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记者:在路上
2014/11/8 三联生活周刊

     今天是第15个记者节,特与大家分享几则本刊记者采访背后的故事。

    

     葛维樱《怒江大峡谷:一个医生将达成的心愿》,2011

     溜索肯定不是乡村医生去看病最难走的路。云南福贡县紧挨着怒江修建,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山间县城。习惯性的飞机转大巴,再晕晕乎乎在山间转上若干小时,一般我们会在县城找到性价比最高的宾馆,在三联练就的本领是,最短时间搞定住和吃,然后安心第一天做一个县民,第二天做一个山民。福贡靠着碧罗雪山,极为狭长的地带,生活着以傈僳族、怒族、白族等等云南山地本土人。

     在简陋但鲜美的火锅店里,傈僳族很快就把我用高度白酒放翻了。乡村医生是个特别谨慎老实的人,新闻一出,记者去的也多了,我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和他儿子在简陋的屋外闲聊。男孩年纪不到二十,似乎对于父亲突然出名感到很有趣,他和我聊起自己在北京打工的生活,给一个冷冻食品厂串骨肉相连,一堆竹签子在一天之内把食物串的整整齐齐,薪水很低,工作地点也在非常偏远的某个郊县,然而这就是这个少年的北京,一年里一直希望有一天去天安门,结果走到了前门还是哪个门,就以为自己看到了,心满意足的辞去工作回福贡了。

     在山区里采访常常提醒自己,我对于眼前的事实尚未认知的那么全面,那么明确。高高的滑索承受着生病的老人、带孩子的少妇、电视机、洗衣机以及整个世界。我本来胆小,但是既然喝了酒,也没法认怂。只好在最后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股热劲也绑上了绳子。生老病死,就这样飞驰而去。

    

     魏一平《广州增城“6·11”事件追踪调查》,2011照片里这个小伙子叫郭刚,20岁,来自四川达州。拍照的时候,他是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一见牛仔裤工厂的工人,负责两侧的裤缝线,做一条是0.17元。2011年6月10日晚上,一对来自四川的小夫妻在大敦村摆地摊,倒卖从厂里拿出来的牛仔裤尾货,被当地的治保队员打了,由此引发群体性冲突,酿成“新塘事件”。事件平息一个月后,我才去采访,为的是看看“牛仔之乡”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敦村的户籍人口有7000人,但是却集中了7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村子里有1000多家牛仔小作坊,每天制作的廉价牛仔裤远销到全国各地以及东欧和俄罗斯。一条牛仔裤有20多道工序,每个人都是简陋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无论闷热的夏天还是阴冷的冬天,这里始终充斥着24小时不停运转的机器声。在大敦村,有十几家网吧,有无数的小饭馆,有游戏厅,有台球室,有性用品小店,但没有书店,没有电影院,没有图书馆。在三联社会部做记者,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常常会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那次采访不容易,因为事件中的主角都怕留下案底而躲了起来,事件外的人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敬而远之。我记得那时广州一年中最闷热潮湿的季节,我住在每晚50块钱的小旅馆里,每天我睡到中午起床,中午晃到路口的路边摊吃个炒粉,下午就去一排排的工厂间溜达,碰到手上没活儿的人就跟他们聊天。我的疑惑是,这些年轻人的愤怒从何而来?为什么一点点小火星,就能点燃他们满腔的怒火。到了晚上,才是我采访的密集阶段,下了班的小伙子和小姑娘三五成群地游荡在大街上,百无聊赖,我请他们喝啤酒,吃刨冰,偶尔也请他们去路边花几块钱下几部黄片到手机里。

     在那些和我聊天的年轻人中,郭刚是唯一一个告诉我们真实姓名的,他也进了逮捕名单。那天晚上,他夜里1点多下楼买拖鞋,看着街上混乱的人群,就坐在超市门口看热闹,黑暗中被冲上来的几个防暴队员摁倒在地,塞进警车里拉到了增城看守所。一夜审讯后,大概是看他腼腆得像个小女孩确实不像滋事人员,第二天中午就送回来了。经过这么一折腾,他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每天只能在楼下一家固定的快餐店吃饭。他一直在忐忑不安地问我们公安局还会不会抓他,甚至担心不能坐车回家。那天深夜,我去他干活的车间,车间里用劣质音响放着舞曲,老板说,主要是怕工人们干活的时候打瞌睡,万一伤了手指,赔钱不划算。临走的时候,他提议让摄影记者给我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蒲实《伊朗:被曲解的文明》,2012这是伊朗西北部里海边的一个简陋而热闹的村舍。热爱武术的伊朗人贾法里向我们引荐了他的乡亲父老。伊朗是个传统感情纽带很紧密的人情社会;贾法里的帮助,使得我们受到了伊朗人的热情接待。住在山下城里的伊朗人,开着国产的东南汽车,载我们翻山越岭来到村庄里。大家带来了手鼓和小提琴。晚饭后,在村民几乎没有家具、却铺着一张张地毯的客厅里,我们围坐在墙边,一起度过漫漫长夜。煤油炉子点了起来,很温暖。伊朗人逐渐释放出他们奔放而浪漫的天性:鼓点响了起来,琴弦拨动了,他们开始陶醉在合唱中,然后起身舞蹈,小房间里洋溢着无拘无束的欢乐。伊斯兰最高领袖规定伊朗人除了宗教音乐外,不可以演奏其它靡靡之音;但深入到他们家门内里的世界和日常生活中,我却得以窥见他们神秘东方面纱下的隐秘的开放与自由。我即兴拉了一曲王洛宾的《青春舞曲》,波斯语的翻译清唱起来,伊朗朋友们跳了起来。那天晚上,我与女人们睡在通铺上聊家长里短;摄影师则与男人们睡在另一个房间的地铺上。第二天下山时,降大雪,积雪很快就深了;车子在山路上打滑、抛锚,我们推着车走了很远。近山脚时,山下的伊朗人竟都已开车进山,将小桌摆在路边,品茶赏雪,打雪仗;见到我们的车子下山来,素不相识的人们无不以雪球、欢呼声、歌声与舞蹈迎接,冰天雪地彷佛被浓浓的温情包裹融化。在公共的伊斯兰信仰和多舛的国家命运之外,伊朗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如此栩栩如生地向我呈现,令我着迷。

    

     贾子建《呼伦湖冬捕》,2012

     这条鱼大概是出网的鱼儿中最大的了。冰面上被凿开1.5米见方的冰洞,湖水蒸腾着白汽,它被渔网拖上来,只象征性地蹿蹦了两三下,就遍身白霜地固定成了这扭曲的姿态。毕竟,1月的呼伦湖冰面上白日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十几度,离开了60公分厚冰层下的湖水就等于直接进了冰箱。呼伦湖的封冻期长达半年,一条一斤重的鲤鱼需要3年的生长期,背景中那成堆的小白条长到10公分已经是最大尺寸。

     这是我冬天采访到过最冷的地方。想凭借“厚毛裤+厚毛裤,厚毛衣+厚毛衣”的装备跟着捕捞队从日出前下网到日落后收网是绝不可能的。渔工们头戴狗皮帽子,身上穿着对襟棉袄,外面还要罩上小皮袄,皮裤、棉裤外面套着高筒胶鞋。胶鞋里面还穿着用驼毛、羊毛织成的高筒袜子,然后再用2.5尺见方的白布絮上驼毛、羊毛制成的包脚布包在脚上。我时不时要爬回发动机全天启动着的汽车里让包着两层羊毛袜的麻木的脚趾头苏醒,渔工们却只有等待出网的一段时间里能爬进覆着棉布蓬顶的车斗里,坐在铺着羊毛的座位上歇歇脚。煤炉上烧着炖菜,围炉烤着馒头,一壶白酒帮助驱一驱寒气。传统中女人是不能上冰的,相比迷信的说法,我更相信环境的严酷和对体力的要求是女人不堪胜任的。更何况,这与天际相接的巨大冰面上连个上厕所的地方都不可能有,我是当天唯一的女性,只能忍着一天不喝水。

     捕捞队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虽然机械作业和更好的后勤保障减轻了渔工们的体力负荷,但也鲜有年轻人愿意加入。渔工们的工资与产量挂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线渔工月工资甚至比满洲里的一把手还要多,可是2012年每月最多只有900元,可以说是满洲里收入最低的工作。中年人们也并非愿意受这份辛苦,只是已经身为二三十年的国企工人丢不下那份自豪感,并盼望着55岁能够提前享受退休待遇。

     渔业工人生活的巨大落差根源在于不断下降的产量。历史上呼伦湖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15100吨,而现在年产不过4000吨。他们身上真切体现着自然的报复:1998年之后的七八年呼伦湖一带气温持续偏高,干旱加上草场的畜牧用水,呼伦湖水量就缩减掉了一个太湖。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房地产开发,湖边挖沙影响了湖水的自净能力,沉底的淤泥增加了渔网拖底的可能。再加上私捕滥捞,1989年特别厉害的时候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多人靠湖发财,每年有1000多吨鱼被私捕滥捞者通过各种手段运往内地。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一句蒙古族的谚语:草原上有多少匹马,湖里就有多少条鱼。蒙古人相信鱼儿是他们忠实的朋友马儿的灵魂。这种原本带有猎奇新鲜感的采访到最后总是让人觉得心里酸苦酸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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