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水浒评论选》谈《水浒》的结局

上一章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1975.09.20)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竭力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大肆宣扬和兜售投降主义,是《水浒》的主题,《水浒》的要害。

    然而,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水浒》是批判投降主义的。理由是,作者真实地描写了梁山泊起义军的悲剧结局,“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或者说:作者主观上虽然想肯定投降路线,但客观上却以悲剧结局批判了这条路线,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种论调流行多年,颇能迷惑一些人。因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让我们来看《水浒》作者是怎样写梁山泊起义军结局的吧!

    原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十之七八都在征方腊时死去了。《水浒》一面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在方腊头上,妄图激起读者对方腊的痛恨;一面又把这些人的死亡归之于“天命”,“寿夭短长,人生分定”,“已死者皆是天命”。小说的作者还让这些人死前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什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了,今日为朝廷,便粉身碎骨,报答仁兄也不为多”,什么死了“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而且,又往往写他们死后成神成仙,把封建统治者的屠刀化为神仙“超度众生”的“拂尘”。

    “兔死狗烹”。宋江的被药死,是投降派的可耻下场。《水浒》作者却把它写成只是奸臣作祟,而并非皇帝意愿。如果皇帝和宿元景这样的“好官”及时过问此事,这类不幸不就可以免除了吗?

    阮小七等人免官、弃官归里。在《水浒》作者笔下,却都成了由于乐于归老田野,或作良民,或当富豪,逍遥自在,享尽天年,好象还很惬意。

    吴用等人的自杀,是由于预感到自身将会遭到迫害。《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因与宋江“恩义难舍,交情难报”,而要与宋江同葬一处,以表白“忠义之心”。

    总之,在作者笔下,战死的归于“天命”,被害的归罪奸臣,弃官的是乐于归老田野,自杀的是表白忠义之心。投降主义路线罪恶统统被涂抹掉了。这样肆无忌惮的歪曲现实,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胜利”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为投降主义辩护,所谓的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又从何谈起?

    征方腊中,原梁山泊头领大量伤亡,生还者仅二十七人,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虽然宋江的眼泪会蒙住一些人的眼睛,但觉醒者必然越来越多。可是,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水浒》,却极力掩盖和抹煞人们对投降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鲁智深对宋江借方腊起义军的鲜血染红朝服,表示不满。因此,当宋江祝贺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回京后可图个封妻荫子,光耀祖宗时,他给宋江碰了个软钉子,扫了宋江的兴。他沉痛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然而,作者却将他的隐痛抹去,把他的愤恨冲淡。把这句愤慨的话,写成似乎是即将听潮信而“圆寂”的谶语;把他宁可仍当和尚也不去朝廷作官的抗议行动,写成按照“天命”得到坐化飞升的归宿。

    武松后来也是反招安的,他不愿朝京,与鲁智深一样,也是一种反抗。但作者却一笔带过,将他的反抗抹煞了。

    李俊,在征辽后曾与吴用等人计划过劫掠东京,重上梁山泊。这样一个人,在征方腊后,托病以脱离宋江。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只是为了不负前约,明哲保身,而终于到国外去了。

    对于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人和事,《水浒》作者不去表现它,把它阉割掉,这难道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吗?如果真的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这些事实,作者为什么不去写,或者只写了一点点又加以歪曲呢?

    《水浒》作者不仅歪曲现实,为投降主义辩护;而且编造事实,极力宣扬投降主义者得到的“美好”结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生时作官封侯,死后为神为佛,把这些琳琅满目地向读者展览出来。

    在小说中,徽宗皇帝对梁山泊的头领们是多么“仁慈体恤”,他对宋江等只剩少数人生还“心中嗟念”,“不胜伤悼”。他许诺“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并说话算数,立即实践诺言,“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不愿封侯赐爵的鲁智深、武松,也加赠了“雅号”,就连已故的女将也加封为“夫人”、“郡君”。生还者封官授职,赏赐了金银锦缎。真是“皇恩浩荡”。你看,皇帝大张筵宴,犒赏功臣,何等荣耀;你看,宋江受赐金银一千两,另有十万贯“赐钱”“作为还乡之资”,准假省亲,锦衣还乡,何等风光。一句话;朝廷不负人,投降就是好。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吹得天花乱坠。

    小说又以方腊的结局与宋江的结局作对比。“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投降的奴才升官受赏,坚持革命的英雄当刑受剐。这部作品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这种歪曲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还说得上是现实主义的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管怎样说,宋江不是最后被药死了吗?这个悲剧结局不是对投降主义的批判吗?这种辩解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掩盖了作者写宋江之死的真正居心。《水浒》作者是要通过宋江之死来树立一个“全忠仗义”的最高典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而无怨。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作者塑造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刻画和赞美他的奴才性格,正是通过写他的死,才得到最后完成的。作者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是要农民起义军都来学他,当一个“有始有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好奴才。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了。

    宋江虽然受了奸臣的暗算,但作者告诉我们,奸臣之上还有皇帝,还有皇天,他们是“至圣至明”的。因此,投降派即使生前不能遂心永享富贵,死后一可封爵,二可升天。宋江死后,不就是被皇天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吗?皇帝不也终于不受蒙蔽,而替他建立庙宇,敕封他为什么“忠烈义济灵应侯”吗?“生封侯而死庙食”,是地主阶级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宋江得到了,甚至超过了,多么值得令人羡慕。《水浒》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还是当投降派好,当奴才好。

    宋江作为投降派的最高典范,不仅自己死而无怨,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绞杀革命派。他利用“手足之情”,“兄弟之义”,把李逵骗到楚州,同饮鸩酒,以免他重去“哨聚山林”。对宋江个人,是免得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对朝廷来说,是尽走狗的最后义务。宋江的嘴脸是何等丑恶,真是地地道道的奴才。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宋江毒杀李逵的情节来表现宋江忠义的彻底性的。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的结局处理,是歪曲农民革命的,是歌颂投降主义的。把它吹捧为“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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