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八十年代的《今天》记忆
2014/11/30 三联生活周刊
这篇文章是朱伟关于北岛以及八十年代改革风气的记忆。他在文中写道：“那时，文革中遭迫害的国家领导人子女、家族撰写的控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形成最强烈的对文革控诉。在我看，这才是“伤痕文学”真正形成高潮的引子。”
北岛
我是1985年才认识北岛，那时他从《新观察》到《中国》杂志当了编辑，《中国》是1984年创办的一本文学月刊，主编是丁玲，执行副主编是牛汉。这本杂志当时在丁玲的名字庇护下，发表了不少尺度很宽的作品，待丁玲逝世后，它很快就被停刊了。
北岛不是那种狂放，喜形于色的诗人，即使喝酒以后，轻易也不会忘乎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脸上总有似乎掩饰不住的那种持重或严肃，他用沉而慢的语速，表达似乎总慢于思索的速度，眉间似乎总留有永无释怀的印记，似乎只在自嘲的时候，才会有较开放的笑。我一直好奇的是，早时的他，也是永无释怀的这样的吗？写那首“为了你，小木屋打开一扇窗/长眠的哥哥醒来了/睁开眼睛向外望/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的时候。那是写给他妹妹姗姗的，她后来不幸为救他人早逝了，成了他心中的一个伤口，他的《波动》就是题献给姗姗的。
《今天》
北岛自己说，他的诗就是来自伤口的想象，换句话说，对他而言，新鲜的伤口里才能“流出血红的黎明”。其实，在《今天》第一期他的几首诗中，从一开始真正牵动我的就是那首《黄昏，丁家滩》：“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是他，用指头去穿透/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嘴唇就是嘴唇/即使没有一个字/呼吸也会在山谷里/找到共同的回声。”丁家滩于是成为一个吸引我的去处。“烟圈般的月亮”，“订婚的金戒指”，“黄金般缄默的嘴唇”，这就是沿着伤口的想象？波澜都在内心包孕中。至于那首家喻户晓的《回答》，我感觉太铿锵有力如宣言有进行曲味道了，不太接近我所喜欢的北岛气质。这是我喜欢的北岛的气质：“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错落的屋顶/在房子和房子之间/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温暖明亮的树梢吹散/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一只只疲倦的手中/升起低沉的乌云。”(《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北岛与郭路生，就诗的表现与气质而言，显然构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代诗人。这两代诗人之间，不仅是一个残酷的文革构成的不同影响。北岛曾说，给他以震撼的第一位诗人是戴望舒翻译的37岁就惨遭枪杀的西班牙人洛尔迦。“海/在远方现出笑容/浪花的牙/蓝天的唇”，可以想见这样展开的意象对当时北岛的冲击力。“我的嘴里含着你血管里的鲜液/你的双唇暗淡如我的死亡之甸”，这样的诗指引了一种在简洁中表现与象征的方向。
我想，北岛与郭路生的不同，大概就在北岛完成了这样的洗礼，这洗礼使他在那个残酷年代里，不再像郭路生那样，以自己的才情燃烧自己，而将自己转移为一个刻骨冷峻的诗人。有意思的是，给他以启蒙的洛尔迦的这本诗集是戴望舒三十年代所译，经施蛰存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70年代才在北岛们中间风靡而成为启蒙读物。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隔着一片政治的惊涛骇浪。
由此，八十年代文学的真正开端是诗，诗人们最早感知到了西方现代表达方式的魅力而成就了第一代作品，使诗最早脱离了为革命、概念服务，相比而言，小说家们要远落后于这些诗人。当他们的作品通过《今天》眩目地呈现的时候，刚刚重踞诗坛主流地位的贺敬之、李季、臧克家们尚未意识到对他们的颠覆性，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之为“朦胧诗”，就在于体会其表现方式的滞后。“朦胧诗”这个1980年被一个广州军区的不知名作者“章明”所赋予的浅薄的名称，本是一种审美迟钝的茫然——郭路生、北岛、芒克的诗怎么就“朦胧”了呢？“章明”这篇本来稀里糊涂的文章，倒是成就了谢冕作为这些诗人理论领袖的地位，那是后话。
电影《追捕》剧照
转弯时刻：如果将文学对应当时的政治背景，会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
——当《今天》贴上西单民主墙的时候，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6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2月18日到22日仅5天的三中全会，当中央工作会议导引人们还沉浸在活跃的政治氛围中，仍在兴奋地传诵邓小平关于“写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的说法，对三中全会寄予厚望时，简短的三中全会迅速就结束，舵轮的方向其实已经转变了。三中全会上，在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后，邓小平马上发出了“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声音。当北岛准备办《今天》时，当然并不知道，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邓小平其实已经改变了对民主墙的说法，他开始认为，民主墙上的一些言论不利于安定，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了。民主墙所扮演的角色，上层所需它的时间其实短暂得可怜。
为什么从1978年起追忆八十年代？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跌宕起伏、风起云涌，确实是都由邓小平所导演。邓小平主导的八十年代由1978年始，而这一年10月始，是他驾驶一艘国家巨轮作180度大转弯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家，现在回想，他把舵之魄力、急转弯之速度，真的都是惊人的。
改革开放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看，是他10月访日归来后不久就推出的“日本电影周”。这个电影周引进了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与《狐狸的故事》。尤其《望乡》，因其中出现了妓院的场景，《中国青年》当时还曾专门约谢逢松写了一篇名为《青年可不可以看〈望乡〉》的文章。谢逢松当时就在中影公司工作，是《中国青年》的老作者。这个稿子是陈汉涛组织的，他当时很主要工作就是看电影。
明星的力量是巨大的，《追捕》与《望乡》中，一个高仓健，一个栗原小卷，一下在民众中拉近了中日关系，为随后的日本汽车与日本电器引进铺了路。尤其栗原小卷，当时对于中日关系的作用真是巨大，等到1979年她主演的《生死恋》牵动几乎所有中国人脆弱的心时，三洋电器就进北京，设立办事处了。
政治家们已经在为未来运筹帷幄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认清这样一个大背景。
1978年漫长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之后短暂的三中全会，前者是为了搬开挡路的石头，后者则是石头搬开之后，实际上早就深思熟虑了的道路选择。我的幸运是，当时正好身在一个非常敏锐的单位——那时的《中国青年》，因为社长关志豪可以直通胡耀邦，明显可以直接感知到中国政治大动脉中非常直接的脉动。三中全会一结束，1979年第一期的《中国青年》马上就刊发了本刊评论员文章《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冲破思想的牢笼”，其中提到要冲破的“牢笼”已经是：农业上的“人海战术”，分配上的“大锅饭”，提到最后，核心是对“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东西的态度问题”。这里所提的“蒙昧主义”与“禁欲主义”，已经与复刊第一期所要破除的“蒙昧”有了根本区别，明显已是在为1979年的政治突破铺路了——这个突破当然不是民主墙上那些人所期待的方向。《中国青年》紧接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标题已经是《党的司令部不能用炮打》了。这篇文章是用读者来信方式刊登的，作者徐贺，当时似乎是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团委工作，因这篇文章就调到杂志社，进了思想评论部，老关很赏识他。当时《中国青年》搜罗的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渐渐多起来。
三中全会结束后，加快了文革中被打倒老干部的平反。首先开追悼会的是彭德怀与陶铸，《中国青年》迅速组织了回顾彭德怀的文章。那时，文革中遭迫害的国家领导人子女、家族撰写的控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形成最强烈的对文革控诉。在我看，这才是“伤痕文学”真正形成高潮的引子。它以陶铸女儿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寄出的信》为起点，因为它以向父亲倾诉的方式，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在《人民日报》连载，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成为了一种最有感染力的主导性文体。我以为，是它引导了1979年的文学方向。
⊙ 本文选自《朱伟：我与八十年代》系列，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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