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我写鲁迅与胡适
2014/11/8 三联生活周刊
时代虽然不一样了，但鲁迅与胡适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依旧没有过时。科学、民主、思想自由、独立人格、怀疑精神、实事求是、为真理而真理、文化启蒙等价值，穿越了时空，闪烁着耀目的光芒。他们风骨嶙峋的人格典范，是一笔伟大的民族遗产。
平等的视角
上高中的时候，我买了人生第一部大部头书籍——《鲁迅全集》，是黄色硬皮的精装本，塞满了一个大箱子。买书的地方是在北京东四路口西北角的新华书店，放学路上常去那里看书。书店的北面是东四步行街，路口是明星电影院。不过那家书店早就不在了。
买书的原因已经记不清。不过对一个中学生来说，鲁迅是最熟悉的作家，每个学期都会和他见面，或者小说，或者杂文。而他的文字特征又是那么鲜明，思维方式对人生叛逆期的我也很对胃口。这难免会让人产生好奇，想要找更多的东西来看看。书买回来后，其实就放在书架上落土，从没好好翻过。后来竟送人了。
其实离开中学课堂后，鲁迅便淡出了视野。就像某个遥远的长辈，我知道他是个遥远的存在，对他充满敬畏，但实际并不了解。
2011年10月中旬，我开始准备写鲁迅的封面故事。当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一个重新梳理介绍鲁迅的好时机。实际上，在新世纪到来之初，《三联生活周刊》便有了做“百年文化人物”系列的想法——对上一个世纪的眺望与重新关注，能否对这个世纪的新道路选择有坐标性的意义？
主编朱伟认为，从文化人物的角度去思考民族百年走过的血泪沧桑，有可能比政治人物更能脱离标签化的意识形态判断，更有可能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态复杂机理，去辨析一些悲剧产生的根源。而这些人物的命运，也许更能深入折射出这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些能发人深省的问题，以致我们在这100年，能少付出那些本不该付出的代价。
历史回顾本来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重要封面方向，通过采访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发现新信息，辩驳已有的结论，回顾的目的是寻求它新的认识意义。不过，对于鲁迅这样一个真正的大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我们此前还没有过尝试。另一方面，鲁迅是一个已经被放大镜分析过多遍的人物了，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握，怎样做才能做出新的价值呢？
我最后还是下决心接下这个任务。因为我也很想把这样一个被过度诠释的“遥远的长辈”搞清楚。我想通过写人物，去写那个时代。
经验告诉我，越是耳熟能详的，往往越是似是而非。因为答案总被简单地给出，中间思考与推演过程就被放弃了。所以我希望把鲁迅的光环去掉，以平视的姿态，把他当作普通人，当作一个身边的人，搞清楚他的故事、细节，再去发现特殊之处。我一直认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新闻，很多作者常在“姿态”上出问题，即摆不正自己与对象的关系。要么对研究对象高高在上，观念先行，采取一种俯视的姿态；要么拜倒在地，敬仰之情泛滥，像“粉丝”一样仰视偶像。这其实都戴上了有色眼镜，影响了最后的结果，我则希望采取平等的态度，以平视的眼光审视、开掘历史事件与人物。
我用了3个月时间，走访了北京、绍兴、南京、上海以及日本的东京和仙台，最后完成了4篇文章一共6万余字，成为封面故事《鲁迅之疑》的主体。当时还是副主编的李鸿谷看了文章后说，以前认为鲁迅是一座圣山都绕着走，其实是一座高山，应该去接近他。这确是我当时的初衷。
《三联生活周刊》第661期——《鲁迅之疑》
《三联生活周刊》第684期——《胡适与自由主义》
完成鲁迅的文章后不久，我又开始了关于胡适的写作。2012年恰逢胡适去世50周年。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他与鲁迅齐名，是海峡两岸各自拥戴的“文化英雄”，也是另一个永恒的话题。胡适的一生起伏跌宕，涉及政治、学术的各个领域，凡是讨论近代中国的议题，都绕不过胡适。但由于两岸的政治关系，胡适一直是个模糊的面目。
我第一次阅读胡适的文字是在大学的一堂吉他培训班上，因老师教了一首《兰花草》的和弦，才知道这首词是胡适所填。大学时学哲学，念了一点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知道胡适是他的学生。后来，李敖曾提议自费为胡适在北大设立雕像，成为一时的热点新闻。但胡适是个怎样的人？作品写的是什么？我却不得而知。这与鲁迅的状况恰好相反，我们都是读着鲁迅的文章长大的，但却没有一篇胡适的文字进入过课本。
围绕胡适选题的准备，较之鲁迅还更长一些，几乎花了我半年时间，最后形成了8万多字的封面故事，题目是《胡适与自由主义》。这是我独自完成的第一个封面故事，这组文章也创下了《三联生活周刊》单期个人最长的文字纪录。
一年后，磨铁图书公司将这期封面抽出，重新做了一本书。我起了一个新的书名——《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胡适先生终生推崇易卜生在《国民之敌》中塑造的斯铎曼医生，一个孤独的、不畏世俗的、敢说真话的“国民之敌”。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宣称：“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个人也始终被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所感动。
行走
对胡适故乡的探访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2011年清明节前的一天，我来到皖南绩溪县的上庄。上庄距离县城还比较远，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巴车上挤满了人，有进城购物的妇女，还有放学回家的孩子，车顶上摞起了高高的行李，活鸡活鸭把脑袋探出笼子。有两根五六米长的钢管没地方塞，就顺在了车厢里面。4月初的皖南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油菜花海将大地渲染成一片金黄。挤满人畜的汽车就在花海中行进，扬起了一溜烟尘。
胡适先生的雕像就立在上庄的村口。因为临近清明，雕像下摆放了几束菊花。没有花圈和祭品，也没有游客。村庄安详而宁静，只有孩子们在不远处的常溪河里嬉戏。这和我半年前去绍兴探访鲁迅故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鲁迅先生的故居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景点，每天旅游大巴带来如织的游客，台门内外熙熙攘攘，商家叫卖着鲁迅喜欢用的“金不换”毛笔，街头飘荡着臭豆腐、梅干菜和黄酒的味道。
在村庄内寻得胡适当年的故居，是一处较大的院子，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保存比较完好。一位自称是胡适侄孙辈的中年人向我介绍，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和台湾，这房子便被政府分给了另几户人居住。上世纪90年代后，房子才陆续腾空，当地政府修葺后作为一处胡适纪念馆，后被立为省级文物单位。“80年代之前我们都是不能谈胡适的。”这位“侄孙”对我说。
故居里的陈设力求保留当年的格局。让我感兴趣的是正堂的一副对联，特意将其抄在了笔记本上。那是1917年，胡适回乡与江冬秀结婚，时任绩溪县县长李懋延所赠。上联是“负箧历重洋，博学成名愿为地方担责任”，下联为“鼓瑟和六g，大婚结礼好将世界辟文明”。这大概也是当年胡适的心境写照——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堂屋内还挂有一块匾，上书“持节宣威”。那是抗战时期，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后，村人同族做了这块匾，挂到了胡氏宗祠里。说来讽刺，胡适赴美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美国援助，四处演讲，鼓唇弄舌，哪有什么“持节宣威”的气派？在闭塞的中国乡村，既没有现代国家观念，也无法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因而也便将这位最有出息的同乡，想象为神气十足的姿态，做了匾以光宗耀祖。后来宗祠改成了学校，匾额却历经多次运动保留了下来，如今移到了故居内。
绕出村子，眼前是大片的田野。黄山、天目山环绕，常溪河悠悠流过。几名村民抬着花圈沿着小路走向油菜花田的深处，远方响起了一阵祭祖的鞭炮声。
对于胡适故乡的观察，我并没有写到文章中，但却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们对于历史与人物的分析经常陷入一种误区，也就是以今天之结果去追究当初之动因，所有分析是建立在当下语境。而历史是多因与多选择的，并非预设而成。所以对特定人物的观察是必须沉入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搞清楚了大背景，将其脉络放入过去的环境中，才能讲得清楚。
我希望把行走和阅读、采访结合起来，深入到人物生活的环境中，去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相信人是环境的产物，受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胡适和鲁迅都承受着各种环境的刺激，吸收了各种时代精神养料，这些因果都是需要搞明白的地方。
比如鲁迅为什么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一般解释是因为家道中落，而父亲的病又被中医所误。但家道中落的读书子弟也甚多，况且鲁迅之家也并非破产，如何解释鲁迅的特殊性？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江南水乡风情依旧，清歌慢板，诗情画意。如果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地方，浙东沿海自然是重要的区域。尤其对于鲁迅这样的传统读书士大夫之家，儒家思想是族群信仰，不要说颠覆传统，即使怀疑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在绍兴我一直在思考，鲁迅对传统文化为何转入了一种绝望？这恐怕不能用家道中落来简单概括。
在仔细读了周建人的《回忆鲁迅的故家》后，我发现，鲁迅之家尽管没有在物质上破产，但在精神层面已然崩溃。末代子孙不事生产，盗卖家产，吸食鸦片，人人都是寄生虫，所谓儒家精神，只剩下虚伪的外壳。对于传统的怀疑，是鲁迅思想的第一个出发点。而鲁迅四方乡邻所形成的小社会，何尝又不是他观察中国的模本？
还记得那天中午，我坐在鲁迅故居边的土谷祠休息，我突然发现，鲁迅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来自他的故乡。阿Q、孔乙己、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狂人”——就生活在台门内外的世界中。也许很少有鲁迅这样的作家，用儿时的生活经验构筑了一个冷峻的文学世界。与其他作家不同，对于故乡，鲁迅多是冰冷、痛惜的心态，中国文化中的乡愁于他几乎不存在。这也是一个观察鲁迅的角度，他的思想与性格是中国人中的异类。
鲁迅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值得探索的环节，那就是在日本的经历，这其中又包含了赴日留学、学医、弃医从文、国民性、救治灵魂等一系列的起承转合。鲁迅在日本的7年，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年轻的鲁迅就处于历史的漩涡中。那么日本对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鲁迅又在日本得到了什么？
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董炳月先生的启发，我对鲁迅在日本的经历考察采用了“现场还原法”，也就是先把疑问放下，而尽量搞清楚鲁迅生存的环境：生活空间、朋友、老师、文化思想状况、社会运动?然后再把那个年轻的鲁迅放到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看他受到怎样的影响，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日本，我走访了鲁迅所有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我还去了仙台东北大学，去看鲁迅的学医环境。100多年过去了，经历战乱、地震，沧海桑田，人物两非，但其中仍有迹可寻。比如东京神保町一带的旧书街，现在仍旧生意红火，莘莘学子，往来熙熙。于是再去看鲁迅从这条街上买的书，一点点厘清鲁迅的思想来源——进化论与尼采思想是如何被吸收的。
2014年5月，李伟在巴西米涅罗竞技俱乐部采访小球员
新文本
无论胡适还是鲁迅，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已是汗牛充栋，即使只是进行单项的研究，恐怕也要皓首穷经。
如关于胡适先生的资料就大体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胡适先生自己的作品，另一类，则是其他人所写的关于胡适生平与思想的专著。
依循这些研究者、书籍、文章，我不仅要吸收学术界许多严谨的论著，还要清晰勾勒出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并形成清晰流畅的描述，最终形成与上述两类文本不同的新文本。学术著作注重于学理，缺乏细节和故事，无法让大量普通读者阅读下去；而现在的“民国热”，则粗制滥造了大量的“伪历史”，或者史实漏洞百出，或者脱离时代片面强调某个细节，哗众取宠而误导读者。
我所追求的“新文本”，既要有准确性、逻辑严密，也要有历史的深度与大局观，同时充满细节，将读者置于时空走廊中，感同身受。同时，我也希望能突破以往的人物写作模式，即吸收更广泛的材料，通过交叉性的叙述，描绘一个相对完整的时代背景，反映人物存在的土壤。我不是为了写人物而写人物，是通过写人物来描绘大的时代，在展示个体与时代的冲突中，挖掘人物的灵魂与价值。
在胡适的封面成书后，我邀请我的采访对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先生为我写了篇序言。他替我更清楚地描述了这种写作的难度：“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这不但因为胡适生平涉及的人物、事件错综复杂，对他的评估分歧也很大；另一个原因是胡适的思想与许多作为都是超越时代的，眼光不够敏锐者往往看不清楚。”
对学者的采访，使我能够真正突破自己学识上的局限，从而更好地组织材料。如黄克武先生和我谈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落地的困难：“我们引介自由主义最难触碰到的、最难引进中国文化土壤的，就是它背后的认识论。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哲学，即真理不是那么清楚，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经过我们合理的讨论，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但也并非一定就是正确的。民主政治之所以采取制度的制衡，有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认为在人文世界中不会有一个像科学一样精确的答案。”而胡适则恰恰突破了这个认识论的困局，他不断反复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直到去世前还在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还记得，日本对鲁迅研究之精细也让我叹为观止。很多日本学者都在史实的考据、文物的整理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就像学外语一样，把鲁迅文章中的每个字都要搞清楚，反复推敲，甚至连绍兴方言也不放过，都研究得明明白白。一本书就像一本字典，几乎每个词下面都做出了注释。我这才见识到什么叫把书吃透了。
在日本的采访得益于几位老师的相助。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中心的尾崎文昭教授为我分析了梁启超、鲁迅与19世纪以来的文学革命的关系，他的一段话很有意思：“(幻灯片事件)鲁迅说的是事实，但未必是真实。”“事实”与“真实”是不同的。庆应义塾大学的长堀佑造教授则谈到了鲁迅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董炳月则讲述了他的发现——“仙台神话”背后是鲁迅身份认同的困境。对这些学者的采访，帮我的叙述建立了坐标。
遗产
“鲁迅”与“胡适”的封面故事发表后，相继有了一定的反响。尤其是胡适的文章，还集结为一本书，出版了单行本。有一位读者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套最新出版的胡适的英文文集，希望我能把胡适的专题继续下去。
2013年底，一位叫张勉的退休老人来编辑部找我，他手里拿着那期胡适为封面的杂志。老先生76岁了，家住在大兴，已经退休多年，那天顶着五六级大风穿越了整个北京城专程而来。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读了这期杂志后深受鼓舞和启发，重新勾起了他的读书兴趣，每天去图书馆读书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为我在文章中提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适写的《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另一篇是蒋介石所写的《苏俄在中国》。老先生想再去找这两篇文献阅读，但是去了好几家图书馆，都没有查到，于是，特意到杂志社来问我。这倒令我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在对黄克武先生的专访中提到了这两篇文献，黄先生对这两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和影响进行了解说，但我并没有去查阅原文。我也只好坦诚相告，让他去国家图书馆的港台文献资料室找找看。
今年春节后，我又收到了老先生寄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两篇文章。《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缩印版，分三天登完，字体很小，用放大镜才看清初，十分吃力。他看得不过瘾，打算以后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一定买个单行本，再好好学习一遍”。而《苏俄在中国》一文只找到了“研读本”，不是蒋介石的原著，“看起来比较分散凌乱，像是一本反共教材，读起来索然无味”。
老先生说，小时候因为内战动乱，小学才上五年半，文字基础差，不会写什么文章。两年前买了电脑学着用，但是看着很吃力，也发不了电子邮件。他在信中还写了那期杂志对他的影响：“我要‘老夫聊发少年狂’。像孔夫子那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虽已76岁，行将就木，自知来日不多，更要倍加珍惜时光，发奋读书学习，力争做到能闻道，死而足矣以。”
我从来没想到，我们的一篇文章能给一位老人带来如此大的触动，甚至带给他新的生活。这种力量，我认为主要源自胡适与鲁迅的精神遗产。时代虽然不一样了，但他们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依旧没有过时。科学、民主、思想自由、独立人格、怀疑精神、实事求是、为真理而真理、文化启蒙等价值，穿越了时空，闪烁着耀目的光芒。他们风骨嶙峋的人格典范，是一笔伟大的民族遗产。
我们依旧处于缺乏共识的年代，当前种种困境都有历史之因。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任何当代史也都是历史。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常常“隔代相通”。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得不革命，也“告别”不了革命；但急剧的革命毕竟只是社会变革的极端形式，流水不断的革新才是人类永远自新的常态。我们今天需要鲁迅和胡适，需要他们的精神遗产。
我始终相信，不管世界如何变幻，外界如何评价纸媒的命运，我们都不该看轻自己的工作。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如张勉老先生，其实是在看着我们呢。文字自有其力量，每一点努力都是改造社会的一块砖石。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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