主义，带着对我们无能先辈的傲慢？
当我们谈论信息技术时，我们遗忘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当我们赞美网上购物时，我们忘记了邮购目录。
当我乘坐地铁来到咖啡馆，然后电子传输给远方的编辑，我做的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的纽约同样能完成——乘坐同一辆地铁，去罗斯福兄弟咖啡店，发电报，虽然效率低了点。
在技术上，我们期待的改变，总是多于未来真正会发生的改变。
三
1962年， Samuel Pepys在日记中提到一件物品——“痰围”。历史学家Flanders推测这是一片贴在痰盂周围墙上的覆盖物，以免墙被痰染脏。
Flanders指出，美国曾经对火车、车站和站台上何处可以吐痰作出规定。1917年举办的卫生委员会会议要求火车车厢要“提供充足的痰盂”。
今天，无论是痰盂一词还是痰盂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它的消失，不是因为一些技术过时了，而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改变了。
尽管技术的过去和未来看上去比它们实际的差异要大，但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更是惊人。
在担任电子游戏《刺客信条》的历史顾问时， Flanders不得不一直提醒编剧们把“cheers”(干杯)一词从剧本上删掉，她说：“人们直到20世纪才用这个词。”编剧们想知道，那时候人们不说“干杯”，那说些什么？其实，在数百年前，人们觉得在喝酒前没有说什么的必要。
在历史学家Lawrence Samuel看来，忽视社会领域的进步，是未来主义的致命缺陷，他称之为未来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他认为：推动历史变迁的不是现有的科技，而是人类的思想!科技对人类的改变，常常并非如我们预期的方式。
一位未来主义者曾提到一部20世纪60年代讲“未来办公室”的电影。该电影做出了一些和现实类似的科技预测，例如传真机等。但是，此电影也有着明显的疏漏：办公室里没有女性的存在。
20世纪50年代想象的自动驾驶汽车是：家庭成员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玩着棋盘游戏，而车子则沿着高速公路疾驰。现在，70年过去了，我们怀疑，自动驾驶汽车只会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来到人们身边，但现代文明却还没有。
本文作者Tom Vanderbilt，译者salmoner、Andy、肖丹、汪汪，原文载于nautilus，译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机器之心”(almosthuman2014)。
罗胖曰：
凯文·凯利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写《必然》的时候，反复强调——
他写的不是未来的样子。
他写的只是通向未来的趋势。甚至只是于趋势的趋势。
换言之，《必然》注目于文化的演进，而不是器物的演进。
所以，我在一次分享的时候说——
1.《必然》里的12个关键词，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替换成自己的版本。
2.《必然》了不起的地方，是提供了一种“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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