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神圣的现代性
2014/12/11 三联生活周刊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大自然都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同样,一个国家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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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们驱车在霍顿平原国家公园里寻找野生动物的踪迹

     2014年10月下旬的一天,凌晨5点,天还没有亮,一间乡下旅馆的灯却已经亮起来。我和几位穿着冲锋衣的德国游客揉着惺忪的睡眼涌进餐厅,每人喝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然后坐上一辆敞篷越野吉普车,在清晨的微光中驶出了旅馆大门。

     此地虽然地处热带,早上的气温还是有些低。敞篷车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疾驰,凉爽而又湿润的空气迎面扑来,大家终于彻底醒了,有说有笑地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游猎(Safari)。半小时后,吉普车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土路开到了一座公园的大门前,那里已经有几十辆敞篷车在排队了,大部分都是路虎越野车,每车3排座位,可以坐6个人,后排座位比前排高一点,不影响后排视线,设计相当专业。

     6点整,公园开门,吉普车鱼贯而入,然后迅速分散,沿着各自选择的小路向森林深处驶去。这片树林枝叶繁茂,但密度并不高,有些地方显然是故意清理出来的,方便游客们看到野生动物。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野猪,还看到一群鹿正在悠闲地散步。路边经常可以见到水坑,似乎也是专门挖出来方便动物饮水的,坑边能看到不少动物脚印。可惜我们经过的时候只看到了几只鳄鱼和蜥蜴,没看到传说中的大象和豹子。

    

     生活在亚拉自然保护区里的蓝孔雀

     恍惚间,我以为自己身处肯尼亚或者南非的某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内,这里的景色和非洲实在是太像了。突然,路边出现了一只鸟,头是黑色的,脖子是蓝色的,上半身的羽毛是白色的,下半身拖着一束长长的绿色尾羽,长度几乎是身体的3倍。显然这是一只印度蓝孔雀,我不在非洲,而在斯里兰卡。确切地说,这里是位于斯里兰卡东南角的亚拉自然保护区(Yala National Park),里面生活着大象、豹子、猴子、野猪、水牛、鹿和熊等哺乳动物,以及体长超过1米的蜥蜴和鳄鱼,包括孔雀在内的各种珍奇鸟类,被誉为是非洲之外最像非洲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每天都能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门票收入占到斯里兰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反之,不同的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也不同。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察者,要想尽快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大城市,去乡村看一看,研究一下它的自然环境,从风土中体察人情。

     作为斯里兰卡最有名的自然保护区,这个国家的精神密码就蕴藏在这片密林的深处。

    

     斯里兰卡独特的高跷钓鱼

     神圣的现代性

     我们的吉普车又在公园里转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看到豹子。司机也有些累了,把车开到海边的一处露营地休息。2004年这里曾经遭到过海啸的袭击,几名日本游客不幸丧命,部分设施被冲毁,原址上只剩下几个水泥台子,和一个日本人捐献的纪念碑。

     已经有不少吉普车停在这里休整,据我观察,几乎有一半的游客是本地人。斯里兰卡人的长相和印度人没什么区别,但是衣着风格略有不同,平时穿西式服装的斯里兰卡人比例远比印度要高。另外,尽管斯里兰卡天气炎热,但很少有男人穿短裤,上衣也大都是有领子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圆领体恤衫。我认识的一位斯里兰卡记者朋友对我说,印度出了个甘地,对外来文化有抵制情绪,西化的进程受到了很大阻力。斯里兰卡人则相对被动一些,对于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比印度人高得多。

     虽然衣着较为西化,但斯里兰卡人仍然保留了古老的饮食习惯。他们平时最常吃的是咖喱米饭,就是在米饭上浇上几勺用咖喱汁煮过的蔬菜,然后用手拌着吃,不用任何餐具。斯里兰卡人很少吃肉,即使有肉菜,量也特别少,鸡肉饭里面常常只有两小块鸡块,牛肉饭更惨,最多只有几个半厘米见方的牛肉丁。

     与衣着相比,饮食习惯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从中可以推测出关于这个国家的很多信息。众所周知,家畜和家禽对土地的需求比同样热量的水稻蔬菜高得多,一个吃肉的民族要么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要么必须大力发展工业,用赚到的外汇从国外进口肉食。中国改革开放后肉蛋奶的需求量成倍增长,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中国近几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素食的一个缺点就是碳水化合物容易过剩,蛋白质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斯里兰卡人普遍偏胖的原因。但是,素食最大的问题是比肉难吃,素食传统需要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才能延续下来。斯里兰卡人之所以吃了这么多年素,一个重要原因是岛上丰富而又廉价的香料。有人曾经认为南亚食品中的香料是为了防腐,这个看法不准确。香料的主要作用就是让素食变得好吃,我在斯里兰卡吃了两个多星期素食,一点也没有觉得厌烦,原因就是这里的咖喱不但味道好,而且种类繁多,起码在短时间内是吃不腻的。

     素食的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佛教。曾经有一位斯里兰卡学者撰文称,斯里兰卡是全世界最早建立动物保护区的国家,当年摩晒陀来印度传教时,看到国王帝沙喜欢打猎,就向他转述了佛祖关于众生平等的教诲,帝沙听从了佛祖的话,禁止臣民打猎,这就相当于把整个斯里兰卡变成了动物保护区。

     这篇文章是在斯里兰卡独立后不久写成的。斯里兰卡的独立过程相当平和,被誉为前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典范。独立后的斯里兰卡政治家们急于摆脱英国的影响,在国际上树立起斯里兰卡(当时还叫锡兰)的国家形象,但他们忘记了,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国家这个概念似乎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个不言而喻、无须解释的东西,但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诞生在欧洲的新事物,世界其他地方一直是按照王朝、家族、部落甚至村庄来划分势力范围的。1505年葡萄牙人上岛之前,斯里兰卡被7个王朝瓜分,它们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彼此间明争暗斗,却也相安无事。欧洲人到来后,这种分裂的状况又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英国人于1815年攻陷了僧伽罗人的最后一个王朝——康提王朝后,这才终于把全岛纳入了同一个政权统一管理。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斯里兰卡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岛,“国家”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的概念,需要新政府动用一切手段不断强化。

     那么,现代国家的法理基础是什么呢?答案是民族。绝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所以叫“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斯里兰卡自然也不例外。在一个民族国家里,国民不再服从于某个皇帝或者君主,而是团结在一面“民族”大旗之下,以该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来作为黏合剂。但是,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系统地研究了世界诸国,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新兴国家形成的过程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社群,而是一群人想象出来的产物。他在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被公认为是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

     斯里兰卡为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斯里兰卡独立时大约有70%的人口是僧伽罗人,另有12%是泰米尔人(Tamil),这是一个来自印度南部的族群,多年来一直聚居在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说泰米尔语,信印度教,当年那个率军入侵斯里兰卡的国王伊拉纳就是泰米尔人。这个12%的比例相当微妙,既没有少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又没有多到有资格在民主选举中和僧伽罗人抗衡,再加上泰米尔人历来重视教育,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见识都要比同时代的僧伽罗人高,内心深处对于占多数的僧伽罗人不太服气,于是麻烦就来了。

     斯里兰卡独立后不久,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僧伽罗人便通过民主选举掌握了权力。当僧伽罗的政治家们试图强化民族这个概念时,急需构建一个敌人,泰米尔人很自然地就成为这个敌人。于是,《大史》被当作民族的正史收入中小学历史课本;国王杜图伽摩奴被抬上神坛,成为拯救僧伽罗人的民族英雄;亚拉保护区改名为卢胡纳保护区,变成了僧伽罗民族的避难所;保护区内的大象曾经因为破坏农田而被定期捕杀,如今却变成了僧伽罗的民族图腾,严禁猎杀;杜图伽摩奴和伊拉纳之间的那场战斗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深深地植入了斯里兰卡的文化体系当中……就这样,原本一场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两个部落之间争权夺利的普通战争,变成了一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卫国战争。

     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斯里兰卡史学家根据《大史》考证出泰米尔人是印度南方土著,属于达罗毗荼人中的一支,而僧伽罗人则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出身比泰米尔人高贵。换句话说,泰米尔人不但占领了僧伽罗人的家园,还把后者高贵的雅利安基因“污染”了。虽然后来的DNA研究证明这两个族群的基因没有差别,但这个说法在斯里兰卡依然深入人心。

     这还没完。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虽然语言不同,文化各异,但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唯独宗教信仰很难更改,这才是最根本的差别。于是,在斯里兰卡政府大力扶持下,佛教的地位直线上升,成为斯里兰卡的国教。政府在岛内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佛教寺庙。那些被英国人从土里挖出来的古老佛塔则被粉刷一新,看上去像是一座崭新的建筑物,亚拉保护区内的希图帕胡瓦佛塔就是如此。很难想象美国人会在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内大兴土木,或者意大利人会把古罗马斗兽场重修一遍,但这两件事在斯里兰卡却成为普遍现象,还有好几处遗址都是如此。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 London)人类学系副教授塔里克·扎基尔(Tariq Jazeel)在他2013年出版的《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现象。扎基尔是斯里兰卡移民,对东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在他看来,两种文化对于“自然”(Nature)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大自然绝不仅是山川河流以及花鸟鱼虫,而是关于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展示平台。斯里兰卡政府于1988年首次出版的《斯里兰卡地图册》的第一页既不是斯里兰卡地形图,也不是行政区地图,而是根据《大史》记载而描绘的各个古代僧伽罗部落的边界,以及各大佛教寺庙的势力范围。除此之外,斯里兰卡政府还不断地通过修建佛教寺庙、翻新佛塔,以及挖掘整理僧伽罗古城遗址等工程,进一步强调佛教对于斯里兰卡的重要性,以及僧伽罗人在这个岛上的主人公地位。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把大自然当作了展示僧伽罗人民族性的舞台,而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异化成了外来侵略者。

     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

     扎基尔还指出,如果说西方人眼里的现代化是高科技,那么斯里兰卡人眼里的现代化则带有很浓的佛教色彩,并且十分强调对于民族传统的尊重,是一种“神圣的现代性”(Sacred Modernity)。通过对佛教和民族传统的不断宣扬,斯里兰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标识”(Identity),斯里兰卡政府则找到了一个为大多数国民(僧伽罗人)公认的立国之本。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佛教和民族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被西方殖民者异化了的,和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于是,斯里兰卡最终还是没能避免后殖民时代特有的种族冲突,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在科伦坡市火车站候车的旅客

     因为旱季刚刚结束,动物们需要时间休养生息,亚拉保护区每天只开放半天,中午就关门了。导游开车把我放在了帝沙佛塔(Tissa Dagoba)旁,这是亚拉保护区附近最重要的一处古迹,塔高55.9米,周长165米,通体白色,肃穆庄严。原塔建于2000多年前,据说是为了纪念大英雄杜图伽摩奴的母亲而修建的。这位母亲原是帝沙王国的公主,帝沙国王误杀了一名佛教僧侣,为了赎罪而把自己的女儿绑在一艘小船上漂向大海,最终却神奇地停靠在了卢胡纳王国的海岸线边。于是这位女儿嫁给了卢胡纳王国的国王,生下了杜图伽摩奴。

     有趣的是,据《大史》记载,这位杜图伽摩奴曾经因为自己杀了太多的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他手下的一名佛教高僧安慰他说:你其实只杀了一个半人,一个是佛教徒,另一个正准备皈依佛教,其他那些死者都是动物,不算人。于是这位国王便释然了,继续大开杀戒,终于打败了北方侵略者,统一了斯里兰卡。

     这个案例说明,在特定情况下,一向以仁慈为先的佛教经典完全可以成为大屠杀的辩护词。

     参观完毕,我沿着一条公路徒步走回旅馆。正走着,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我撑着伞在雨中艰难前行,一辆手扶拖拉机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招手让我上车,把我载到目的地,分文未收。

     在我短暂的旅行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好心人。总体来说,斯里兰卡的普通民众非常乐于助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但是,为什么一个佛教国家竟然会打了26年的内战呢?为什么一个对待外国人善良友好的民族却对本国的少数民族充满了仇恨?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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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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