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2)

上一章     薛宝钗在书中的身份,邓狂言认为相当于顺治的继后博尔济锦氏,理由是顺治属意于董小宛,曾有废掉元后之举顺治之后系蒙古亲王吴克善之女,多尔衮摄政时聘定,顺治八年八月行大婚礼,十年八月指为失德而废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67页。,而孝庄皇太后虽喜爱小宛的美貌,却因小宛是汉人而不能立其为后,在此期间,继后与小宛便展开了角逐,这和《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的关系颇相似。黛玉既指董小宛,那末宝钗自然是继后了。邓狂言写道:“后为科尔沁族,亦系蒙古,与孝庄同族,故谓之曰王夫人之姨侄女。其与薛蟠为兄妹者,蒙古诸王原亦呆霸王之类,其降其叛,皆可比拟。”不仅如此,在邓狂言看来,书中的薛宝钗,处处都显示出是顺治继后的身份。最妙的是第七回宝钗和周瑞家的关于冷香丸的一段对话,邓氏对此做了大段的索隐:

    此回写宝钗似病非病情状,即在顺治与废后定婚三年不协期同。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哟!这样说来,就得三年工夫。”已经揭开道破。宝钗说:“只好再等罢了。”“再”字中即觊觎后位、觊觎废后之意。何等细密明确!周瑞家的又笑说:“阿弥陀佛,真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这样巧的。”废后,非常事,诏旨所谓“遗议后世,朕所深悉”,而诸臣所谓“屡谏”者也,又兼伏出家一笔,巧极!况后即被废,继之者又有别人觊觎,如何不病?药品要雨、露、霜、雪,自是求为后意思。黄柏,亦喻其苦心,且以柏舟伏后日守寡。

    我们从这段索隐中可以看出,邓狂言立论的主要依据,不过是语义的引申和数字的关合,这是索隐派红学的惯技,王、沈以及蔡元培都曾这样做过。周瑞家的说了一句“就得三年工夫”,邓狂言便联想到顺治与废后订婚后的“三年不协”,然后又引申“可巧”二字往顺治废后问题上附会,说法之不能成立,显而易见。宝钗和周瑞家的这段对话,牵涉的事情很多,邓狂言只对“三年工夫”、“再等”、“巧”、“黄柏”、“雨露”做了索隐,那末其他语词呢?宝钗接着说:“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这和“三年工夫”岂不矛盾?既然顺治与废后有“三年不协”,相当于继后身分的宝钗怎么可以说“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

    邓狂言自己也常常感到他的索隐有矛盾,但又不肯放弃臆说,只好巧为弥缝,强为之解。第一百回写薛蟠再次遇到人命官司,薛姨妈苦恼不堪,宝钗前去劝慰,说:“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败了,各奔各自的去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带着人家来挤我们的讹头。”按邓狂言以及王、沈的索隐,薛蟠在书中指吴三桂,“所谓挤讹头者,实是挤清廷之讹头,与三桂全然无干。若就三桂一方面言之,则滇势穷促时,部下实有此情形,而特不应出之于继后之口”,所以邓氏承认:“此段疵谬之处,几于不可通。”然而,《红楼梦释真》的作者并不就此罢手,宁可强为之解,说什么:“继后,蒙古女也。蒙古自明中叶以来,为中国之属国,亦为中国之与国,兄妹之义,实本于此。蒙古当时亦有与三桂同时反对清廷者,故借宝钗之口以出之。”这是说,如果薛蟠指吴三桂,宝钗作为继后的身份,不该说出“挤讹头”的恬,尤其解释不了薛蟠与宝钗的兄妹关系;但从继后出生于蒙古族这一层说,似亦可通,因为蒙古与明朝有“兄妹之义”。真是千曲百转,煞费苦心。

    然而如此索隐,毕竟过分牵强,邓氏自己也于心未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鄙人于此等处,终嫌其立局之勉强也。盖兄妹之义,作者以为最好,然名兄妹而实仇雠,一说到此等地方,便难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离以取之,而终嫌其不大明了。阅者不能不为之原谅者,隐之难也。”自己已经束手无策了,还要读者谅解,而且不是谅解他的“索”不出“隐”来,却要我们去谅解《红楼梦》作者的“隐之难”,这不分明是为自己开脱吗?邓氏接下去又写道:“至于宝钗口吻,仍处处反对薛蟠,是因文字中表面、里面之身份上之所当应有,故自无碍于篇幅焉。鄙人疑为梅村作书时,三桂未反,而竹垞补本则在既反而后,于此等处当然为难,故终不免有隔阂。”这不仅是强为之解,简直是曲为之辩了。

    林黛玉在书中的身份相当于董小宛,前面已经说过,王、沈持此说甚力,邓狂言对此极表赞同,只不过邓氏有进一步的发挥。发挥之一,认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理由是方苞字灵皋,而灵皋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方苞的父亲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强烈,方苞自己也因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过序而受株连,在刑部大牢里关押一年有余。康熙欣赏他的文名,获释后成为宫廷的文学侍从,后来又任武英殿总裁、翰林院侍讲及礼部侍郎等职,七十五岁告老还乡,活了八十二岁。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经历有哪些共同之处。但邓狂言说,方苞下狱后改变初衷,到清廷做官,“书中与之比拟者,实至密切”。例证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静王赠给宝玉的鹊鸽香串掷还不取,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据说就是指方苞不为果亲王所容的史实。邓氏写道:“亦即作者痛骂灵皋,谓其不宜变其种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图富贵者也。”分明是黛玉骂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灵皋,不是方灵皋在骂别人吗?怎么变成作者“痛骂灵皋”呢?如此索隐实难成立。又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京,系贾母“致意务去”,邓狂言说这和方苞成为礼部侍郎一样,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写出专制君主只顾自己要人,不顾他人不愿情事”。按书中交代,黛玉的“不忍弃父而往”,不过是人情之常态,当林如海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黛玉听如此说,便洒泪拜别了。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么相类之点?何况邓狂言认为林如海与黛玉话别一番话,是冒辟疆说给董小宛的“伤心之辞”,更说明与方苞无涉。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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