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评论精选》依附与独立——试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双重文化人格
上一章 作者：李英然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虽然反映的是三国时期重大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但却掩盖不住它浓郁的理想色彩。这种理想色彩主要体现在诸葛亮这个人物身上。可以说，自从宋代“说三分”遍及城乡以来，诸葛亮就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被赞美的人物。而《三国演义》又进一步强化了人物固有的道德与智慧的双重因素。这使得诸葛亮成为一个具有“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的“完人”。诸葛亮这一形象，既集中体现了普通百姓对于智慧、忠义、气节的崇尚，也代表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人生理想。诸葛亮这一形象的最终完成，不仅强化了小说“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而且成为小说最感人的情感动力之一。
作为智囊人物的杰出代表和封建社会贤相的典范，诸葛亮无疑给人浓厚的神秘色彩和超人色彩。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既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对其政治追求的渗透，又由于道家思想的熏陶而保持着自己难能可贵的独立意识。前者使他具备了成为“完人”的条件，后者成就了他独立不移、飘然若仙的气质与品格。这种双重人格本是不可调和的，然而却又贯穿了人物的始终。在他追求和表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令价值的人牛路卜袖既要依附权势利用权势.又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意识。这构成了诸葛亮思想性格的内核。
一、“臣亦择君”的主动选择
从27岁出山到54岁病卒于五丈原前线，诸葛亮的一生可以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蜀汉政权。于是，有人喜欢用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两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为其盖棺定论。认为诸葛亮一生操劳，甚至积劳成疾、抱恨归天，都是受累于刘备的知遇之恩。然而，与其说是诸葛亮感念于刘备的知遇之恩，从而自愿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不如说这是诸葛亮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自觉选择的一个结果。
乱世出人才，霸业的竞争往往表现为人才的竞争。曹、孙、刘三家之所以能够各成一番霸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拥有了杰出的智囊人物。从另一方面讲，智囊人物也只有依附于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君臣相济，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综观《三国演义》中的智囊人物，有的积极干渴，追寻明主，如郭嘉、法正;有的择非其人，才华虚度，如陈宫、李儒;有的则隐居高卧，以待天时，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凤翱翔于千切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正如周瑜面见鲁肃时所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而“臣择君”则是需要胸襟和胆识、魄力和才华的。小说中所描写的“臣择君”的典型又莫过于诸葛亮。应该说，他在选择刘备这件事上是十分慎重的。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由于多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往往有着强烈的参政意识，追求一种由“士”而“仕”的人生之路。在遭受人生挫折以前，很少有人能够作出终老林泉的选择。诸葛亮亦然。出山以前的他，虽然满腹经纶，抱负远大，但也不过是江夏的一介名士。要想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他就必须依附于一个“明君”。但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的浸染又使他骨子里恃才自傲、敝展富贵，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意识。而调和他这双重人格的媒介，则是他的积蓄已久、独一无二的才华。从这一点来说，他和刘备是在相互利用。
纵观刘备“三顾茅庐”的整个过程，与其说是刘备在选择诸葛亮，不如说是诸葛亮在选择刘备;与其说是在表现刘备的求贤若渴，不如说是在表现诸葛亮的超逸绝伦;与其说是在表现诸葛亮的超逸绝伦，不如说是诸葛亮在自高身价;与其说是诸葛亮在自高身价，不如说是在表现和传递他独立不移的精神特质。对此，毛宗岗在该回回评中说:“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雅;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应该说，这个顾请之难，正是日后刘备尊重、信任诸葛亮，从而心甘情愿地赋予他重权的基础，也是君臣之间最终能够建立鱼水关系的前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诸葛亮在与人君关系中的独立性，这是他得以放手施展奇谋和韬略的重要条件。
那么，诸葛亮为何要选择刘备呢?其一，刘备海纳百川，胸怀宽广，具备了人君所必需的“仁义”品德。这迎合了诸葛亮儒家政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定位。其二，刘备以枭雄之姿虎视天下，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具有政治家的特质。其三，刘备转战多年，足无立锥之地，急需经纶济世之才。其四，刘备求贤若渴，能够屈尊下顾。由此可见，对于诸葛亮来说，刘备的“三顾茅庐”固然有知遇之恩，但决不是他选择刘备的首要条件。如果说“三顾茅庐”使诸葛亮的双重人格得以统一，那么“白帝城托孤”后的漫长岁月，在权力失去监督以后，诸葛亮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同时，其儒道两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使他在对现实政权依附的同时达到了道德上的完善。
或曰:如果曹操、孙权也能够屈尊“三顾”，诸葛亮是否会选择他们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问题。恰恰是刘备的求贤重贤尊才爱才的宽容大度与充分信任，才给了诸葛亮放手施展才华的机会。要知道，诸葛亮高卧隆中，抱膝长吟，是在等待时机。身边的刘表名称八俊，威震九州，堪称一方霸主，诸葛亮对他不闻不问;北方的袁绍出身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诸葛亮正眼也不瞧;东边的孙权承父兄之基业，据长江天险而雄霸一方，诸葛亮视若无睹;新崛起的曹操，挟天子之威，势头强劲，不可小觑，诸葛亮却不屑一顾。他就像一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在等待“天时”，等待机遇。所以，从选择何人角度讲，诸葛亮与刘备可谓惺惺相惜。
因此，诸葛亮慎重选择刘备，乃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不仅仅是报答他的知遇之恩。而他之所以没有演变成“乱臣贼子”，恰恰是由他的双重人格所决定。
二、“隆中生活”的磨练与锻造
由于《三国演义》采用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回避了诸葛亮隆中时期的生活描写，因而，读者只能在徐庶、司马徽的谈论中、在刘备三顾茅庐时的所见所感中去想见其为人。这种回避客观上渲染了诸葛亮作为一个隐者型政治家的某种神秘性。但不论作者怎样回避，隆中生活都是诸葛亮一生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奠定了诸葛亮一生事业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其思想其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刘备第二次访问卧龙冈时，在诸葛亮的草堂上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对联应该说是大有深意的。毛宗岗在这副对联下批了一句话:“观此二语，想见其为人。”的确一语中的!诸葛亮虽然没有出来，但这副对联却道出了他的处世态度。儒道两家文化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最具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两种文化。诸葛亮所提出并实践的“淡泊明志”，其实正体现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融合。
“淡泊”一词最早见于《老子》第二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意思是独我能恬淡宁静，不炫耀自己。其后《庄子》中的“刻意第八”又谈到这一点:“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善从之。”意思是:至于不磨砺意志而高尚，不讲仁义而修身，不建功名而治世，无须江海而安闲，不必导引而长寿，没有什么不能忘掉，没有什么不能拥有，淡漠无限而一切美好追随未来。旨近《淮南子·主术》宣扬:“是故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曹植《蝉赋》:“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西汉前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西汉中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思想并不能长期定于一尊;汉末魏晋，天下纷扰，诸家蜂起，思想活跃。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诸葛亮深受时代影响，在《诫子书》里，他告诫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他汲取融会儒道各家文化的精华，首次将“淡泊”与立志联系在一起。
何谓“淡泊”?用诸葛亮自己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向来就有受老庄影响而隐居山林的传统。《论语》中的长沮、桀溺;东晋的陶渊明;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初唐的王绩;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等。其表现形态就是思想上淡泊功名，敝屣富贵，生活上或隐居于田园或浪迹于名山大川。他们写的那些山水田园诗，说到底，不过是隐者的梦罢了。又有哪一个隐者真的能遗忘世事、高蹈出尘呢?隆中时期的诸葛亮，相比于这些隐士或田园山水诗人，既有道家遗世独立精神的彰显，又不乏儒家积极人世思想的渗透。他是淡泊其外，而非无为其内。
那么，隆中时期，诸葛亮都做了哪些事呢?
首先，他胸怀大志，为自己设计了人生三步曲:读书、养性、成才——出山以成功名——飘然退隐江湖。《三国演义》第37回徐庶在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时说:“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司马徽对刘备说:“诸葛亮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徐庶)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司马徽又更进一步把他比作“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毛宗岗在此回回评中说:“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时，东吴张昭曾问诸葛亮是否曾自比管、乐，诸葛亮回答:“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可见，其志不在小。但诸葛亮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有儒家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更兼有道家甘守淡泊的情怀。
其次，他刻苦攻读，融会百家，以备经世致用。诸葛亮出生的琅邪郡是汉代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诸葛亮家学渊源，自幼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儒道墨法各派学说均有取舍，思想上并不定于一尊。在读书方法上，诸葛亮不作寻章摘句、死记硬背的腐儒，而是“独观其大略”，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舌战群儒时，东吴程德枢讥讽孔明说:“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诸葛亮作为一个君子之儒，在个人修养与才学积累上，的确做到了“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为他出山以后在军事外交上屡立功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次，广泛结交当地名流，以获取全国各地大量信息。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其家族影响很大。在诸葛亮的父亲去世之后，他随叔父流落荆州，不仅受到刘表的优待，而且深受当地大族的尊敬，并与他们结成了姻亲关系。诸葛亮与当时荆州各界的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均有频繁交往。从这里，他了解时局，洞悉天下，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了大量的时事信息。《隆中对》里，他之所以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精辟分析，预谋天下三分，定下“联吴抗魏”、占荆据蜀的治国兴邦之策，是与他长期以来战略信息的积累密不可分的。这是他超人智慧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
最后，他经常云游各地，借机了解风俗民情，气候物产，勘察山川地理，关梁要塞。这为他以后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由此可见，隆中时期的诸葛亮，与其说是一个“久乐耕锄，懒于应世”的隐士，不如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闽。正如他的道号“卧龙”一样，他是“潜虬媚幽姿”，待时鸣天下!那个虽然高卧隆中，却抱膝长吟《梁父吟》，叹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诸葛亮，才是真实的集儒道双重人格于一身的诸葛亮!他既有投身于乱世之中的勇敢，又有着超然于浊世之外的清醒;既有对明天的展望，又有几分对躬耕生活的眷恋。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儒家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儒家的积极人世是其思想主流，而道家思想的涵养，则使他能够比较理智地对待功名成败，这使他相比于周瑜等人有了一种超脱于尘世之上的神仙般的气度和风范。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对联是诸葛亮的座右铭，也是对他一生的写照。诸葛亮出山后，受到刘备的重用，位极人臣，可是，他始终保持着昔日草堂的淡泊生活，矢志不移地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诸葛亮形象的成因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首先是一个小说形象，不能将他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因为这个形象身上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有着种种被神化的成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无愧于“智绝”的称号。《三国演义》问世以后，其影响所及，使得这一形象远远超越甚至取代了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这一形象之所以深人人心，家喻户晓，在于他身上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悲剧意识。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将小说中的诸葛亮塑造成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样子呢?这与小说成书过程中受众的心理影响有关，也与作者、批评者生活的时代以及古代文人深受儒道文化影响而人生多失志的心态有关。
第一，与小说成书过程中受众心理的影响有关。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成书具有累积型特点。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说它:“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说明其成书始终在两个系统内进行，一个是史传文学系统，一个是俗文学系统。前者仅仅提供了历史小说所必须的骨架，诸如人物、事件、线索、结局等，但要使作品血肉丰满，要设置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塑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就必须突破史料的束缚与限制，充分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开拓艺术想像的空间。应该说，俗文学系统对《三国演义》思想倾向的形成、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定位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受众主要是下层民众。
在《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从魏晋隋唐的三国故事到宋代的“说三分”;从金元戏曲的舞台形象到元代的《三国志平话》，“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越来越鲜明。这与由宋至元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情绪有关。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确立了这种倾向，而清初的毛宗岗强化了这种倾向。这种倾向的背后是下层民众对于统一、和平的向往。而诸葛亮作为蜀汉一方的核心人物，无疑就是道义与智慧的化身。其形象中融人了强烈的民族情绪。被压迫的下层民众，希望通过诸葛亮超人的智慧、道德的完善和道教的神力能够克敌制胜。刘氏集团的悲剧命运虽然不能逆转，但人们还是愿意将一切美好的因素都集于刘氏一方。在有关诸葛亮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们将一切美好的品质加诸其上，使得这一形象越来越富于传奇色彩。下层民众的这种意愿，使作者创作出了人们心目中千古良相的形象。
第二，诸葛亮的身上寄托着古代落魄文人的理想。古代封建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儒道两家文化的熏陶，往往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辅佐明主，作帝王师;出将人相，功成身退，是古代知识分子理想化的人生设计。然而，仕途的坎坎坷坷，人主的天威莫测，使得很少有人能够功德圆满。于是，理想往往化作泡影。在失志文人的笔下，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忠贞与智慧的化身，让备受压抑的封建文人无比羡慕。诸葛亮的形象不仅寄托着罗贯中“有志图王”的理想，也是文人特别是落魄文人的理想寄托。他们渴望一展抱负，与君主建立鱼水关系。然而实际的情形是，文人在与君主相处时往往缺少独立自由的精神。他们与现实政权的关系或是依附，或是游离。从明清两代来看，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游离于现实政权之外的自由。因此，诸葛亮这个乱世中的英雄和道德的完人才备受推崇和爱戴。
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对诸葛亮这个形象赞美有加:“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致六出祁山，则近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残，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尹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这种对于风度、智慧、品德的崇尚，可以说代表了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然而既是理想，便不能不有所夸张。这是诸葛亮这一形象被神化同时也是构建其双重人格的又一原因。
其实，小说所描写的诸葛亮这种双重人格不是不存在矛盾，只是作者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因为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中，从刘备晋升汉中王开始到登基为帝，二人的鱼水关系已经异化为君臣关系。这从刘备为报关羽之仇执意发动彝陵之战可以看出，诸葛亮不是不清楚这场战役的后果，而是他根本就无力阻止刘备的一意孤行。可见，对于现实政权的依附，往往是以牺牲个体人格的独立为代价。以此来看，诸葛亮只能是小说中的一个理想人物。这个人物之所以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还在于他是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悲剧。
李英然，石家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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