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金沙——古蜀国文明的传承与保护
2014/12/21 三联生活周刊
“四川跟周边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交往，而且拥有不断的异质文化的进入，他们跟原来本土的文化碰撞，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成都的历史文化之根在金沙可以找到，从宝墩、三星堆到金沙，这一连续文明体系的构成，使中华文明多了一个位于西南的起源中心，从而证明，成都平原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一道，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金沙遗迹馆全景
文 / 朱步冲
太阳神鸟
2001年2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金沙考古工作站的考古队员正在兴建中的楼盘“梅苑”附近清理机械施工安装完毕的雨水管区域，在已挖掘了3米深的雨水管夯土里，一块直径约10厘米的小泥块引起了现场工作人员的注意——在红褐色的泥土间，不经意露出了一个小金角，在阳光照耀下，它的光芒显得尤其耀眼。“于是我们按照发掘程序，工作人员先用竹片和油漆刷小心翼翼地剥落了泥块外层的红褐色松土，泥块包裹的金块终于全部清理出来。”曾经身为考古队一员的金沙博物馆馆长助理王方对我们回忆说，金片皱皱巴巴，如同一小团废纸，但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完全不能辨认器形，在被紧急送到文保库房清洗，拍照存档后，工作人员用镊子轻轻地展开金箔，它终于露出了“真容”：一件薄如蝉翼、精美镂空的太阳神鸟圆形金饰。
太阳神鸟雕塑
“它的制作非常复杂，用到了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先用自然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的锤揲，使金箔的厚薄基本一致。第三步用剪切的方法去掉外表参差不齐的部分，使其成为一个较为标准的圆形。第四步是在圆形的金箔片表面画出整个图形(包括太阳及光芒和四只鸟)，最后根据已画的纹样反复刻画切割形成镂空。”成都博物院院长、兼金沙博物馆馆长王毅告诉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一般厚度约0.1毫米至0.2毫米，纹饰多为刻画，其中如太阳神鸟这样镂空的纹饰，是用某种工具反复刻画的，由于当时切割工具并不锋利，其边缘与表面留下了多次划痕。”
这件拥有3000年历史的精美文物，其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含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金饰中心镂空成一个拖有12条锯齿状尾巴的内漩涡，其外有四只镂空的大鸟逆漩涡方向飞翔。”北大考古学院院长、著名考古学研究专家孙华说，“如果我们将这件金饰放在红色的衬底上观看，不难发现，它内层的漩涡形图案就是一个旋转的火球，外层的飞鸟图案则是围绕着火球飞舞的红鸟，表现的是太阳与太阳神鸟的主体，它是中国古代太阳和太阳神话的珍贵实物记录。”
今天，这件精妙的太阳神鸟不仅已经成为拥有3000年历史的金沙遗址或者辉煌的古蜀文明的标志，更成为这座城市的标识与图腾，随处可见。如果成都有一道探查过去的时光长廊，那么金沙遗址肯定就是它的入口，在这里，古蜀文明的源头和形象，触手可及。
蜀，既是一度统治古代成都平原古国的称号，也是栖息繁衍于此的古代族群的称号。古蜀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古老的蜀山氏，被认为是蜀人的始源；蜀山，是今日岷江上游的岷山，其名早见于《史记》、《汉书》，而蜀山氏所居住之地，称为叠溪，据称其址在今日茂县以北，据考证，叠字出于先前金文“嫘祖”二字合并而成。
关于古蜀的历史，迄今只有两部可供考据的文字史料，扬雄的《蜀王本纪》以及常璩的《华阳国志》，在古老的传说中，古蜀文明拥有三代蜀王蚕丛、柏灌与鱼凫。蚕丛氏兴起于岷江上游蜀山，传说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以及蚕桑纺织技术的传承者，自岷江上游逐渐迁移至成都平原。
根据历史学家的大致推算，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年代，大约在夏商交替之间，至今，这一条线路上仍有蚕崖关等古地名，以为其辗转向平原迁徙开拓的地理证据。在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大面具，眼睛瞳孔如短柱突出于眼球之外(纵目)，鼻梁上有表现升起云气的铜饰件。一些学者根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记载，认为这正是象征着控制日月出入和四季变化，“直目正乘(乘通朕，意为瞳孔)”的人面蛇身神祇烛龙或者《华阳国志》中以纵目为特征的古蜀国王蚕丛氏。
作为古蜀先民西来的证据，即是在金沙遗址附属的墓地中，几乎所有墓葬的朝向皆是冲向西北：“成都平原地势的特点就是西北高，东南低，所有道路、河流的基本流向，古代聚居点修建的朝向都一样。”王毅告诉本刊记者，“古代蜀人的祖先蚕丛来自西北方向的岷江上游，所以墓葬的方向要朝向自己迁徙而来的故乡源头，这无疑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
在2001年那次震惊世界的发掘中，首先问世的是金沙王国的祭祀区域：“在发现太阳神鸟这个区域，前后发掘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都是祭祀的礼器，而且没有生活的居址，唯一一个建筑可能都是与祭祀相关的，所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和高品级祭祀的器物都是这个区域发现的，我们认为这是当时蜀王祭神时献祭的物品。这个地方相当于北京的天坛。”王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在祭祀区以北大概500米，金沙考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又陆续挖出了由五座大型建筑组成的房屋基址，总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3000年岁月时光的侵蚀，使得这些一度宏伟的庞然大物现只剩下地面上的基槽，根据基槽内密集的小圆洞痕迹判断，这些建筑是以“木骨泥墙”的形式建造：先树立木柱，再于其间抹草拌泥，用火烘烤后形成坚固的土墙，由于这些建筑的体量与规格，考古工作人员判断，这里是金沙王朝的宫殿区，居住者是那些身份高贵的贵族与祭司神职人员。
“2001年我们发现祭祀区后，陆续在周围发现了大大小小一系列相互连属的居住区，大型建筑区和陵墓区。”金沙博物馆副馆长、原金沙考古工作站站长朱章义告诉本刊，“我们发现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祭祀中心，而是一座都邑。”原来苦苦追寻了数十年的三星堆后续文化，最终迁移到了这片位于成都市二环与三环之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中，从而填补了成都地区古蜀文化发展链条上缺失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环。
宝墩遗址——建筑基址航拍照
发源地宝墩
古老的三星堆遗址，现今位于四川广汉，然而它的源头却位于今天的成都市南部。从成都市区驾车出发，经过成雅高速行驶40多公里，就来到了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龙马乡宝墩村。1995年以来，面积达276万平方米，著名的“宝墩遗址”就在这里被考古工作人员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根据宝墩考古工作站人员介绍，这片遗址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龙马古城”，传说为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的“孟获城”，早在上世纪，龙马乡村民罗永祚就在遗址附近的真武观，发现陶片、石斧以及汉代纪年花纹砖。后经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及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进行的深度发掘，最终确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距今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
在暮色苍茫中，宝墩遗址的城墙在纵横分割的田地和缓缓流过的铁溪河中依旧矗立，遗址中央的台地“鼓墩子”上，依旧可以看到大量房屋基槽与柱洞。根据宝墩遗址考古工作队的介绍，这片台地高出当时地面1米以上，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应当是部落贵族所居住的王宫建筑。
按照西方考古学的严格定义，早期人类聚落如果想要被定义为城市，至少需要发现大型公共建筑与城墙两项遗存。直至今天，整个宝墩遗址的西南城墙地面部分保存相对完整，被当地村民称为“余埂子”，城垣南北长达1公里，东西宽600米。考古人员告诉我们，如此规模宏大的城墙，是利用丘陵地势，斜坡推筑，最终再夯筑成土坡型城墙，最厚处基座底宽30米左右，间或用板制夯具敲打。在城墙斜面解剖层中，还时常发现沙砾与草木灰，目的在于减轻黏土城墙对于夯具的粘连。
95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润气候区，热量丰富，雨水充沛，东西两面为邛崃山与龙泉山，平原河道呈现网状辐射。与其他成都平原早期古蜀都市一样，为了防止水患，宝墩、鱼凫村、双河等古蜀早期城市均处于平原冲击扇河流间的高地上，与河流和台地方向一致，厚厚的土坡式城墙，是这些古老先民抵御水患的主要手段。
治水，是成都与四川古代文明中贯穿的传统，《华阳国志》就曾记载开明氏“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王毅告诉我们，秦代都江堰修筑中以竹笼贮卵石为堤坝，护堤拦水的技术来自成都平原历代史前文明相传的传统，在金沙遗址的地层中，就在古代摸底河河床附近出土过大量曾长期被河水冲刷的圆形石块，早已腐朽的竹笼的银基，在考古地层中也赫然可见。
然而水患，并不是宝墩先民们筑城防御的唯一灾难，孙华告诉我们，自从宝墩时代开始，进入成都平原不同部落的人口数量骤然增长，聚落间的地理距离缩短，早期战争冲突已经出现，所以就有了筑城以抵御外敌的需要。“当时一个个聚落点的分布就跟现在的县城差不多，近的就20多公里，远的三四十公里，大概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过渡的阶段，成都平原上好多城都没有了。然后就只有两个城，就是三星堆和鱼凫村。”《蜀王本纪》中曾说：“次三代(蚕丛，柏灌，鱼凫)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皆随王化去。”在今日历史学家的解读中，可以理解为，随着酋邦都市的陷落，部分被征服的首领和余部尚存，并随之逃亡。
根据考古学家们推算，宝墩先后存在的历史在两三百年左右，文化手工艺水平高度发达，其陶器上独有的排印绳纹，是由缠绳陶拍拍打而成，或者用篦齿型工具在陶器表面轻轻刮动而形成的篦齿纹。从宝墩出土的砾石制杵、斧头、铲等工具，尽管经历了千年岁月，留下的剥离面、雕琢痕迹与使用所致的磨损清晰可见，一些石斧，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砾石原材的弧度作为刃部，并加以磨制，使其更加锋利。孙华告诉我们，宝墩文化与随后兴起的三星堆文化具有高度的衔接性，在晚期地层中，大多数在三星堆时期广泛出现的陶制器物形制，如褐陶与夹砂陶窄沿罐、窄沿盆，曾大量出现。
“古蜀文化，我个人把它分成三期：第一期是宝墩，对应蚕丛；第二期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对应柏灌；三星堆自身第二第三期的分界，就是柏灌向鱼凫转变的这一期，金沙我们一直主张它是鱼凫的这一期。简单说就是柏灌对应三星堆，鱼凫对应金沙。”孙华告诉我们，“中国一共有三个体系到汉代是没有中断的，就是中原、四川、东南吴越，所以只有这三个地方有先秦的历史。”
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神秘的祭祀
显赫一时的三星堆文明，自公元前1800年左右初创，经历600年后则突然消失，灰飞烟灭。如此繁荣强盛的古王国，为什么在鼎盛时期突然衰落？孙华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内部分裂说：由于统治阶级对于宗教仪式的过度沉溺，导致大量财富与生产力投入宗教祭祀活动和器物铸造，掌握军事行政权力的贵族和掌握祭祀宗教活动的贵族集团出现裂痕，以及如何处理与在关中逐渐强大的周王室的关系上意见不合，最终酿成了一场内乱，导致三星堆古城被废弃，王国中心迁往了今天的金沙。
“三星堆应该采用了掠夺或者杀戮政策，把周围所有资源全部掠夺到三星堆这个城和三星堆王室，不管是神权王室还是世俗王室，都到了他们的控制中。所以三星堆除了这两个器物堆以外其它地方没有什么铜器。”孙华告诉我们。
按照孙华教授的观点，这种王国统治阶层的分歧自建国伊始就一直存在。三星堆王国贵族中的一支，是外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氏族，趁三星堆古国与鱼凫古国彼此征战之机，逐渐与前者结盟消灭了后者，建立了一个统治整个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的王国。扬雄《蜀王本纪》中，望帝禅让于开明氏的传说，可能就是当时三星堆王国政统变更的写照。作为佐证，孙华教授指出，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和坐像中，在发式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扎辫与戴发笄。“金沙的发现更加强了我们之前的证据，就是四川的主体民族是带辫子的民族，辫子的不同形式决定的是统治阶级还是非统治阶级。少数的人是打发髻的，不带辫子，那可能和宗教贵族有关系，这些贵族应该是外来的。”
然而，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三星堆研究专家林向兵不认可这种推断。他告诉我们，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在发髻、服饰与体形上的区别，并不一定是古蜀国内部社会阶层尊卑的体现，而是古蜀国酋邦内部不同部落、氏族差异的代表。“四川盆地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冲积平原，进而决定了古代巴蜀境内邦国林立的局面，各王国聚落移居的路线是由平原西南部边缘逐渐推进到平原腹地。”商周之际的成都，由于金沙、十二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被证明当时已是一座相当规模的酋邦都邑，其时间段从商代晚期一直持续发展至西周与春秋时代之交。
无论如何，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辉煌灿烂的器物，与三星堆呈现出了明显的传承与相似性，金沙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出土的个别青铜人像面部形态酷似，可能与三星堆出土金面罩一样，是包贴于青铜人面像之上。这具铜人头戴索辫状帽箍，其上层插有伸出的羽毛状装饰：“如果从头顶俯视，就像一个光芒做旋转状的太阳。”孙华教授告诉我们，在三星堆出土的黄金杖图案上，也有两个人头戴多个三角形帽檐组成的帽子，如果从上方俯视，其形态同样如同放光的太阳。殷墟甲骨文中，殷人曾经有一位被称为亥的先祖，“亥”字就酷似这戴冠人像，而在殷墟甲骨中，“亥”字往往缀以鸟符，而鸟崇拜则与太阳崇拜密不可分，对于太阳与鸟的崇拜与祭祀，从三星堆时期，一直延伸到了金沙。
祭祀，是沿袭三星堆的金沙神权王国中的公共生活核心与头等大事。根据现有出土的文物与遗址，我们尚不清楚金沙人每次祭祀的细节程序以及缘由，日食地震、洪水旱灾，抑或外敌和入侵，都可能促使金沙人聚集在此，举行如此宏大而虔诚的仪式。2001年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在“梅苑”出土了大量石器，其中以12件跪坐石人像与10件立体圆雕石虎最为传神。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的陈列:凹刃玉凿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的陈列:金面具
现在，游客同样可以在金沙博物馆第三展厅“天地不绝”中观赏到这些3000年前富于狞厉之美的艺术品，石虎则大张方口，肌肉遒劲，眼睛、耳部等部分都涂有鲜明的朱砂，而石人均以整块蛇纹石化岩雕成，大嘴高鼻，全身赤裸、赤足，双手被绳索反绑在后，双膝跪地，发型中分，有些在出土时被放置于石虎之前。根据推测，这也许是当时金沙祭祀活动中活人祭祀的记录或替代品，其身份可能来自被金沙王国征服的其他部落俘虏或奴隶。
相较中原殷商王朝对“人祭”的热衷，古老的金沙文明在祭祀中似乎另有偏爱。在金沙遗址馆中的第11号遗迹坑，比邻古河道的地方，有一处隆起的沙土包，考古工作人员在这里曾发掘出了数以吨计的象牙，多达8层，摆放极为规律，并夹杂着大量的玉器与铜器。王毅介绍说，在遗址表层的下方，还有更多的象牙和器物静静地沉睡在地层之中。
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
由于现在还缺少有把握的保存技术，所以只拿出了数根进行尝试性试验，最终选择了与法国合作方合作研发的高分子有机硅材料灌封技术：将象牙嵌封，外部再定制透明亚克力匣，使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密封、透明的环境。为了有效避免光、温湿度对象牙的直接影响，还特地为它们配置了恒温恒湿展柜以及可调光强的低压卤素灯。
如此多的象牙，在金沙人的祭祀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金沙博物馆陈列馆第三展厅中，有一件独特的灰白色平行四边形玉璋，器身上镌刻着两组神秘的图案，每组由一跪坐人像、两道折曲纹，以及三条直线纹路组成。人像高冠高鼻，方耳圆眼，身着长袍，双膝跪地，左手持握一物扛于肩上。“这一条柱状物体，很像一根完整的象牙，所以我们在推测，是不是如此多的象牙，就是金沙祭祀时由祭祀手持肩扛，作为仪式的一个环节。”王毅告诉我们，金沙曾出土一具小型辫发青铜立人，呈中空的双手置于胸前，做抱物状，其姿势酷似大名鼎鼎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否中空双手所怀抱的，就是祭祀用的象牙？孙华表示这仅仅是诸多可能性的一种，还需要更多的实物或者文献作证。
鉴于金沙时代的成都平原，河道纵横，洪灾频繁光顾，一些学者推测，祭祀中的象牙很可能用来慑服制造水灾、兴风作浪的凶神。《周礼·秋官·壶涿氏》曾记载，壶涿氏为了灭除“水虫”，曾向河中投掷瓦鼓与烧热的巨石，但最终必须动用被榆木(牡橭)十字贯穿的象牙，才能灭其元神。
那么，金沙遗址上的古代先民，过着一种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在位于金沙遗址公园西门大约20分钟车程的百仁乡考古发掘工地上，我们见到了工作站负责人刘骏。他告诉我们，这里已经算是金沙遗址的边缘地带，是当时的一片人口密集的民居区。在远处，一批全新高端楼盘正在拔地而起，工作站的任务就是在开发建设之前进行探测性发掘。在上百平方米的30个探坑中，刘骏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了多处烧制陶器的窑址，圈足罐、高领罐、尖底杯、陶盆等丰富的陶器，还有纵横交错的灌溉用水沟。“这里是一处能够在很多方面自给自足的，有自己的农业生产和陶器生产的村落。”刘骏告诉我们。
从三星堆到金沙，所体现的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聚落的迁移，它更是古蜀文明进步史上的飞跃。“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的遗址分布比较集中在北部，以三星堆为中心，但是到了金沙时期，在成都平原这类遗址是处处皆是，遗址分布面积更宽更广，呈现一种更加有气势的开放姿态。”王毅告诉我们，在金沙博物馆中，就有一件珍贵的十节玉琮，它明显表现出典型的浙江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晚期的特征。
而在稍早的2000年8月，成都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商业街，出土了一处大型船棺墓葬，被断代在战国时期，也就是开明王朝的中晚期。所有葬具均用珍贵的楠木整木刳凿而成，分为棺盖棺身两部分，下垫枕木，最大的船棺18.8米，直径1.4米，随葬出土的大量蟠螭纹、龙纹漆器，深受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三晋、燕、中山、楚国等地的镶嵌红铜青铜器装饰影响，表明此时的蜀文化已经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深刻的交流。“四川跟周边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交往，而且拥有不断的异质文化的进入，他们跟原来本土的文化碰撞，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成都的历史文化之根在金沙可以找到，从宝墩、三星堆到金沙，这一连续文明体系的构成，使中华文明多了一个位于西南的起源中心，从而证明，成都平原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一道，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在金沙遗址发掘的大量文物
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
3000年的时光，对于自然界来说，也许仅仅是一瞬间，古代金沙人赖以栖息的摸底河，今日依旧在金沙遗址公园内部蜿蜒东流，将整个公园分为南北两半。
“金沙跟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是它还没有挖掘到10%就停下来了，就开始建博物馆。尽管我们还有90%以上的特别重要的遗迹还埋在大棚里面，但是已经出土的文物显示出的、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还是波澜壮阔的、史诗电影的古蜀王国的形象。”王毅向我们介绍说，呈半圆形，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高度19米、跨度63米的遗迹馆，将金沙遗址已探明的祭祀遗迹分布集中区全部覆盖，这样有效地改善了祭祀区的保存环境，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创造了条件。“馆内无立柱的大空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遗址的完整性，也将建筑对文物本体的影响降到最低，它的整体预制结构甚至能够在短时间内方便拆除，以便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及时展开。”
表面看，巨大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只有陈列馆与遗址馆两座简单的建筑，但它却体现了一种全新的保护与展示理念：为了保护地下尚未探测的遗址与文物，整体456亩的面积内，地基已经用几百万土方垫高了几米，避免地上建筑开发伤及地下文物。距离遗址博物馆公园2.5公里之内，不能出现高层建筑，以免破坏遗址周围的天际线和整体建筑风格。
王毅告诉我们，具体实施上采取了严格的“逢八减一”标准，就是以遗址为中心，每向外扩展8米，建筑物的高度才能增加1米。“2004年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方案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专家的认可后，成都市政府安排了3.98亿元专项建设资金，使得金沙遗址博物馆建设能够立项并全面启动。我们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做保护的总体规划，博物馆内种植的树种也是经过推敲的，比如银杏、水杉、针楠，都是根系比较浅的树种，不会伤及地下未发掘探测的文物层。”
按照王毅的说法，金沙遗址是成都文化的起点，它可以对成都城市的土地升值、整体形象的提升发挥很大的作用，金沙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一个依靠政府与社会持续投入、与公众以及社会文化毫无交流的传统非营利性机构。每年，这里举办的新春大型文化活动“金沙太阳节”，以及大型音乐剧“金沙”，都已经为博物馆与成都市带来了稳定而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
“未来的博物馆，核心词汇不仅是展示，而且是互动体验。”朱章义告诉我们，金沙博物馆附属的4D电影院是国内博物馆里第一个4D电影院，也是国内博物馆里最早参加谷歌艺术计划和百度数字博物馆计划的博物馆。如今，参观者还能享受到二维码、官方微信、微博以及APP自动语音导览等先进的多媒体服务。2014年，金沙博物馆接待的青少年参观者已经达到5万之多，吸引他们的是“暑期艺术托管班”、“小小讲解员”以及“模拟考古”等一系列博物馆主办的项目。
金沙博物馆，仅仅是成都文化遗址生态升级的一个样本。成都地区现有博物馆总数达到113座，从公立的省市级博物馆、事业单位所有博物馆，到私人博物馆，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差异互补、层次分明的体系和历史文物展示体验群落，所有成都常住居民，都能买到售价只有180元的成都博物馆通用年票。
“2014年，市政府出台了一个叫作文化生态规划的综合发展计划，为全国首创，对成都地区已有的遗址、博物馆与文物、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梳理、保护与展示。”四川文物信息中心主任任舸告诉我们，与全国建设“智慧型城市”试点相配套，成都文博系统也将努力把“智慧型博物馆”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金沙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院已经率先实现了互动式数字体验，明年迁往天府广场新址的成都市博物馆也会紧随其后。然后就是现有的历史街区，比如宽窄巷子、安仁镇民国公馆群，从省博往下的各级博物馆，还有武侯祠这样的历史遗址，以及传说中的历史遗迹，古蜀国的金牛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琴台、凤凰山，也可以采取标识牌或者数字多媒体模拟展示。
在锦里，我们已经初步采取了互联网旅游解说，只要游客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下载手机APP就能直接得到关于景点历史概况的多媒体介绍与导游。”
任舸透露说，未来的互动式景点导览将不限于静态图像与有声解说，还将引入更加先进的三维建模、纪录片片段以及动漫形式，将在2015年首先推广至像天府广场老皇城这样地面遗迹存留不多的景点。还将通过邮政系统发售数字信息明信片，再配合积极建设升级中的网站“成都文化文物信息平台”，力争给前来成都的游客一个更加便捷、赛博网络空间与实景紧密结合的互动式体验。
在充分进行“体验”升级的同时，成都有关部门也出台了“成都大遗址保护”方案，对文物遗址的保护进行全面升级。作为全国六大遗址片区之一，成都现一共拥有35处重要遗址，包括金沙、宝墩、郫县古城、老关山汉墓、邛窑遗址，以及新近发现的天府广场东华门遗址。早在去年，成都市人大就通过了“成都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为全国首创。
“成都大遗址保护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因为成都地区的历史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绵延至今从未中断，从4500年前的以宝墩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池群，到明清之际的城市建筑遗迹，往往是在某一个临时的保护性抢救开发过程中，不断地在周边有全新的遗址或者文物发现。”王毅对我们表示，“第二个特点就是文物遗址往往处于城市中心区域，从隋唐青羊宫窑址到金沙、十二桥遗址、船棺葬区，还有最近的春熙路唐代排水渠道，体育中心附近的唐代摩珂池，对遗址进行保护的难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城市发展利益、环境保护与文物保护，如何将三者有机结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保护的核心，自然是维护文物遗址的原状，让历史的时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停止流动，从而使得观者可以直接窥探它的原貌。任舸对我们举例说，成都有关部门已经规定，现存的民国建筑，不得擅自改变外观、内部结构和使用性质。“比如锦江区镗钯街的崇德里，是上世纪初成都商人修建的川西民居风格建筑，功能要限制在参观者能够停留、观赏的公共空间，比如书店、茶室、博物馆，然后做到一根柱子也不动，有虫子蛀洞的一块木板也会保存。”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的陈列，龟腹甲(上)、在祭祀区里挖掘出19片卜甲(下)
当然，对于金沙、宝墩这样面积广袅、文物遗存分布散落不均的大遗址，“保护”的概念就并非简单的静态维持。“大遗址保护让它的完整性、真实性呈现，第一不要破坏，第二要有利于后续的科学发掘，第三还要考虑所在地的民生和环境问题，跟城市发展和民众的利益要协调。”王毅表示，保护也不是盲目无差别的保护，“我们要做的是，精心地把文化遗产的尊严释放出来，精心地表达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王毅回忆说，四川与成都地区的文保考古单位，一直在推敲如何实现遗址的有效保护。“从一开始的四方呼吁，反应落实寥寥，到逐渐能把一些重要的遗址文物一小段、一小块地保护下来，比如邛窑、十二桥遗址，再到今天金沙这样利用先进技术理念的整体保护，这是一个漫长的进步过程。”今日，成都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此的重视，无疑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还向我们透露说，最近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从红星路上的唐宋江南馆街到东华门摩珂池遗址，都在争取进行原址就地保护展示。
“所谓的新式的动态保护，就是首先根据文物价值，划定保护区。首先要保护文物遗址的核心区域，比如金沙遗址的墓葬群和祭祀坑。然后是整体环境规划，接下来才是文物本体的修复与维护。”王毅特地举了金沙遗址和宝墩遗址作为例证，“金沙遗址北边一点，有一片大的平民墓葬群，遗址本身意义不大，我们把遗骸提取出来后，就可以进行回填，让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继续接手了。一些器物比较多的灰坑，我们用技术把它整体提取出来，固化，保护在文保部门里之后，也可以继续进行开发了。
至于宝墩，我们把它和新农村建设结合在一起，首先严格控制环境，比如不能种植深根系的作物与树木，再联合国土资源部和四川省国土厅，首先把居住在遗址划定范围内的农民都集体迁居出去，让他们住上楼房，这个单一项目投入不低于3亿元人民币。然后再努力发展跟文保或者旅游体验相关的产业，吸纳多余劳动力，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和他们的生活、传统息息相关的。”
⊙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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