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记者如何面对悲剧性新闻
2015/1/18 三联生活周刊
姚贝娜去世的消息，不仅引发了大家对她命运的惋惜，也带来了一场关于媒体伦理的讨论。当媒体对公众人物的悲剧报道蜂拥而至的时候，他们是在满足抢夺新闻的私利，还是在代表公众行使职业权力？在媒体越来越深入介入大众生活时，媒体的报道态度，已经不是一个行业话题。
受访者展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姚贝娜重病，记者在医院里等待最终的消息，是否存在不恰当的地方？她去世后，记者假扮医护人员拍照，从新闻伦理的角度看违反了哪些规范？
展江：姚贝娜身患重病不治，她的去世有新闻价值，如果记者没有其他不当行为，而是在医院里等待最后的消息，这个做法并无不妥。但对于姚贝娜的身后事以及去世引发的争议，基本的事实仍然不太清楚。《深圳晚报》发出的声明说，记者进入的是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亲属表示拍照不妥时，记者当即删除了所有的照片，并获得姚父的谅解，而经纪人和网络流传的说法是，记者伪装身份进入太平间拍摄遗体，从措辞能看出来非常愤怒。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从已有信息来看，我们无法判断，也无法评论。
我们要用法律和伦理道德的两只眼睛去看待，很多行为可能既是伦理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比如，如果记者真的潜入太平间偷拍遗照，这是民法上的侵权行为，侵犯的是肖像权以及死者和家人的隐私权。台湾有这样的案例，后来打官司媒体是败诉的。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提到记者的伦理道德，往往会以1993年凯文.卡特拍摄的苏丹饥荒为例。这张照片上饥饿的孩子身后是一只秃鹫，摄影者选择了拍照而不是救孩子。
展江：你说的是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苏丹儿童的那张照片，但是公众关于这张照片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我专门对此做过研究。首先，照片中的孩子是男孩，不是女孩；其次，我们应该了解秃鹫的习性，秃鹫通常是不吃活人的，只吃腐尸，当然不排除有小概率去吃人，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小孩是被吃掉了还是活得好好的？
根据我后来对外国资料的跟踪，这个小孩没有被吃掉，他一直活到17岁，因其他疾病去世。而记者的自杀跟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他没有留下正式的遗书，但留下了一个便条，说自己生活无着、穷困潦倒、精神不太好等等压根没提到照片，何以证明他是因为内疚而死呢？所以我觉得案例真相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大众还是媒体，都应该在充分了解事实后再发表评论。
三联生活周刊：在面对公众人物的悲剧性新闻的采访报道时，记者和媒体应该拥有的态度是什么？
展江：记者和媒体的底线，从直觉来说，首先不要让人感觉到这种做法是冒犯性的、不恰当的、令人作呕的；从学理上来说，要避免造成二次创伤，这主要指的是心理上的伤害。
在报道态度上，首先是最大限度地报道事实真相，其次在对相关当事人的权益造成损害的条件下要小心处理，坚持最小伤害的原则。在大部分情况下，对于事实真相，越充分、及时、公开、透明报道越好，不应该以种种理由打压媒体的报道；但在特殊情况下，有些报道可能会伤及无辜，比如对蒙受灾难的当事人与亲属，不管是地震灾区还是航班事故，问他们的感受，都属于二次伤害。或者说即便是罪犯，在法律上也有权利，比如人格尊严不能侮辱，媒体要根据犯罪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去丑化和口诛笔伐罪犯。
三联生活周刊：在特定情景下，新闻伦理和社会伦理冲突不可避免时，如何做出最佳的选择？
展江：这是因媒体和记者而异。我的建议是求得社会伦理道德和媒体专业伦理道德的公约数，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但如果遇到矛盾，一定要详加说明，看采访对象或其相关人的意愿。
比如说性侵案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能否披露？很多人站在保护女性受害者的角度觉得不应该披露，担心造成二次伤害，使受害者不能重新振作。但现在美国有一种观点越来越强大，他们认为受害者应该选择面对公众。坏事是加害者造成的，受害者不应该羞愧难当，原来的刻板成见要破除，而且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在直面这种问题，甚至上电视复述自己的经历。媒体应该尊重受访者本人或相关人的意愿，这点非常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怎么去判定，哪些报道或什么角度的报道代表公众利益？
展江：公众利益在国外如何定义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在中国，公共利益大部分时间并不模糊。中国人口多，涉及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的事情，就和公共利益相关。虽然中国社会也有分层，但是具有共同性的社会问题还很多，医疗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中国大部人的利益是相通的。
媒体和记者能否代表公共利益是由公众来评判的，报道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可以说代表了公共利益。它不是一种天然的授权关系，公众并没有授权给媒体，只是一种习惯，做得好公众会承认；其次，如果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干敲诈勒索的坏事，当然要受到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公众有权事后评判，对于有公信力的媒体，公众对其有一贯的信任，相当于对其有监督腐败等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是有一种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而不是法律上的委托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是否已经在报道悲剧性事件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对于悲剧性事件，一般采取怎样的报道态度？
展江：他们对悲剧性事件的报道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媒体非常节制。一些行业协会会与媒体沟通，比如世界防自杀协会给媒体制定了10条如何报道自杀的建议。前几年《纽约邮报》关于纽约地铁里关于韩国老头的一个事件，记者看到火车开过来要撞死一个人了，还在拍照片，那么记者该不该救人？再比如印度电视记者在拍一群人把一个少女衣服剥光的镜头，为什么不救人还在拍呢？这些我认为都是伦理争议的问题。怎么来分析这类事件呢？我认可情境论，他当时有没有能力救人、是不是唯一能够救人的人，因为记者救人有时候是很盲目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理论，水性很好的人不去救溺水者就是怯懦，但如果没有能力贸然去救人就是鲁莽，正确的做法是有能力者去救人，没有能力者去报告专业机构来救人。不管怎样，都要回到原来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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