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山在山的又一边:尼泊尔游荡记
2015/1/31 三联生活周刊

     尼泊尔选择欢迎所有人,这让我不能不为它的博爱感激。

     在进入尼泊尔之前,我已经在印度盘旋了三个月。

     一直在喜马拉雅地区,从西边的拉达克,到东边的大吉岭。从秋天走到冬天,上了山,在层层霭霭的薄雾罩了两天之后,我终于看见熟悉的高原阳光,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远远近近地在北方耸立着,并没有传说中的澄净。恍惚间以为,如缺乏修复的胶片颗粒一样的天空,冒出的雪山,是华北天空上的海市蜃楼。

     我没有走路,却搭山地小火车和汽车走访了古宋和卡林蓬两个小镇,一样的山地之美,一样的和熙共处,还有一样的到处看见Gorkhaland 被写到很多小店的招牌上,常见程度的频密,远远超过加尔各答街头,印度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标志。

     这委实让我好奇,一问,原来这是廓尔克人在表达自我呢。

     整个大吉岭山区,也就区区1万多平方公里,当180年前,英属印度政府从锡金国王的手里取得这块土地时,一年给予锡金国王的补贴,仅仅6000卢比——这并不是说锡金王亏了,那时这里的财税产出,还远远不及6000卢比呢。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寺庙之城”的称谓。图中是在帕斯帕提纳神庙内修行的苦行僧

     英国人晓得平地上的孟加拉人完全不擅高山事务,原住民雷布查人人少势弱,于是,英国人在南亚最威武的战士廓尔克人出场了,成群结队地,他们从尼泊尔迁移到了这个注定要名闻天下的喜马拉雅南麓小山村,开始了山镇的垦殖,亦从追山抢炮的武夫中,竟然培育出了后世精心细意的茶农,中国茶的种子,在这里繁殖,影响了西方,亦影响了整个次大陆人民的每日生活——没人离得开那泛着豆蔻香的印度奶茶了。

     上个世纪的纷纷乱乱,让更多喜马拉雅南北的族群亦向大吉岭迁徙,西藏人、锡金人、尼泊尔人、不丹人,甚至平原上那些说着“印度斯坦语”的高鼻子人,亦顺着从西里古里开出的喜马拉雅高山小火车,来到已然是避暑胜地的茶乡讨生活。时至今日,大吉岭已经成了全印度最多元化面孔的地区之一,高山脸和平地脸、蒙古脸和印欧脸,错错落落,或又你中有我。

     从面孔很难看出喜马拉雅诸族的差别,只是由于锡金人、不丹人与藏人在宗教和体质的亲近相似,使得藏族脸仿佛成了此地的第二大脸。不过藏人多有外来者的疏离,更何况廓尔克人算是“先住民”,声势夺人。上世纪70年代锡金并入印度后,印度政府多有怀柔优待姿态,这着实令廓尔克人心有不满——为这个新的伟大国家奉献了那么多,难道不应该让我们成为一个自治的新邦吗?

     这真不是请客吃饭,不要忘记,英属印度军队最后一任总司令山姆·曼尼克肖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有人说他不怕死,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廓尔克人。”廓尔克战士是次大陆最有声誉的职业战士,他们远征欧洲与南洋,至今还被印度放在雅鲁藏布江附近的中印边界。西孟加拉又是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胜地,游击队那是小意思。于是,廓尔克人自80年代起,频频集会,推出不同的政治联盟与代表,激进之处,不时有人提出脱离印度之意。尤其最近的2008年,闹得让德里惊心,2011年又来了一次妥协,以及设立新邦的可能口头之意。

     这么精彩的廓尔克人,让我更期待尼泊尔了。

    

     布恩山徒步中路过一所山上的学校,孩子们正在认真做作业

     重遇廓尔克

     离开大吉岭后,我最终没有从印度进入尼泊尔,而是回国,等待下一个夏秋相交的季节,再去尼泊尔。

     这次是从西藏出境,樟木口岸像是从天而降的滑梯,浩浩荡荡地,把我们从一小时以前的雪域,迅速地梭到茂密阔叶间的山溪深处。于是8个月后,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廓尔克士兵,英俊而健壮,像所有电影里的正面士兵一样,潇洒地朝我挥手,祝我在尼泊尔的旅途愉快。

     掮客们已在叫:柯达丽,柯达丽,Kodari。

     樟木山下那个尼泊尔山村是这样的名字,像是宝莱坞电影里来自边远农村的女二号。但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直到返回西藏时,才在车站听到掮客们的呼喊。每天,这里有两班巴士开到首都,一路摇晃闯于坑和碎石上,像坠在埋伏网上的野兽,对那些以为自己已经握着森林的猎人们轻蔑、不屑,偶尔调戏。

     我搭乘了11点45分的第二班巴士。呼转的怨曲和热闹敲打的哀歌,一路不厌其烦地播放着,亦不厌其烦地被查岗的哨兵,上上下下的学生、阿飞、中年妇人,甚至全白衣裤的绅士搭车下车而按下暂停键,偶尔行到山溪边停下,男人们纷纷大摇大摆地走到路边解决排泄,依着顺山而下的泉水洗洗手,甩干,漫不经心地挑选路边妇人削好的黄瓜。我如法炮制,黄瓜像是浸过冰雪,凉爽而脆硬,抹上的椒盐有一股奇怪的油香。

     过了半晌,我才想起,原来这奇怪的油香,便是玛萨拉味,次大陆最常见的香味类型,奶茶以此命名,咖喱中此味型最为广泛,甚至,冰淇淋也能有此口味。

     嗅着玛萨拉的味,我一路到了加德满都。

     这城市的神坛是精美。我曾在克什米尔见过尼泊尔式屋檐的清真寺,在拉达克遭遇了尼泊尔木匠和铜匠艺人后代的村落,他们在那个遥远的西方已经生活了几百年。而来到真正的尼泊尔,在永远嘈杂的加德满都,才发现这些完整木建筑成群结队地出现,才有烟火永垂的安稳气,即使我刚刚到来第二天就连续发生了三天罢工也是如此。神性的印度和西藏都发生了巨变,总是在罢工和斗争的尼泊尔,却牢牢地与这些仿佛不朽的檀板永远相伴,像是踩在巨大的时间漩涡,有一种无可奈何、楚楚可怜的永垂不朽。

    

     巴德岗小镇上,当地居民正在举行祭祀仪式

     走在那加阔特的山脊上

     四处游晃了一个月后(我不敢说是环游尼泊尔,事实上,绝大部分游人的行踪只是在尼泊尔中部的一小块地方),我又回到了加德满都。已是中国国庆黄金周过去,加德满都泰米尔区滚滚人潮依旧,只是中国面孔渐次由西洋面孔取代。毕竟,尼泊尔的黄金月还是10月和11月,只有在这时,你才能看到没有一丝云彩和烟霾遮蔽的喜马拉雅。

     我在泰米尔街上抓到了灰子,一个在从樟木出境时遇见的河南少年。说动了让他跟我去谷地北边的山脊走一走。我们在市中心搭乘巴士到达巴德岗,在这座已经太多人赞誉的城镇歇了一晚。巴德岗比起已经充斥了太多丽江式中国女嬉皮的泰米尔,又有更自在和迷人的气度。4点半到天黑是最好的时光,我们在遥远年代的神庙高台上看夕阳打过屋檐,躁动的青年和恋人坐在戏台上随着日光渐渐消隐。当暗黑来临,牛肉蒸饺的香味和灯光成了唯一吸引的所在,拎着两包蒸饺踩着石板路,晃晃荡荡回到旅店。

     “馍馍”是喜马拉雅南麓地区最著名的食物,从拉达克到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都被认为是当地的“国民食物”,也被公认是“藏族美食”,很显然,它是经藏地传往喜马拉雅地区的汉地食物。在尼泊尔,它的标准形制是蒸饺。但在靠近锡金的葛伦堡,我在当地最好的餐厅吃到的馍馍却让我大吃一惊——姑娘端上来四个大包子,而且还是鲜猪肉馅的,这在次大陆非常罕见,原来,馍馍的指代对象,可以是所有的中式有馅面食吧。

     在巴德岗度过一夜后,我们在清晨搭乘巴士到那加阔特(Nagarkot),小公共车满满当当的人,依然有人站在车顶,一路有人上上下下,一个小时就抵达了那加阔特。

     车在村口停下,我在村口又吃了一碟牛肉馍馍,但实际上,这个小山村那些迷人景观的旅店还更在山中最远处。我们背着行李,从山腰一直穿越到山顶,在一家有着180度喜马拉雅山雪峰景观的旅店住了下来。在那个停电的夜晚,老板娘的小女儿就着黯淡的烛光扑在桌上写作业,窗外松林有风,清淡又凛冽,都好像根本不在意我们嘴边的腥膻。

     隔壁邻居送了貌不惊人的不丹“生态”苹果给我们吃。不免一起围桌夜谈,叫了啤酒后,山中再次停电,只能就着烛光和月光下酒。谈起尼泊尔和不丹的徒步差异,我们一致同意:不丹的高门槛服务最具近代殖民地情趣,是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营销范例;尼泊尔则是全球贸易中被迫以低价保持竞争力,由无数有丰富资源的供应商互相竞争。

     同样依靠喜马拉雅,不丹徒步就像它的旅行一样,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它更少为人熟悉却也更为舒适——这个国家的山区没有她的邻国尼泊尔那样的食宿茶屋,然而服务周到尽职的旅行社会为你安排好随行的一切,包括在4200米海拔的野外营地为你烹饪出大餐的职业厨师,以及像是中世纪风格的,却非常有帮助的马帮随行。

     这种殖民地情趣总能让人想起奈保尔,甚至福斯特写的次大陆。福斯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那部小说里,为了高雅的两位英格兰女士的一次山洞探秘,人们出动了厨子、打扇子的、驯象师和大象,一个村庄的围观者。30多年后,奈保尔去克什米尔高山上朝神(也是去看个洞),马帮规模的可观甚至还需要一个主管——尽管他不过是个有印度脸孔的文人,好歹也是英国来的。

     奈保尔在克什米尔的时候,已经愤怒地大骂了那帮奇怪的、到第三世界骗吃骗喝的“美国人”,确切地说,这些年轻美国人是嬉皮士路线的背包客的先驱。在被奈保尔这个印度脸英国绅士骂过以后,这些嬉皮士和尼泊尔本土有头脑的小商人们合流,1964年,加德满都客栈(Kathmandu Guest House)建立成为泰米尔走向全球性的背包客区的标志性事件,几十年来,这家旅馆仍然是全世界健行者到尼泊尔报道的路标。

     醉意中入睡,第二天清晨果然大运,自5点起云雾已蒸腾至散开,全景的喜马拉雅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8点雾起时,我和灰子开始了到杜力克的20公里乡间徒步。这条半日路线要翻越三个山头,接近一半的时间能看见雪山。一路走去,放牧的人、放学孩子和匆匆的村民皆含笑告诉路的方向。爬到第二座山顶的时候,遇见了Tanchok村的大水池,我当然毫不客气地湿身清凉,然后左转进入山脊中最高的小路。这条梯田陡坡上的小径是我们这一路所见最美妙的部分,也是我对尼泊尔最后的回忆。远远的雪峰、翠谷、河流尽入眼帘。番薯地旁的木屋起了炊烟,次大陆的怨曲适时飘荡,喜马拉雅越来越近,村里人的脸越来越蒙古。翻越了第三座垭口,下到残破的中尼公路,继续拦上摇摇晃晃的中巴,四个小时后回到了柯达丽,过了两道关,便又是两小时时差外的樟木了。

    

     生活在班迪普尔小镇的当地儿童

     最南方的夏尔巴

     纽约有2000多夏尔巴人,Tehzi的爸爸没有这么洋气,他在阿联酋开大车,跟那些印度喀拉拉邦或者古吉拉特邦去的劳工混在一起,阿拉伯人看他们没什么区别。

     “当然是有区别的,”Tehzi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看,我们都是蒙古脸。”很显然,他把我视为同类,而把平地上讲印地语的人分开。

     他只有15岁,英俊,戴着“Playboy”字样的耳环,喜欢跟客人聊天,但还是有一点羞涩,英文对得起一个尼泊尔中学生的水准。我和他相遇在Damang的客栈里,客栈的主人是他奶奶,丹珠阿姨。她与儿女的三栋大房子垄断了这个小村的客栈生意,整个村庄也仅仅五间旅店,稍微高级一点儿的那一间还处在遥远的山腰处。

     只要你身处喜马拉雅的范围,就无法避免遇见夏尔巴。从北麓的西藏,到南边自西向东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他们主宰着这条山脉的进出,有了他们才算是拥有了通行证。

     然而万事总有意外,去年秋天,我去到印度北阿肯纳邦恒河支流发源地的雪山南麓柯达纳特(Kedarnath),想看看传说中湿婆修行瑜伽所在的冰湖,一路却只碰见不足20个朝圣者,山崩地裂,神庙旁雪山下的客栈有如劫后废墟。原来去年夏天山洪崩发,有如喜马拉雅雪地的海啸,冰、土和石淹没了数千名朝圣者,也导致我本来以为的10小时徒步,变成了直至深夜的14小时拉练,而那些夏季便从尼泊尔来此帮助印度名流登上雪线的夏尔巴人,也已不见踪影。

     如果你对藏地略通一二,就会知道这“巴”字乃是人的意思。夏尔巴,即东方来的人。他们几百年前从江山纵横的雪域康地而来,穿越喜马拉雅,从此成了人们所知的6000米海拔以上的主人。不过十几万人的小族群,却是尼泊尔最著名的群体。

     丹珠家也是村里唯一的夏尔巴人家庭。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从北部搬来Damang,这里属于尼泊尔的中部,加德满都谷地的南方,再翻山往南,就是阔远的次大陆平原了。夏尔巴人信佛,但佛祖的脸既不像谷地里的纽瓦丽人脸,更不像喜马拉雅脸,他的卷毛和鼻子,当然是属于恒河的。

     我来这个村庄的原因,是听说这里是全尼泊尔观看喜马拉雅山景视角最宽广的地方。这倒是真的。村中有一个突兀的、堪比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的六层房屋的观景塔,凌晨6点开放,便宜是极便宜,不过50卢比而已。管理人在塔下呼呼生火煮茶。登高,倚在栏杆上,270度的喜马拉雅山的身体在微薄的雾气中,只有雪顶的轮廓层层,仿佛平白无故,断了根基。

     坐在观景上的茶座,我要了一杯玛萨拉茶,又要一杯速溶咖啡,算是暖和起来,这里毕竟是在2000多米海拔的山脊上。从北望的喜马拉雅转回头,看到那条连接南北的劣质公路上,Tehzi穿着背心短裤,和一群同龄的男孩正在长跑,全部都黑红纤瘦,有一种少年未成的健美,对金色晨光下的180度雪峰绿谷,只熟视无睹哗啦啦笑闹过。

     尼泊尔的喜马拉雅登山运动让夏尔巴人成为世界知名的民族,也正是雪地向导的职业能与西方人士亲密接触,才有了纽约这个尼泊尔之外,第一大的夏尔巴人社区。Tehzi的祖宗搬迁到了加德满都谷地南边的Daman,也就放弃了高山户外向导的发展路径。他的父亲和姑父都在中东打工,这是一般不满于尼泊尔停滞经济的中青年劳动力通常的优选,也是他们能盖起两大栋房屋的根本。其他选择的话,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不错,至于印度,那的确是比尼泊尔机会多,可是苦力也多如无涯苦海。

     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来回只有四个游客,丹珠阿姨的留言本甚至没有中文。隔壁的美国人麦可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月,常常在下午躺在屋背后的草地上吹风,他腿不好,一瘸一瘸,大概在热闹的博卡拉也是没人理睬,但在这寂静的荒岭,才有得自在。我问他这里好吗,他说,即使在这样的季风季节(9月),腾云驾雾外的喜马拉雅,也是随时可以看到的。

     Daman的海拔是2300米,跟喜马拉雅山脚下那些说着藏缅语族的村庄相差不大,但差别在于,那里的2300百米是谷底,而这里的2300米是最高处,稍微一翻,就能坠入无穷湿热的次大陆平原。

     这大概是丹珠阿姨家选择的最后极限,实际上,沿公路往加德满都方向稍微下坡五六百米的海拔,也有不错的观景台和客栈,但是几乎没有外国游人会选择那里,原因是蚊子——夏尔巴人住的地方是绝没有这种讨厌的生物的。大概是因为地处南北公路干线,这里还设置了一座农业研究用的高山花园,据说在二三月尤为灿烂。

     从丹珠家的客栈往南走大约200米,即可到最高点的垭口。也有小路,我从经幡指示处走进去,高高低低,满山松柏,浑然不觉地处亚热带,爬山约25分钟,到达一座只有一个喇嘛和一条狗的贡布(藏寺),进去坐听谈经,结识了三个从加德满都来的喇嘛,他们说佛陀饮过这里的泉水,从逻辑上来讲,这里离兰毗尼颇近,倒也有可能不是附会,于是跟他们前去探泉,看他们在泉水下拜饮,肃穆后有欢乐。忍不住问他们是藏人还是尼泊尔人,三个人都说是尼泊尔人,那个最笑面的卷发黑脸,眉眼像我在金奈国家博物馆看到的早期南印度佛像。

     Tehzi也跟我说过他是佛教徒,可是我一抬头,即看见他家客厅侧墙贴的象神像。这到底是尼泊尔,政治正确的做法是佛印共处,印度教徒的节日,常常会请金刚乘佛教徒派彩车,在一片怪力乱神之上,高山、谷地和热带平原的隔阂就被表面地消解了。

     2007年,已是议会制民主国家的尼泊尔宣布,印度教不再是国教。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法律意义的世俗国家。

    

     洛马塘牧羊人

     最后一餐豆汤饭

     第一次吃尼泊尔餐并不是在尼泊尔,甚至也不是在拉萨,而是在清迈。即便在泰国这样食物极大丰富的地方,尼泊尔移民们仍然天天做着自己的豆汤饭,所不同的是,咖喱小菜多了虾和鱼。

     在Damang的两天,一直没吃上肉,不知道是丹珠阿姨茹素,还是小村庄没有集市无法得到稳定的供应。然而丹珠阿姨能做出清鲜的炒花椰菜、辣脆的腌笋丝,就着豆汤拌饭,再来一瓶酒精度超过7%的本地啤酒,山村的黑夜就这样半饱半醺地流过去了。

     尼泊尔人仿佛每天都在吃豆汤饭,在这个贫困的山国,这大抵是可以理解的。熬得软烂的小扁豆,是山国人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当你走在那些光芒万丈的山道上,在周到的茶屋里吃比萨时,要是注意到你的背夫们,他们往往拿着一大碟米饭,就着黄色的豆汤,手一搅,呼噜呼噜下肚,很多时候,没有一点油水。

     供给客人的却就多色多姿了。在尼泊尔,你永远不可能吃上同样的两份豆汤饭。仅仅豆汤的面目就迥然不同,深色的小赤豆熬的浓汤堪称人间美味,而黄色的鹰嘴豆常常会让你以为吃到了猪食,更别提“豪华豆汤饭”里可能配有四季不同的蔬菜、酸奶甚至咖喱鱼了。在尼泊尔,豆汤饭被称为达粑塔卡里(dal-bhat-tarkari),达是指豆汤,粑是指米饭,在贫瘠的山国,有时也指其他五谷杂粮,而塔卡里则指的是咖喱蔬菜,最大的变数就在这里,老实说,每次点豆汤饭,我都祈祷里边会有青菜和卷心菜,不要总是给我来一份咖喱土豆。

     后来在徒步的时候,总是暗暗惦记配菜的甘美,我几乎已经忘记哪个村子清晨的日照金山最美,却依然记得3700米的鱼尾峰旅馆,配菜居然有红油竹笋、土豆泥烩莲花白和炒芥菜,再来一瓶那些尼泊尔背夫从1000多米的平原一步步运到4000米雪线的啤酒,感觉成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不好意思破罐破摔。

     最后的一餐豆汤饭仍然在山上,那是一处在1000多米海拔山梁上的小山镇班迪普尔,在过去茶马往来的年代,它和锡金王国曾统治的葛伦堡一样,一西一东,都是印度和西藏贸易必经的贸易枢纽。雪山环抱,银河落地,云雾和彩虹常常伴着金山出现,纽瓦丽人在这建筑了不逊色于巴德岗的神庙和住宅,甚至还有尼泊尔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

     这当然都是只能成云烟的前尘往事,现代化永远地改变了每一个高山上的商镇的命运,即便是这个众山之国也不例外。由于山鞍只有200米宽,只能容纳道路与两侧两层楼高的窄小建筑,每当夜晚,铺上桌布的桌子层层排开,仿佛开了长街宴。后厨里家庭妇女在切菜,男人们在街上和屋里点起一支支的蜡烛,轻声细语的人们像嵌在昏黄的月亮里。我看得呆,只觉得山间韵律,自然万物,都已在人神之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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