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与何振梁的忘年之缘
2015/1/10 三联生活周刊
2001年，刚入职三联的年轻记者李菁，第一次采访何振梁。14年来，他们之间有过5次深入采访。“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交流，创造了这份恬淡而温厚的忘年情谊。何老逝世后，已担任周刊副主编的李菁写了这篇感人肺腑的回忆。今天，我们以此文来纪念何老，送别何老。
今天上午，何老的儿子手捧遗像走进告别厅
何老的生日是12月29日。忘了从哪一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发邮件向他祝贺生日，顺致新年祝福，以往都会收到梁阿姨“谢谢祝福”之类的回复——邮箱是何老的名字注册的，但基本上都是何老夫人梁丽娟阿姨回复的，邮件落款也写“何、梁”。可是2014年的祝福却没有发出去，我在第二天早上发现邮件被退回的通知。这还是在与何老、梁阿姨的联络中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纳闷是不是自己的邮箱出了问题，因为人在国外，想着回北京后应该再打电话问候一下。岂料几天之后突然看到了何老去世的新闻，这没有送出去的祝福成为我永远的遗憾。
2001年底临近，《三联生活周刊》决定像《时代》周刊那样，推出这一年的“年度人物”，这也是周刊第一次“年度人物”的操作。只不过那一年似乎值得一提的人不止一位，除了上了封面的中纪委书记刘丽英，还包括中国加入WTO的关键人物龙永图，“申奥”功臣何振梁……
因为之前采访之事与奥组委打过交道，主编把采访何振梁的任务交给当时才入职半年多的我。我惴惴不安地接下任务。感谢在北京奥组委工作的一位朋友，他帮我把采访意图和提纲悉数转达到了何老秘书那里，很快我就收到确认采访的消息。
于是12月底的一天，在北京奥组委当时的办公所在地——新侨饭店，我第一次见到了何老。他像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谦逊温和，从采访连同拍照，在何老的办公室折腾了一上午，但他始终面带微笑，对摄影师的诸多要求也全力配合。采访后两天我写了1万多字的《何振梁的奥运人生》，现在看起来，这只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报道而已。但也许何老体恤我身为一名年轻记者的辛苦，没有太大改动。
记得那天采访完与何老闲聊几句，他说：“一个人应该懂得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像演员参加演出一样，主角、配角站在哪儿、该演什么，心里都要清楚，该淡出的时候就要淡出。我现在是逐渐淡出，如果不是你们坚持，我也不会接受这次采访。”那时更多地以为这是老人的疲惫之语，很多年以后，才知他当时那一番话的弦外之音。
第一次见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从此他成为周刊固定赠阅的对象。
2003年，因为做一期奥运场馆的封面，周刊希望能约到一位有分量的人出面来谈。这一次我直接联系的何老，他没有拒绝。时隔一年多后再见他，发现他脸色发暗，一脸疲惫，我脱口而出：“您的脸色怎么不太好？”他解释说前些日子生了一场病，然后又提起该淡出舞台、好好休养的话题。只是那时候，外界仍然不明白他的诸多难言之痛。
其实那天采访的关于奥运会经营方面的话题，并不是何老很擅长的领域。但感觉得到，他还是努力配合我们的主题。我记得采访结束之后，他还很关切地说：“我说得怎么样？你看这样行吗？还需要补充什么？”何老年轻时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一辈子在学总理”。虽然这只是第二次打交道，但我由衷地理解了他为什么那么受爱戴。
那一年北京爆发了SARS，他知道我采访了当时备受关注的一位医生，于是采访结束之后，他关心地向我问起这方面的话题。那天具体谈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听完我的话之后，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个国家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来改变，急不得；你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学会保护自己。从那时起，他在我眼里，并不仅仅是一位难得的采访对象，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
享受周刊赠阅“待遇”的读者有很多，但是何老和梁阿姨是确定无疑的真正的读者。他们不止一次告诉我，喜欢看周刊，这份喜欢源自老上海时期的“三联”，但我最初以为这只是一些出于礼貌的客套话。不过有一次他们还特地打电话告诉我，邮寄地址发生变化，委托我跟发行部门的工作人员打个招呼，以确保能如期收到周刊。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周刊为此做了一组专题报道，在当年形成很大的反响和很好的口碑。有一天我收到何老与梁阿姨写的信——以何老名义写的，多半由梁阿姨执笔。信里说，他们一向很喜欢看周刊的文章，而这期关于淞沪战争的报道，让他们想起自己年少时在上海经历的战乱、流亡，他们非常感谢周刊主编和记者带来的报道。语气朴实诚恳，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和点评。意外之余，非常感动于这两位特殊而珍贵的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系列报道中一篇关于花园口的文章引起某些人士不满，向上面告了状，称有为蒋介石“翻案”之嫌。上面要周刊交一份情况说明。这篇稿件的作者当时写了一份汇报，详细地说明文章里所引用的资料和观点来源。末了，经验丰富的主编想起来我跟他提过的这封信，特地要来复印了一份，附在这份汇报后面，以说明我们的抗战系列报道在读者当中的“正面影响”。后来再见何老，当面告诉他这个小故事。他睁大眼睛故作惊讶地说了句：“是吗？”然后开心地笑了起来，好像也很高兴能扮演周刊的“护身符”角色。
我后来开始在周刊开了“口述”专栏，间或写了很多历史文章。可能是里面的一些人和事，牵动了何老的回忆和共鸣，之后经常能从那里收到反馈。记得有一次他们读了我写的乔冠华夫人龚澎的文章，勾起了很多回忆，梁阿姨特地打电话来告诉我他们的感想，然后又把电话交给何老，何老继续热切地补充，又说起每期杂志的内容，是长辈对后辈的鼓励。
他们阅读周刊文章之认真、仔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有时提到的周刊的文章，连我都没看过。认识何老的一位朋友说，何老在工作上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标准极高，在何老手下工作的人压力都很大。他有点羡慕地说：三联能得到何老的这番表扬和肯定，真不容易!说得我难免小虚荣心发作、替杂志飘飘然。
2006年底，周刊筹划在第二年1月份举办一个新春答谢会，想邀请多年支持周刊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参加。主编问我能否邀请何老来，我并无把握，只说试试看。给何老发了邮件，他们回复得很爽快：“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们乐意与你们分享你们的欢乐。”
可是就在活动临近的前几天，梁阿姨来电话，说何老这几天感冒，不太舒服，可能无法参加我们的活动。缺了这样一位有分量的人，大家难免失望。活动组织者阎琦不甘心，让我再争取一下，看能否在何老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出席一下前面的仪式。我犹犹豫豫地拨通梁阿姨的电话，吞吞吐吐说了这一层意思。善解人心的梁阿姨沉吟了一会儿，说：那我们还是去，但可能时间不会太长。
于是2007年1月5日晚上，梁阿姨挽着何老如约早早出现在东方君悦大酒店的活动现场。而他和朱伟主编见面时，又一次表达对周刊的喜爱和支持。当天，也有很多何老的“粉丝”争着过来和他合影。聊了一会儿，何老略带歉意地表示要先离开。后来每想及此事，感动之余又有点内疚。我想他们平时肯定有很多碍于情面无法推脱的活动，以他们的本性，也不愿意让人为难。但是，何老的到来还是表明他是支持周刊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终于来了，开幕式自然是各路媒体报道的重点。周刊也在策划做一本开幕式的专刊，列出一大串被采访者名单，除了导演张艺谋之外，何老应该是最具分量的一位。讨论会上，主编“理直气壮”地把采访何老的任务交给我，似乎已认定这是百分之百不会被拒绝的采访。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何振梁、杨澜等人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场欢呼的情景
迅速联系何老，他一口答应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当天参加的活动都必须有VIP级的通行卡，我根本进不去。怎么采访呢？梁阿姨说她和老何商量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过了一会儿，梁阿姨打电话来，说8月8日一整天都排得满满的，而且戒备森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上午10点，他们到北展与罗格、萨马兰奇一起为一个活动剪彩。梁阿姨让我在北展和他们接头，之后会乘车返回北京饭店，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起准备参加晚上的开幕式。“也只有这一个时期段了。”他们为了我的采访，还颇费了一番脑筋帮我想办法。这让我很感动。后来也如计划一样，上了他们的专车。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见时间还稍有宽裕，何老特地让专车停在停车场的一个角落，安安静静地跟我谈了他的感想。后来见时间来不及，我们还没有谈完，他让司机开车前往北京饭店，我在车里继续采访，一直到北京饭店我无法再闯下一个关卡前，他让车停住回答完我最后一个问题。这一次我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专访。而何老，已成为我心里特殊的一位“大”朋友。
我与何老、梁阿姨的交往，属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平时我们在生活上并无多少热络地联络，他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关心周刊，经常发来读后感。我出了新书寄给他们，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内收到他们暖人心的鼓励。有一年新年我说好久没见，请你们吃饭吧!老两口高高兴兴地答应，我们约在一家叫“石库门”的上海餐厅热热闹闹地又吃又聊，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那时候何老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需要每周三次去医院做透析。他们告诉我，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就会带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这成了他们离不开的精神食粮。何老的精神状态很好。我也很替他们高兴，想奥运会结束，他们终于可以享受安宁舒适的日子了。
可是没想到，就在奥运会结束第二年，一场无妄之灾会突然降临到他头上。在国家体育总局前领导人的书里，他似乎成了国家利益的背叛者，一时间舆论哗然。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单是凭我的直觉，我就不相信对何老的指摘。
在我眼里，何老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笃信他追求的主义。他的传记关于早期国际体育生涯的回忆，其主题只有两个：一是如何“驱蒋”，反对台湾代表“中国”；二是如何团结亚非拉。即便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态度鲜明而坚决，令我等后辈看起来不得不感慨那个时代人对信仰的忠诚。直到80年代，才有了打开视野、真正的国际体育交流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何老年少时上的中法学校，大学时是在法国天主教办的上海震旦大学读书，这些教育背景又让他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这也让他在国际交往中突显人情味的一面，而不是一个刻板的形象。但实际上，他还是特别在意“组织”、注意“大局”的。所以在最初遇到风波的时候，何老并没有马上回击。
但是后来情形的发展让他觉得再不出面会被污水覆盖。梁阿姨打电话来，很少见她语气激烈。我后来在一个小型见面会见到了何老。虽然很多记者，但气氛像是朋友间叙旧，他还是努力想控制不扩大事态。看到我，他说：“我知道你需要长谈。我等你。”我们约好第二天去他家里采访。
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北京已被厚厚的一层雪覆盖，公共交通几乎陷入瘫痪。我在那天下午找到了他在天坛附近的家。这是何老在体育总局时分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到他的家，我心里还有点意外这房子在外观上的普通，后来听朋友说他在体育总局时遭遇的一些不快。朋友说，到了奥组委后，北京市领导对何老比较尊重，专门给他配了专车，才解决他一些困难。
我们的话题是从他与体育界一些人的恩恩怨怨讲起的，他讲得理智而冷静。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很多事情他也知道无法写到纸面上，但他还是试着来告诉我，帮助我理解他的处境。事到如今，我无意重述那些纠葛，也无法理清那些枝枝蔓蔓的纷争，只是感慨于这些既是典型中国特色、又夹杂着体育界独有风格的恩怨与矛盾，体会他“秀才遇到兵”的困惑。
采访完何老之后，我就去了三亚出差。在那里我把整理完的稿子发给何老，梁阿姨按她的习惯打印出来，在纸面上修改之后再传真到三亚的酒店前台。他们极为看重这一次采访，所以修改得也特别认真，无论对事实还是措辞都看得极为认真，我记得白纸的两边密密麻麻写满了梁阿姨的娟秀小字。
那篇1万多字的专访发出来之后，算是替何老正式而全面地回应了指责，也平息了之前的风波。后来听与体育界熟悉的一位朋友说，那篇专访在“圈里”引起不少关注，可能体育界的不少官员们对三联并不熟悉，以至于体育圈里盛传何老接受了香港一家媒体的专访，发表了长文。
我知道何老的委屈，甚至愤怒。但他不愿意在媒体上大肆倾吐，他怕给他看重的“组织”造成伤害。他后来告诉我，一位很高级别的领导约他到中南海进行一番谈话，表明对他的信任。何老说这话的时候一脸欣慰，“组织”终于表态了。
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信者以体育界知情者的口吻来质疑何振梁。这让我再一次意识到矛盾之深及复杂。后来何老知道了匿名信的事，知道是“他们”仍不善罢甘休。他问了我信的内容，反应比较平静，似乎对写信者也心里有数。我劝他不必在意那些见不得阳光的流言，他苦笑，说了句：树欲静而风不止。
2010年4月，萨马兰奇去世。为了写这位对中国有特殊意识的奥委会主席，我再次约何老采访。他和梁阿姨正在无锡，于是我第二天一早也赶到无锡。无锡是何老的出生地，当地市政府在大运河边上建了一座“何振梁与奥林匹克博物馆”，何老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捐到了这里。采访之前，何老特地安排我先去参观了那个博物馆。见面时，他问起我的观感。我说：“设计得很特别，虽然规模不大，但格调高雅。”何老很认真地说：“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它。”
何振梁(右)与萨马兰奇
其实参观完博物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展览品下面详尽的说明，比如某条五环领带，下面标明是何老某年参加某个国际活动时佩带的；一个小小的徽章，是某次国际赛事的纪念品……每一项展品都标注得极为清晰，而时间跨度为几十年。这无疑都是何老夫人梁阿姨的功劳。只有她，才会这么耐心细致，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何老付出。我把这个感想也告诉了何老，他呵呵地笑着，温柔地看着梁阿姨说：“是的，没有她做这些工作，根本不行。”何老与梁阿姨感情极好。他们当年都是团的干部，即便是那个年代的人普遍都羞于表达感情，但何老在自己的书里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选择梁阿姨这位人生伴侣的确认和幸运之情。何老有时候用上海话喊“阿娟”，有时喊“老梁”。梁阿姨总是温和地笑着。如果说“革命伴侣”，他们真的是最标准的一对。
2012年我去英国采访伦敦奥运会，以为会在那边相遇。与梁阿姨联系，得知何老病了。2013年6月的一天，带了一束百合花去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看他。那天下着雨，在戒备森严的大楼里用门卡刷好多道门才能进入病房。之前一直对高干病房有所腹诽，而这是第一次欣慰于何老能享受到这些待遇。
推开病房门时，梁阿姨并不在，一位护工大姐在照看他。他身上有很多管子。看到他的第一刻，我才知道他的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我轻轻走过去，冲他笑：“何老，您好!”他有点茫然地睁开眼，看了一会儿，带着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点想不起来你了……”我忍着就要掉下来的泪水，努力向他一边微笑一边说自己的名字，他还是有点茫然，又无助地看看护工，想寻求帮助。护工帮他忙的时候，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彬彬有礼，不停地道谢，即便声音很虚弱。
终于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也许我无法接受我敬爱的这样一位儒雅、睿智、谈笑风生的老人家，变成眼前这样一位孱弱而无助的老人……他看着我，还在努力地想。过了一会儿，他眼前突然亮了起来，恍然大悟的样子：“噢，你是李……”说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却又流畅起来：“我愿意看你们的杂志，还有你的文章……娓娓道来……”当他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意识到他真的是认出我来了。因为他之前用过这个词来形容他对我文章的感觉。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告诉他说：对了。与我同去的奥组委的朋友跟他聊起冬奥会的话题，老人家竟然非常清醒，还给他一个非常具体而实用的建议。那一刻，我熟悉的何振梁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梁阿姨回来了。她还是像以前一样，挂着暖暖的笑，她也不悲戚，只是说：“会好的，会好的!”她站在何老前，一边笑着一边说：“老何，小李，你忘了吗？”梁阿姨说，他们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猜想，一是他们不愿意惊扰别人，二来，这也是他们保持尊严的一种方式。
以往每次与何老见面或告别，我都会和他拥抱很多次。他总是笑着满足我的贪婪。这一次，我俯在床前，轻轻地贴到他脸边，跟他说：“再见，何老，好好养病，下次来看你!”
没想到，没有下一次了。今天何老的一个朋友发来信息：何老临终前的病床上，放着一本《三联生活周刊》。一时，又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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