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智谋精粹》 1.得失一念之间:经验教训

上一章     能否用人,是事业成功、失败的关键,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迄今仍不失去其现实意义。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古今都曾重复这种错误。因为人总是喜美嫌丑的,容貌美很易给人好感,容貌丑就易使人反感。但如用貌的美丑来取人,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为外美和内美没有必然等同的关系,外美未必内美,外丑未必内丑。话虽这么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就是那位孔圣人也是如此。韩非在《显学》一文里就谈及此事。他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儿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 失之子羽。’”子羽是孔子的门徒,外表长得不错,但孔子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子羽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因而后悔说:以容貌来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尽管这位孔圣人给后人留下“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训,但这种错误却还是不断出现。即便是以善于知人、用人见称的刘备、孙权和曹操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水镜先生曾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凤雏就是庞统,可见其人不凡。不过,这位凤雏先生外貌长得不太雅,浓眉掀鼻,墨面短髯。水镜先生知其才,故不论其貌而赞之,但不了解他的人,一看见他这副尊容就不大喜欢。庞统先被鲁肃推荐于孙权,孙权见他形容古怪,又轻视他所最敬佩的周瑜,故拒不任用。后来,孔明和鲁肃向刘备力荐,虽有两封荐书;庞统却不靠荐书取宠,而是想靠本事见重,故没有拿出来,仅对刘备说因“闻皇叔招贤纳士”而来投。刘备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过,他不像孙权那样拒不接纳,而是给他个小县官做。刘备悉庞统纵酒不理事乃派张飞去查询,幸好张飞粗中有细,他见庞统半日尽断毕百余日所积公务,大惊下谢,并回向刘备称赞庞统大才,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孙权见庞但终能认识到“屈待大贤”而重用之,乃得一大贤。一知改悔,一不改悔,其得失如此。

    张松是益州别驾,为人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也是个才智之士。但他的相貌十分丑陋:额镢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真是又丑又矮。他到许都去见曹操,名为请操攻张鲁以助刘璋,实是暗中干出卖西川的勾当。操见他长得猥琐,加以语言冲撞,一言不合便拂袖而起。后来,杨修与之辩论,他口若悬河,又见一读《孟德新书》便能背诵,且一字不错,乃言其才干曹操。曹操次日接见,他又当面讥讽,操便令乱棒打出。曹操同样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因他怠慢张松,张松亦不向他卖西川。张松对刘璋是卖主求荣,对曹操却是有用之才,曹操失去张松也就是失去取西川的大好机会。

    刘备、孙权和曹操所犯的错误,也足以为以貌取人者戒。

    拒谏的危害

    历代封建王朝,有不少忠直之臣以敢谏见称,而有好下场的不多。因封建帝王是专制统治者,金口一开,圣旨一下,不容更改,且在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年代,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冒犯龙颜,必遭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当然,也有善于听谏纳谏的,如唐太宗因接受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高见,能兼听纳谏,纠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主张和行为,这对于促进盛唐的政治贤明,经济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以英明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便是听也并非兼听,而是偏听偏信,结果是误事误国,甚至国破身亡。袁绍、刘璋和刘备正是因听不进忠言而遭到惨败的。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偏听偏信。他因爱幼子袁尚,想使之继位,对袁尚之死党审配,逢纪等言计听从,对于忠贞、智慧之士田丰、沮授等的忠言则逆耳。他要兴兵助刘备伐曹操,田丰谏说:“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仑廪无----------------------- Page 62-----------------------

    积,不可复兴大军。”若备战三年,“大事可定矣”。沮授也反对袁绍出兵。

    袁绍却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因反战而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仍上书谏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说:“主公兴 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大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在曹操往乌巢劫粮前夕,因主张缓战被拘禁于军中的沮授,向袁绍建议:乌巢屯根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操军所算。”

    而绍竟以沮授是“罪人”,“妄言惑众”,拒之不理。如果袁绍纳田丰之策,或听沮授之议,将不会有官渡之惨败。袁绍雄踞河北,拥四州之众,兵力远胜于操,而他之所以大败,是由于袁绍有忠臣不用,有忠言不听之故。田丰因袁绍老羞成怒而被杀,智慧之士如此下场,可叹!

    袁绍拒谏是因他偏听偏信,刘璋拒谏是因他为人暗弱,是非不分。张松请求出使争取外援拒张鲁,其本意非为西蜀,而是卖主求荣。他原想劝曹操趁机取川,因操骄傲瞧不起他,乃转向刘备。回川后力劝刘璋请刘备入川支援。黄权、王累力谏。王累明确指出:“张鲁犯蜀,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黄权则主张:“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

    刘璋却听从张松的花言巧语,不听黄权、王累之谏。当刘璋要亲往涪城会晤刘备时,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读谏章后,大怒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自断其索,撞死于地。王累以尸谏,刘璋也毫不悔悟,终于“引狠入室”,奉送了西川。

    刘备拒谏,则是因其为私义而忽公仇和骄傲自满之故,在未登王位前,刘备还是比较谦虚谨慎,易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可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帝王的专制本色便充分暴露出来了。他为报二弟关羽之仇决意兴兵代吴。赵云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不同意说:“朕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刘备虽有江湖义气,却缺乏“以天下为重”的战略观念?因蜀吴交兵必将互相削弱.只对曹魏有利。刘备整兵要行时,秦宓直谏并指出:“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认为他出言不利要斩之,秦宓面不改色,回顾刘备而笑说:

    “臣死无恨,仅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因众官告免乃囚宓于狱中。 孔明闻悉,也上表救宓,认为宓所谏是“金玉之言”。刘备看毕,掷表于他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曾经是善于纳谏的明主,礼贤下士的典范,他得孔明时说是“如鱼得水”,现在连他认为“水”的孔明的话也不听了,刘备这条“鱼”也就失去了“水”,其遭遇可知。由于刘备骄傲思想大膨胀,自以为是听不进忠言,必然做出错误的决策,其“新创之业,又将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备猇亭惨败后,他“悔不听丞相之言”时,为时已迟了。

    袁绍、刘璋和刘备的失败说明:嫌忠言逆耳,确是误己误国。

    树立朋党的下场

    东汉末年,群雄之中,袁绍是最强者。在官渡决战中,他有兵七十余万,操只有精兵七万,袁军十倍于操军,而操能以弱胜强,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争夺,致削弱力量,是操得以逐个击破袁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凡立朋党的,必有朋党与之作对,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实咎由袁绍先立朋党。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欲立为后嗣,因之袁尚的死党审配、逢纪也就得到袁绍的充分信任,掌握军政大权。谋士辛评、郭图则是袁绍长子袁谭的死党,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拥护袁谭继位,故审配、逢纪和辛评、郭图各为其主,勾心斗角,以夺取嗣位。但他们四人都主张与曹操速决死战,与谋士 田丰、沮授意见相左。田丰、沮授都主张“静守以待时”,因谋 略与审配等不同,这两人又成一朋党。袁绍进军官渡后,沮授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不战自败矣。”

    这是知彼知己的分析。若袁绍听田丰不战之策,不会有败,听沮授援战之计,亦不至于败。而袁绍不只不听,反囚田丰于狱中,锁禁沮授于军中,这就自丢智囊,任由曹操计算了。荀彧就认为“袁绍是无用之人”。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故主张与绍决战。

    由于袁绍废长立幼,又让两子自立朋党,袁绍一死.两兄弟力争夺嗣位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曹操攻之甚急,两兄弟还能拼力死守冀州,操军也难于攻下。郭嘉则向曹操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从其计。果不出郭嘉所料,操一回师,两兄弟又内讧了。始是郭图献计说请袁尚、审配来饮酒,伏刀斧手杀之。谭从其计,乃使人往请。审配对袁尚说:“此必郭图之计也。

    主公若往,必道奸计,不若乘势攻之。”于是,兄弟两人交锋,袁尚屡败袁谭。袁谭退守平原,因被围危急,郭图乃建议袁谭降操求援。袁氏两兄弟相争,曹操乃得乘隙攻入冀州。

    凡立朋党,都以私利为重,一切封建伦理关系都被打乱了。袁谭、袁尚本是同胞兄弟,为嗣位而各立一朋党,拚个你死我 活。辛评党袁谭,而辛 评之弟辛毗趁为袁谭求援之机劝操回师取冀州。审配党袁尚,审配之侄因好友辛毗家属被杀,忿而献门放 操兵入城。 袁绍之败,袁氏兄弟之亡,足见朋党为害之大。如果袁绍不偏于一朋党,袁氏兄弟和诸谋士不各立朋党,因私利而忘公利,能做到上下一心,协力抗操,以操之力也难于取胜;纵有郭嘉的智谋,也无所施用。当然,其中的朋党也有所不同,审配、逢纪的朋党是忠于袁尚,郭图、辛评的朋党忠于袁谭,是各为其朋党出谋献策,田丰、沮授也虽一朋党,但是其出计尽智,是为袁氏集团的利益着想。如果仅是田丰、沮授一朋党,也无所谓朋党,袁氏也不至于亡。

    用诈道得人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凡君主以诚信待下,臣下以忠心报效,则君臣相得,至死不渝。若以诈道待人,臣下则忐忑不安,必将上下猜疑,同床异梦。

    贞观初,有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罢巧言谄媚之官,李世民要他列举其人,那人却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著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李世民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 李世民对下不行诈道,而是以诚信待人,且他善于纳谏,即便是毒骂他,只要谏言可取,也不以为意,因此,臣下对他也就信得过,敢于直言相谏。由于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相得无间,同心协力治天下,故能出现贞观之治。曹操待人则恰恰与李世民相反,不是靠诚信,而是用诈道。曹操为图天下也积极搜罗人才,河北之士多归之,但因其行诈道,虽得士而不得其心。曹操只要认为与己不一心,对己不利的,不管有多大功勋,也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

    因操起事之初打起拥汉的旗帜,忠汉派的荀或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乃弃绍归操, 为操出尽智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得到操的重用。及见操加九锡, 力加反对,并叹说:“吾不想今日有此事!”操见他和已不一心,深恨之。

    操兴兵南征,荀或托病止于寿春。操使人送饮食一盒给他,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空无一物,意即使荀或绝食,荀会其意,遂服毒身亡。操为摆脱自己的厄境,不惜用别人当“替罪羊”。他和袁术在寿春对峙时,因兵多粮少,便教仓官王垕将小斛散之,以救一时之急。王垕照办,兵士大怨。言丞相欺人。操就密召王垕入内,对他说:“欲借汝头示众。”王垕大惊说:“某实无罪!”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于是推出斩之,出榜晓示说:“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操为保已之安全,还采取“杀鸡警猴”的手法杀害无辜之人。他恐人暗中害已,常吩付左右:“吾梦中杀人,凡吾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寐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杀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葬之。确是猫哭老鼠,这种事只有曹操做得出。操以为他这些瞒天过海法,能掩盖天下人耳目,其实他左右之人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无辜被杀的近侍下葬时,谋士杨修指而叹说:“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因此,尽管曹操有时能“矫情任算”,饶了过去的仇人,或焚部下与敌人私通的书信,其所属也不尽信任他,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操虽得人于一时,却不得人心于长久。刘备曾投入操的麾下,也得到操的重视,但因见其行诈道而弃之。

    操慕祢衡之名,想召之为己用,祢衡也因其诡诈,坚决拒绝,打鼓大骂以辱之,表现了正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无畏的骨气。

    李世民以诚信待下,故得人又得人心:曹操以诈道用人,虽得人却不得人心。待人之道,是用诚信抑用诡诈,一经对比,优劣不是分明了么。

    包办代替之弊

    关于孔明包办代替的作风,《三国演义》有较形象的描述:司马懿坚守不战,孔明遣使送巾帼妇人之衣以羞激之。懿心虽怒却佯笑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寐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话实告,孔明叹说:”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说:“某见丞相校簿书,窃以为不然。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 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有也。”孔明泣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众皆垂泪。

    孔明理政治军,西瓜、芝麻事一起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可嘉的,确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作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之事应问主管者的故事,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孔明口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也正如他所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孔明的后继者之一费祎就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故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也能把工作做得不错。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也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孔明对即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也要“亲览”,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这种包办代替作风其弊有三:

    一、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因孔明“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孔明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

    “夏侯桥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 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是韩信暗渡陈仓之计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则未必得手,而主将是夏侯楙,此人怯而无谋,此计可瞒过他,行之是可能成功的。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孔明却以“非万全之策”

    而否定了。魏延也因此以“己才用之不尽”而叹恨。

    二、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由于孔明总是担心别人把事情搞坏了,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团团转。既然大小事孔明都要抓,其下属也就用不着去动脑筋,也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蜀中人才短缺,这未曾不是原因之一。

    三、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光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孔明由于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其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倾,其能久乎?”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而已!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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