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我们在北京这样读护校
2015/10/21 现代护理报
1965年毕业合影
天安门城楼前，梳着长辫子的少女们或坐或站排成四行。这张摄于1965年8月的黑白照片，是原北京第一护校328班的毕业照。那一年，这些风华正茂的“白衣天使”各自启程，去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015年毕业50周年聚会照
斗转星移间毕业50年，笑靥如花的姑娘们已是古稀老人。在那个“谈情怀、讲奉献”的年代，她们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挥洒着全部的青春……
报名
“第一次跟妈妈进医院，觉得环境特好”
一大早，几位老姐妹齐聚郭维芬家中。时光回溯到1962年夏天，十七八岁的她们进入第一护校，被编入28班。郭维芬回忆，自己那届只有27、28两个班。“再往前的几届，总共招过20多个班，最早每个班才几个人。”
资料显示，北京第一护校的前身是原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904年创办的道济护士训练班，1952年被人民政府接管并改名为第六医院护士学校。次年，北京市卫生局将包括该校在内的四所护士学校共同合并为北京第一护校。“我们学校是北京的第一所护校，其他护校都在这个学校之后。”谈及悠久校史，已经71岁的王长荣仍颇为自豪。
然而，如今令老人们骄傲怀念的护校，当年报名时并不都是心甘情愿的，王长荣就头一个不乐意。“我那会儿成绩特别好，是金质奖章获得者，本来想学理工考大学。但家庭条件困难，到这儿来吃饭不要钱，还给补助。”初中毕业后，想给家里减轻负担的她没有继续读高中，“哭着鼻子”来到了护校。
那会儿每家动辄四五个孩子，王长荣的想法在同学之间很是普遍，班里同学入学时一半都是共青团员。“说明初中成绩非常好，很多人都想省下口饭钱给弟弟妹妹，早点出来工作。”
对郭维芬而言，除了“减轻负担”，还有幼时朦胧的崇拜。“上小学时有一天妈妈流血不止，我第一次跟她进医院，觉得环境特好，大夫护士都穿着白大褂。一会儿我妈血止住了，没事儿了，我就觉得了不起。”
初三保送，望着长长一串学校名单，郭维芬相中了“第一”两个字，就选择了第一护校。“我也是奔着这‘第一’去的。”马金铭笑言，那会儿学校也不分“一类二类”，大伙儿报起志愿来都是“顾名思义”。
求学
“疼怕什么，咱们疼点儿减轻病人痛苦呀”
刚入学时，女孩子们基本都处在懵懂状态，对未来将要接触内容完全不了解。“就知道要进医院，给人家打针吃药。”王长荣回忆，但似乎大家又觉得没有必要提前搞清楚，反正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不管学什么都会认真接受。“所谓我们那个年代的‘干一行爱一行’吧!”
护校入学第一年教授基础知识，包括语文、数学、物理等常规高中内容。第二年是专业课程，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内外妇儿、眼科、耳鼻喉、公共卫生等内容都要细细掌握。第三年到北医三院实习，每个科室依次轮转。
对于完全没有相关基础和思想准备的小姑娘而言，真正的考验在二年级到来。最简单的“打针”,王长荣“看一眼就晕了，直出虚汗，根本下不去手。”跟她一组练习的同学一个劲儿地安慰她，鼓励说“你扎你扎，勇敢扎没事儿。”
“被‘扎’的同学真都比较坚强，总说疼怕什么呀，咱们疼点儿减轻病人痛苦呀!”郭维芬颇为钦佩地回忆，当然，轮到自己被“扎”，眼泪也是咬牙往肚里咽的。“尤其扎血管，一针没出血再拔到皮下重扎，来回抽的时候特别疼!”她丝丝吸着冷气，“但我们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说没事儿，你练你的，我不怕。”
除了打针，还有另一道难关——“男女问题”需要跨越。王长荣至今还记得妇产科第一堂课，老师说“先给你们讲讲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半个多世纪以前，性教育基本没有，小姑娘们单纯得不得了。陌生的“相关知识”一股脑展开，心理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有解剖课，王长荣至今记得，第一次“直面”尸体，大家推挤在一起，都不敢进去。“味儿呛鼻子，腿发软，我们有哭的，有吐的……现在我一闭上眼睛，黑紫黑紫泡在水里的样子还能浮现出来。可再不敢看也得看啊，考试时会抽签，让你说这是什么血管，这是什么神经……”就这样，原本“不知道会学什么”的女孩子们迎接着一项又一项的挑战，用满腔热忱坚持着，迅速地成长起来。
分配
“想要奉献的愿望到骨子里去了”
1965年，28班迎来毕业分配，范围包括昆明、西藏、广西、成都……留在北京城区的是少数，大多分到郊区县。同学们的家都在北京，但几乎所有人都在志愿表上写“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马金铭记得自己最早要被分配到四川，听说时还挺高兴。后来经过家访，老师发现她父亲生病，就把她改分到了门头沟医院。“我特失望，觉得不够艰苦，那种想要奉献的愿望到骨子里去了。”
王长荣要求去西藏，结果体检时不合格，为自己不能进藏还哭了。她有写日记的习惯，女儿长大后看到母亲记录的这段过程，笑她写日记怎么跟喊口号一样。“那会儿真是这样，想做贡献的心情不掺半点假。”
去了西藏的几位同学，被公认为“最苦，也最幸运”。一位叫王秀焕的女孩曾给王长荣写了不少信，说到了兰州，因为路程实在太难走，当地政府就不让小姑娘们继续走了。“那哪拦得住啊!她们往上写报告，说必须进藏。最后火车、汽车……这么一段段地走，一个多月才进藏。”藏民住处相距遥远，王秀焕学会了骑马，每天奔波往返，极是辛苦。她中间回北京生了孩子，怕孩子在西藏缺氧长不好，只能把孩子留在北京。年轻的姑娘就这样克服了巨大的生理心理困难，在西藏一待就是近2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调回北京。
李玉惠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久后她被学校送到通州脱产学了八个月针灸。1970年春节过后，受政治环境影响，第一护校已经没有学生了。按照北京市卫生局的安排，整个学校迁往青海，“将医疗卫生下放到最需要的农村去。”全校40多位老师就这样离开了北京，搞业务的分到郊区卫生院，教数理化等基础课的老师去中学教书，第一护校的历史由此便结束了。
刚学完针灸不久的李玉惠到了西宁的郊区公社卫生院，单位给她挂个“针灸室”的牌子，社员立刻排起长队，“都说‘北京来的大夫’，还从衣服兜儿掏花生让我吃。”那些年，她又要治病，又要给赤脚医生讲课，里里外外都是一个人，在青海一直待到80年代。虽然条件艰苦，忆起民众的热情和干劲十足的自己，李玉惠依然无比怀念。
怀念
“当年人们的热情与纯粹”
当年，没有出过北京的小女孩，怎么能那样轻易且向往离家到偏远地区工作，难道没有不舍？“那时好像无所谓家在哪里。”李玉惠沉吟着，“因为周围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有一种‘四海为家’的氛围吧。”
时代的影响不止于此，郭维芬毕业时被分配到北京儿童医院，一待就是37年，直至退休。在她看来，就医难、医患关系紧张等新问题，同样折射着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更融洽”，郭维芬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三，儿童医院床位已满，连值班室的大床都放了6个孩子。一对农村老夫妇带着小孙子看病。她和护士们帮这个新生儿找牛奶、办住院，老夫妇感激不已，说护士们服务态度好。“现在的医患关系不好处，我有时回单位听说，一个小病人，家里爸妈老人五六个人都跟着，你不知道哪句话没说好，谁听着不高兴就吵起来了。”
王长荣认为，复杂的环境也改变了医护人员。“以前看病，是怎么回事儿，医生前前后后给你讲清楚，现在进去，没两分钟方都开出来了。以前为病人翻身、清洗会阴甚至掏粪便，都是护士的活儿，现在谁掏啊？家属，护理员。”
新时期科技与医疗水平的提升令老人们欣喜不已，却也令她们更加怀念记忆中人们的热情与纯粹。1991年，65届的同学们彼此靠着往各自大概的单位打电话，慢慢重新取得了联系，此后她们每5年聚会一次。二十多年来，她们看着彼此鬓发渐白、容颜老去，而那些同窗时光和“一心干革命”的奋斗岁月，却在抚今追昔中愈发鲜活。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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