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谁有问题谁牛逼2016.1.17

     罗胖:

    昨天,吴伯凡老师跟我聊他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发现,这个城市出名有两个原因:一是历史上的加尔文新教改革,就是主张大家别听罗马教皇的,要简化宗教仪式;还有一点呢,就是钟表行业非常发达。那这两个事之间有关系吗?吴老师说,去了一看才知道大有关系啊!正是因为新教改革,简化宗教仪式,不去造那些雄伟的大教堂了,原来只为教堂做大钟的工匠就没活干了,所以只好转型啊,从B2B变成了B2C,开始做普通的消费品,这才开始制作钟表。那激烈的宗教改革,一下子逼出了一个新产业。吴老师的这个发现说明啊,商业同样适用于生物学的演化规律,一个商业成功,往往是因为追求对环境的适应,是用自然选择来推动的,不是什么高瞻远瞩、有意策划的结果。那今天您回复“问题”两个字,给你看我关于凯文·凯利新书《必然》的又一篇读书笔记:问题。

    

    罗振宇

    本文是罗胖关于凯文·凯利《必然》的第12篇读书笔记。

    人类的思维模式总是向问题要答案。答案比提问更重要。

    被考场折磨出来的中国人,总是向答案要正确,用正确性去刷存在感。

    所以,凯文·凯利下面的这些观点,接受起来有点困难。对中国人来说,尤为困难。

    那好,我们就跟着凯文·凯利一步步地去论证——

    为什么“提问”比“回答”要重要。

    1 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变得理所当然

    过去,大家都认为,人们不可能分文不取地工作。即便真的不要报酬,没有老板,也制造不了有用的产品。然而今天,像维基百科、Youtube这样的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成果,完全是由志愿者不计报酬或是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创造的。

    过去,大家都曾经认为,人们天生希望保护隐私,但现在,从早到晚完全公开分享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每天都有过去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并且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但,为什么是现在?

    是什么打破了“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古老的界限?

    2 为什么?因为社会正在发育出新层级

    在我看来,如今发生的那些“不可能”的事都体现了一种更高级的新型结构。它们是大规模合作和大量实时社会互动的结果。

    相对于一堆细胞,组织是一种更高级的新型结构;相对于人类个体,新的社会结构好比组织。

    新的层级结构会酝酿出新的事物,发生了低层级中不可能出现的行为,就好像组织能够做到细胞完成不了的事。维基百科、Linux、脸谱网、优步、互联网,甚至人工智能这类群体结构能够完成工业时代人类无法完成的事。

    长期以来,人类都在发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法律、法庭、灌溉系统、学校、政府、图书馆直到文明本身这个规模最大的组织。这些社会工具让我们成为人类,使我们的行为从动物的视角看来是“不可能”的。

    比如,人类发明了书写记录和法律后,在我们的近亲灵长类中不可能实现的公正,才变得“可能”。在口头文化中,这种公正也不会出现。

    灌溉和农业系统中的合作,产生了原本更加“不可能”的诸如预测、事先准备这类行为,以及人类对未来的敏感。

    人类社会向生物圈展示了各种先前不可能实现的行为。

    3 我们看到的才只是开始

    人们改变社会交往方式的步伐才刚刚启动。

    人类还处于发明真正的全球组织的初期阶段。一旦我们把自己置身于全球实时同步的社会,之前不可能的事将真正开始以爆发的方式变成现实。

    社会组织形式正朝着极端巨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以及极端快速(光速)的方向发生结构性转变,卷入其中的人类将以新的方式互相联通。

    大多数关于人类的事实都是基于个体的,可10亿人互相联通的方式或许有100万种,其中每种都能透露出有关我们的全新事实,创造出全新的特性。

    实时、多样以及逐渐具有全球规模的联通方式将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事物中,而我们会在一个新的层级上运作,由此得到的“不可能”的成就会不断让自己感到惊讶。

    4 不会再有什么“正确”了

    确定性自身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确定了。

    对于任意一条知识,你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反对观点。任何一个事实,都有它的反事实。互联网的超链接属性将让这些反事实凸显出来。

    你不能依赖专家解决问题,因为每个专家都有一个与其相对的反专家。因此,我所学到的任何东西都会遭到无处不在的反事实的侵蚀。

    相比于从专家那里得到事实,我更愿意从网络上流动的事实中拼凑出自己认为确定的事。

    5 科学主要增长了无知,而不是知识

    科学包含一个悖论:每个答案都会孕育至少两个新问题,因此,使用的工具越多,答案就越多,相应的问题也会更多。

    望远镜、放射镜、回旋加速器、粒子加速器不仅拓展了我们的知识,还拓展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无论是向外探索宇宙的“暗物质”和“暗能量”,还是深入研究人类的脑科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我们甚至说不出自己不知道什么。上述的这些发明能帮助我们窥探自己的无知。

    我们曾经以为,如果知识呈指数增长,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消除困惑。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不断发现更大的未知领域。

    因此,虽然我们的知识量呈指数增长,但是问题的数量同样会以指数级的更快速率增长。两条指数曲线之间逐渐拉开的差距本身就是指数级的。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的无知,它正在呈指数增长。

    换句话说,科学作为一种手段,主要增长了我们的无知而不是我们的知识。

    一项技术或工具的颠覆性越强,它生成的问题越具有颠覆性。我们可以预计,人工智能、基因操控、量子计算这些近在咫尺的未来技术将接二连三地释放新的重要问题,即我们从没想过要问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问出最重要的那些问题。

    6 答案很廉价,问题很值钱

    每年,人们在网上的提问多达2万亿个,而搜索引擎给出了相应数量的答案。其中大部分答案质量很高,不少答案令人拍案叫绝,而他们都是免费的!

    当我们知化更多书籍、电影以及物联网时,答案将无处不在。我们正迈向每天询问几百个问题的未来生活。大多数问题和自己以及朋友相关:

    “老王在哪儿?”

    “下一班公交车是几点?”

    “这种零食好不好?”

    每个答案的“制作成本”将微不足道。搜索答案,将不再是发达国家的奢侈品,而是全世界的必需品。

    我们很快就能用交谈的口吻询问“云端”任何问题。比如,

    谁赢得了1974年年度最佳新秀奖?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宇宙会一直膨胀下去吗?

    答题机器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关于任何主题的深刻、模糊以及复杂的事实性知识。

    答案将变得廉价,而问题会变得更有价值。

    巴勃罗·毕加索在1964年就聪明地预测到这个结果。他说:“计算机是无用的。它们只能给你答案。”

    因此,一个到处都是超级智能答案的世界鼓励人们对完美问题的追求。

    什么才是完美的问题?讽刺的是,最好的问题不是能让我们得到答案的问题,因为答案随处可见,答案正变得越来越廉价。

    7 什么是好问题?

    一个好问题值得拥有100万种好答案。

    一个好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小时候问自己的:“如果和光线一起旅行,你会看到什么?”这个问题开启了相对论、质能方程E=MC2以及原子时代。

    一个好问题不能被立即回答。

    一个好问题挑战现存的答案。

    一个好问题与能否得到正确答案无关。

    一个好问题出现时,你一听见就特别想回答,但在问题提出之前不知道自己对此很关心。

    一个好问题创造了新的思维领域。

    一个好问题重新构造自己的答案。

    一个好问题是科学、技术、艺术、政治、商业领域中创新的种子。

    一个好问题是探索、设想、猜测,带来差异和分歧。

    一个好问题处于已知和未知的边缘,既不愚蠢也不显而易见。

    一个好问题不能被预测。

    一个好问题是机器将要学会的最后一样东西。

    一个好问题代表受教育的头脑。

    一个好问题能生成许多其他的好问题。

    我们永远需要事实、秩序以及答案。它们并没有离开,而是和微生物以及混凝土材料一样,成为文明的大块基石。

    但是生活和技术中最活跃、最有价值以及最多产的那一面,将位于前沿之中,处在充斥着不确定性、混沌、流动性以及各种问题的边缘地带。

    能够生成答案的技术将继续得到重视,以至于答案会变得即时、可靠、无所不在,并且几乎免费。但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成问题的技术将获得更多青睐。

    提问比回答更有力量。

    8 罗胖插嘴

    举个例子——

    这两年,“互联网思维”这个词很热。

    但是很快被黑得很厉害,几乎没有人再敢谈论,几乎谁谈谁就是骗子。

    我是为数不多的,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互联网思维”的人。

    除了脸皮厚、不怕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

    我们用什么样的认知模式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

    答案每天都不一样。

    喜欢答案的人很痛苦,因为他的世界不断崩塌。

    喜欢问题的人很欢乐,因为手中的慧剑很锋利。

    当答案稀缺的时候,谁有答案谁是精英。

    当问题稀缺的时候,谁问题好谁就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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