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我为什么要替医生护士说话?
2016/8/24 现代护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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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 当代知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曾担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患者和患者家属的代表。为什么叫向生命致敬?是因为向医生致敬,向我们积极治愈的那些患者致敬,向守护在他们身边充满理解、宽容还有信心的家属致敬,向所有生命致敬。

     患者和医生之间要有道德共识

     不说我们今天的道德要提升到多高的水准,但是大家面对医疗行业,我们的共识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去看医生是为了治病。其实病人去医院其实是寻求希望,这一点比疾病是否治愈更重要。有些患者病没有治愈,但是他有希望,医生的话对他的生命是一个肯定。

     所以我们跟医生之间要有什么样的道德共识?看看我们今天大量的医生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自媒体的兴起,让医生这个群体逐渐走进公共视野,他们不仅仅是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体维护师,也是血肉丰满的人,这个行业里的喜怒哀乐是媒体应该更多披露的。

     坦率地说,电视剧里那些衣帽光鲜的医生,化着精致妆容的小护士,那是真实的医务工作者吗?我看见的小护士都不穿高跟鞋,我看见的优雅的女医生经常靠着手术室的一角就睡着了。医生这个行业真的像我们电视剧里写的那么光鲜吗?医生的脆弱和无奈,我们的媒体能把他们的真实表达出来吗?

     一次终生难忘的就医经历

     其实我一直相信,如果建立好一种沟通,也许这个社会有奇迹发生。我一直没有跟张建院长(宣武医院院长,大会主持人,编者注)说过,我很怀念宣武医院的一位医生,外科主任张常在。我认识他是在18年前,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大学的小老师,没有上过电视,谁都不认识我。

     那时我是96级学生的班主任,有一天我带着他们晚点名,黑灯瞎火下台阶,一不小心把脚腕子崴断了,男生还跟我说你蹦两下,蹦两下就没事了,然后我说蹦不起来了。学生们就把我背到医院,后来一查,腓骨和胫骨都骨折了。当时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我断的只是脚脖子又不是脖子,不影响智商,怕什么。但我心里还挺打鼓的,进了宣武医院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打电话说出去参加两个星期的教师培训,先不回家了。我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除了撒个善意的谎言让老人放心,我还能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开始了解治疗方案。那是1997年的盛夏,天非常热。

     一位很儒雅的医生走到我的病床前,他个子很高,和声细语地跟我讲:“你可以选择保守疗法,打上石膏就好,但是因为你断了两根骨头,如果用手法复位总有一根复位不太好,所以等到您年龄再大一点,也许这个脚腕子,就像你小时候玩松的娃娃那个脚脖子那么晃。另一种方法是手术治疗,打开这个一定能固定上,但是你有点受罪,天太热了。”

     我当时就说:“我选择手术治疗,我不想留后患。”

     主任看了看说,“那这样吧,今天我不当班,星期一我当班,我给你做。”

     我说:“对不起,今天星期五,我是星期四晚上骨伤的,到星期一这个骨折又会耽搁两天,我说主任你去忙,有哪个值班的大夫在给我做了就得了。”

     他说:“手术书跟麻醉书怎么办?”

     我说:“我签,作为一个独生女,我给爸爸妈妈和没有孩子的姨妈、姨夫签过太多的住院材料了,我了解,我也理解,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有什么意外,我跟你说这个没什么意外。”

     那个主任就乐了,说“我头一回看见给我解释的病人”。

     他就云淡风轻地走了,到了下午,有医生进来嘱咐我说做手术。我上手术台的时候见到这个主任(因为我老听他们叫他张主任,我不知道他是谁),就问:“你不是今天不在吗?”

     他轻轻地一笑,“我调班了,我给你做吧。”

     等到拆纱布换药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右脚踝上有一条细细的线,我就问换药的医生说,“怎么没有缝针呢?这难道是粘上的吗?”

     给我换药的医生说,“张主任那天调班跟我们说,这个姑娘性格这么开朗,她以后还要穿裙子跳舞的,我给她内缝合,不留伤疤。”

     你们要知道,当时我身边没有家属,没有任何人提这个要求!

     就是这个一面之缘收治我的医生,在我住院的那一周里,他调了很多次夜班,在那里跟我聊天。

     我因为性格一直很开朗,就跟他聊,然后他很认真给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看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我也需要治疗,我们医生的压力有多大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做手术,还得看多少新的医疗知识?”

     就这样,我跟这个主任成了朋友。后来我这个骨头长得特别棒,然后我就又开始疯忙在各地讲课,他总给我讲,你要留点时间我给你取钉子,但我总说放一放,结果没有等到他给我取钉子。那时我父亲也在这里住院,我在一次从南京出差回来看我父亲的时候,父亲第一句话告诉我说张主任去世了,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

     媒体要多讲点好故事

     其实一个患者心里想到的医生,永远是那些血肉丰满的人,想到更多的是他们的恩德。什么叫做共识呢?我们太多的人都曾经遇到过终生难忘的好医生,有法治的常识和道德的共识,唤醒一点相信和温暖的记忆,我想这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是干什么的人?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我们不能多讲一点好故事吗?看看我们现在的新闻,有时候我都很纠结能不能让孩子上网。我们的网页里充斥着各种不良事件,各种性侵的事件都在首页上,固然这是社会的现实,但是放大这一切能改善吗?

     不能改善令人不如意的事件,那么就放大更多充满信念和美好的新闻,这才是道德的共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共识,我作为一个独生女,上面有那么多老人,下面有孩子,加上我自己也不争气,老进医院,作为一个跟医院打过这么多次交道的人,我心里留下来更多的是美好的记忆。所以这是我想跟媒体呼吁的第一点。

     媒体要停止对医生的伪命题绑架

     第二点我想跟媒体呼吁,让医生这个群体真实地出现在患者面前,构筑一种理性的医患关系,破除伪命题,也就是说医生不是万能的。有人看到微博微信上医生生病,居然发出感慨:“医生也会生病啊?”其实这是太多的人对自己崇敬的大医生一种特别幼稚的发问,你要怎么回答呢?医生也是人,当然会得病,可能会出现我们想不到的种种的疾病,甚至更严重的情况。

     伪命题之一:医生要把所有有用的时光全都花在专业学习和患者的身上。

     谁说医生上了班就得耐心地面对患者,下了班就得埋头科研?他可以不吃饭,他可以不睡觉,他可以无止无休地站手术台,然后还能保持着耐心的好脾气?

     医生是介于上帝、佛和常人之间的一种人,但是医生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切吗?我觉得医生也需要有照顾家人的时间,也得有自己去游游泳打打球的时间,他也可以听听音乐会和品品红酒,因为这样的人才更经摔打,这样的人心态更健康,这样的人遇见非难的时候更包容、更阳光,这样的人跟患者聊天的时候更容易交心当朋友。

     所以我说,不要总是鼓励医生就是一天要工作18个小时的劳模,医生就是可以不吃不喝,一切都以精神力量来支撑的这么一个职业。

     伪命题之二:把医生尽力治好病作为患者的最高诉求。

     修机器还不见得都能修好,医生修理的是人,这么复杂的人体就都能修好吗?有时面对特别无奈的结果,医生能做什么呢?再讲一个故事。

     我姥爷39岁时因为一次寻常的肠梗阻,那么优秀的电信工程师就去世了,我妈妈当时只有12岁,立志学医,后来学的是生物化学,然后等到我这个独生女考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都希望我学医。无奈我数学实在不明白,于是眼睁睁看着我的闺蜜去江苏上了医学院而我读了中文系。

     闺蜜读书的时候不断给我写信,她大四的时候在医院实习,当时这个20岁的女孩子在信里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血液科病房里面有一个来自大西北的4岁小男孩,他患的是白血病,这个孩子特别乖巧可爱,但是他的病基本无法救治。孩子的父母抱头痛哭,好在年轻,再生一个吧。但是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病情浑然不知,他还天天很快乐地玩耍,我这个同学就痛心疾首地说,“我作为一个小医生,我救不了他,我帮不了他,我没有能耐!”

     其实当时这个同学作为实习医生,很多诊疗、治疗都是不参与的,她能做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很边缘的事,比如这个小患者淘气,有一天把一壶热水打翻了,烫伤了。主治医生就跟我的这个同学说,你上外科给他拿抹烫伤的绿药膏。我这个同学就拿回来了,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因为从小在农村没玩过什么玩具,竟然迷上了这个小小塑料盒里透明果冻一样的绿药膏。

     他抹完了以后还要玩,两三天以后,烫伤基本上好了,他已经不需要绿药膏了,但是他还要。他每天都去跟我的同学说,“小阿姨你去再给我找一盒绿药膏吧”。我这个同学说,“我救不了他的命,我也参与不了治疗,我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上外科说我还要绿药膏,我就给他找一盒绿药膏”。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这位同学后来在上海读完医学博士,又跟他丈夫去美国读了医学博士,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上很有声望的大医生。但是我不是到现在才觉得她应该能成个大医生,而是在20多岁,她作为一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就坚信她能成为一个大医生。因为有这样一种心,在陪伴一个她眼看着治不了孩子的时候,她给他生命最后的希望和爱。

     所以什么是大医生?以什么来评判一个医生的能耐?我想不是疾病的治愈率,而是这个医生的心。我们知道,香港有个电视剧叫《妙手仁心》,妙手是一种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仁心”,任何妙手也只是技术而已。

     因此我特别希望,我们媒体界别再用伪命题绑架医生。把医生架到一定的高度会高处不胜寒,其实医生有的时候是无奈的,有的时候是痛心疾首的,但是他仍然不放弃,他力所能及地陪伴,这就是这个群体。

     我对媒体人的三个希望

     我在媒体20年,在业界摸爬滚打,也在学校搞理论讲学,中国的媒介正在从简单的宣传工具,转化为监测环境一个最大的自媒体。其实监测环境,协力决策是提升人的社会化进程,这是媒体里施拉姆最早界定的,这也在中国实践着,所以大家有怀疑、有期待、有焦虑、有失望的过程中,医改跟法治正在追求中国社会的最大公平,而我们人心的希望,是构筑公平最大的合力,抱有希望,愿景才能实现,如果我们媒体人能够真的愿意这样去做,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希望:

     第一,普及更多法治常识和提升更多道德的共识;

     第二,真实地呈现医疗这个群体,不用伪命题去绑架他们,允许他们自我生命的成长和修复,让他们先成为身心健康的人;

     第三,我们唤醒信任,我们共同期待,让整个社会跟医学、法学合理去等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的信任,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祝福大家,谢谢。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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