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微信]铁路为何在《马关条约》前不能获得发展?2016.10.18

     罗胖:

    几年前我遇到过一位创业者,他搞了个产品,格调挺高,但是卖的不好。他跟我说,为什么要卖那么多呢?为一小部分人服务,不是挺好吗?我就是要心平气和地做一件,小众的不把自己搞得太忙的事。我说我很佩服,这境界挺高啊。前不久,又遇见他,还是那个产品,但是生意做的很大了,他明显也不心平气和了,正在到处融资,要扩大生产,他说要为世界做更大的贡献。我今天说这事,可不是为了讽刺啊,我能感觉到,他前后两次说的话都挺真诚的。不过这事也告诉我们,所谓的观点,往往并不是自己想要怎么做,而是给自己的现状,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现在当有人问我对什么事是啥观点的时候,我是越来越谨慎了,因为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其实没有观点,只有对自己现状的一个解释。那今天给你再看一个例子。(观点)

    

    引言:在外媒看来,铁路外交,已成为中国最有力的全球武器。在中南美洲,中国计划修建至少两条铁路线,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起来;在非洲,中国计划建设跨国铁路;最大胆的计划,是沿着“丝绸之路”用铁路把欧洲和中国连接起来。中国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把全球用铁路线连接起来。今天,中国帮洋人修铁路;历史上,洋人在中国修铁路。这两者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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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

    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

    
02


    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

    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

    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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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

    于是,在 1895 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

    至 1903 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盈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就在那个时刻产生。

    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

    04

    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洋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

    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范围。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

    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的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

    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

    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 99 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

    本文作者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章选自《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

    罗胖曰:

    圣雄甘地一生的主张其实有两个核心——

    1. 印度民族自决。独立建国。

    2. 不要英国式的现代化。包括铁路和电气。

    印度人听了第一句。不听第二句。

    舆论和意见的影响力其实没有表面上的那么大。

    有时候,它只是现实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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