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摇滚幸存者
2015/2/8 三联生活周刊
汪峰近几年的新闻，娱乐性大于音乐性。但至少在2011年王小峰采访他的时候，汪峰坚定地认为，希望大家记住的，是一名出色的摇滚歌手。
汪峰
“我认为音乐、艺术最重要的是方法。那些作品能传世的人，因为他们的天赋，因为他们所涉猎的东西的那种广度，他们懂得了非常多的方法，最后形成自己的方法。”
汪峰是一个摇滚歌手，即使他身边站着多么有名的流行歌手，他心里对这个身份的定位也是不会变的。但在那些原教旨主义摇滚歌迷看来，汪峰是一个叛徒，一个摇滚叛徒，因为他写的歌听上去太流行了，因为他与流行歌手同台演出，并且因此获得很多商业回报。当然，他也同样被那些想跟他一样出名挣钱但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摇滚同行鄙视，认为他的摇滚不纯粹。汪峰对别人的非议一直保持沉默，以他的口才，出来辩解是不会居下风的，但也没有任何意义。他还是把精力放在音乐上，用实际行动回击了那些非议他的人。如果以原创为标准的话，现在能出5张专辑的内地歌手已经凤毛麟角了。尤其是，在音乐环境日趋恶劣的环境下，他今年花了将近400万元的制作费录制了一套双张专辑。
1994年是中国摇滚辉煌的一年，那一年，摇滚乐突然繁荣了。这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那批摇滚歌手赶上了一个好的商业机会，作品也相对成熟，所以出现了摇滚乐的春天。也就是在这时候，汪峰组建了“鲍家街43号”乐队，就像当初很多刚刚露头的乐队一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崔健、“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何勇甚至当时刚刚出专辑的郑钧。今天，这些人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而汪峰倒像一个幸存者，从废墟中走出来。
汪峰在回忆那段时间的经历时，道出了中国摇滚短暂辉煌的原因：“那时候很多人还没出专辑，但是我感觉他们很猛了。后来他们出专辑，我总体感觉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在支撑着他们。这个精神层面不是虚的，如果说现在你的作品精神层面言之有物，那我承认。但如果是空谈的这个精神层面，就是空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真不是，从我的角度理解，除了崔健和窦唯之外，他们如果没有精神层面的东西支撑的话，是根本做不到那样的。
到了90年代末至21世纪，那拨人作品质的飞跃没有了，这就是他们总是把精神层面放在第一位，但是如果没有理论和理性基础，就是后来这个结果。那我们和西方人相比缺乏的只有这一点，精神层面是任何一个年轻人对每一个命题在内心的那个原始出发点和想法，比如说对爱情、对批判社会、对自由的理解，和鲍勃·迪伦、约翰·列侬没有任何差别，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些人缺的是怎么把这个告诉你的能力。我认为音乐、艺术最重要的是方法，没有精神我们就已经不用再探讨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不能每天坐下来再谈很理想化的很精神的东西，那个东西说实话是属于每个人挺隐秘的人格世界。那些作品能传世的人，因为他们的天赋，因为他们所涉猎的东西的那种广度，他们懂得了非常多种的方法，最后形成自己的方法。”
汪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的底子让他在后来的摇滚道路上受益匪浅，因为创作拼到最后显示的都是自己的功底，灵感、才华、天赋需要这个基础来支撑，汪峰说：“我认为学过音乐的人做音乐生命力会长，但是绝对不能决定他写出优秀的作品，写出平庸的作品比别人可以多很多。但是这个再加上精神层面的东西，这两点作为底，剩下的东西就可能真是你人格的力量，你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很多人在批判你的摇滚商业了，甚至觉得你是个叛徒。
汪峰：好像摇滚乐一商业了，所有人都觉得特别特别失望。可是如果一个国家这个领域里不商业，那才是真正走上绝对的悲哀。因为商业必须走到高级商业才能转化为艺术，很多人就在这个坎儿完蛋了。然后很多人认识到商业有必要之后，就开始出现那些庸俗的商业，比如选秀什么的，又打倒一批。那边挣钱无数，这边还是苦哈哈的。可是为什么美国有“美国偶像”，英国有“流行偶像”？人家运转得都特好。必须承认是我们落后意识造成所有先进的事物到了中国都会变质，就是内容部分极其虚弱，其他部分极其壮大。所有这一切我认为对真正做音乐的人内心深处是会起到作用，就是你是否真正内心强大。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没有这些事情，有别的事情，内心不强大的，你一样是过不去的。
从我组建乐队到2000年，60年代出生的摇滚音乐人，直到现在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真正光彩的音乐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一段时间。是否能延续，那就是我后来经历的，真的是特别难。我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我不能完全肯定，我大概觉得我是对的，而且我慢慢觉得我越来越对。就是那个坎儿，只有我在不断地去参加那些被各种人狂骂的演出，“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我的专辑还是摇滚，我该做演唱会还会做。我不认为我是在做一个顺应时代的事情，我不认为我参加了这样的演出我的人格就变得特别肮脏。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人们都没有什么信仰，然后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些靠不住的东西上，所以容易失望或迷失。
汪峰：这就是我上一张专辑为什么叫《信仰在空中飘扬》的原因。坦白地讲，所有中国人在做音乐做艺术的时候，90%的层面必须来自学习西方，这是明摆着的。但是学习完了怎么办？如果你没有信仰就立不住。到了那个层面，跟哪个国家、地区、民族都没有关系。但是比较可悲的是，现在大众把信仰理解成了很多别的。聪明的人，他是利用信仰，把它变为他的一种商业手腕儿。市面上经常看见一些大师，已经跟信仰没关系了。极富阶层，信仰对于他来讲要不就早已根深蒂固，或者说他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有别的东西支撑着他，虽然他也空虚。但是信仰对于底层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的话，当他接受一个事物的时候，就会曲解。
西方人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都会不言而喻，自己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实际上驱使他去对这个东西做出判断的，就是这个信仰。我们这儿直接把它给理解成，就是属于运气好了去烧烧香，这跟信仰有什么关系？真正有信仰的人如果不是做艺术，根本就不知道，那些人有可能就是活我自己的，但是真正发生什么事情时你才能看到他人性的伟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成为摇滚歌手之前和之后，你的生活态度有什么变化？
汪峰：在1994年以前，我定型或者说受影响比较深的就是现代文学、音乐，那时候形成的想法，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怎么变过，只是越来越成熟，不断地去修正。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很封闭，童年练小提琴，完全不能有申辩和反抗的机会，长期下来积压了好多表达的欲望。我直到十五六岁才真正喜欢小提琴，那时候就开始思考好多事情，18岁以后看了很多书，那时候能看懂多少？最多看懂10%，但是还是有用，会形成我一个相对模糊的世界观。但是因为年轻，我就特坚定，就这种世界观，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些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想法呢？
汪峰：为什么后来我决定做摇滚乐？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在琴房弹着钢琴哼一些旋律，我觉得这件事太好了，比拉小提琴有意思。到了20岁，我比过去要大胆多了。那时候我听到了罗大佑、李宗盛、崔健、鲍勃·迪伦、“披头士”、“平克·弗洛伊德”。当我听完崔健的《解决》，就对自己说，我将来一定要像他那样。那时候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剩下的事情谁能想到，太难了。再过了一两年我就听到了鲍勃·迪伦，我请人翻译了他的歌词全集，完了，崔健就已经只是好的一类了。那段时间，也正是中国巨变阶段。如果一个年轻人心中没有信仰，要不就堕落，要不你就是完全不值一提。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困难自己怎么走过来的？
汪峰：我感谢的是我从小学音乐，它最终给我一个特别好的消解的办法，就是我觉得什么都特正常。我曾经有过半年的时间课上只拉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的四小节，那绝对是一种煎熬。老师只要不说话肯定就是你做得不对。长大后我明白那半年的意义了：当你遇到你完全过不去的坎儿，你的智慧和你所有已经获得的生活经验无法去解释和驾驭的时候，你只需把自己退回到最原始，用最持之以恒的一种韧劲，什么也别管，你就写，不断地写，只沉浸在这里面，不要离开它。我还在坚持出专辑、不断地写歌，我认为这事儿没错，那就没有问题。
最难受的是《飞得更高》火了之后到《勇敢的心》中间这5年，我在商业上取得了一定成功，已经从半地下到了上面甚至接近一线歌手了。然后摇滚乐这边不待见你，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摇滚；流行歌手那边觉得你是摇滚乐手，干吗老在我们的舞台上。流行歌手的生活和路数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一开始真是不理你，比如孙楠、那英。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因为我的态度是完全开放的，见到他们我主动打招呼，并不因为你们比我有钱我就说咱得认识认识。当初摇滚圈里好多哥们儿，天天骂这帮流行歌手，说“孙楠现在一场20万……”在1996年20万元是什么概念？我跟他们说，你知不知道孙楠一场15块钱他干过5年，你现在一天15块钱去酒吧干5年，你行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受到非议的时候，心里想没想过去改变什么？
汪峰：《飞得更高》或《怒放的生命》这两首歌我从来没想过为一个群体或国家去写，那样也写不出来，它就是给我自己写的。恰好时候赶得对，就是国家都选用了这些歌。当我回头审视这些专辑，至少觉得，在以后的专辑里调整一下，让歌曲之间太过于鲜明的差距要融合得更好一些。我比较遗憾的是凡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歌都是我认为这张专辑里很一般的，绝对是90分以下的作品。从这个层面上讲，是自己还没有做到最好。如果这首歌恰恰也是我自己肯定，在艺术效果上也比较好，老百姓也选择那首歌也正常。后来《信仰在空中飘扬》中的《春天里》，我才觉得到了我心目中比较理想的水平线。
三联生活周刊：1994年前后国内摇滚乐环境变化很大，你在其中感受到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
汪峰：1994年以前是纯粹的艰苦阶段，那时候哪个吉他手拿一把吉布森吉他，那确实牛，放到现在就完全不值一提了。那之后就开始分化了，有很多人开始下海，开始影响到所有行业，至少它说明了每个人的脑袋开始活泛了，追求财富已经从过去羞于谈论到觉得很正常。这种意识到了摇滚圈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了：你是不是真摇滚啊？你怎么就知道挣钱？天天就这个问题开始纠结。从1996年开始，这个行业开始优胜劣汰。那时候我的唱片公司是京文唱片，和我签约，没有词曲费没有版税，一张专辑制作费有十几万元，我们全部用做录音。我前两张专辑录音结束后剩2万多块钱，7个人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收入。实际上对我们生活来讲没有任何改变，还是没钱，房租得借钱，我并没有觉得做这个行业能够改变生活甚至让自己觉得自豪。
比我年龄再大一点的人，他们受到冲击和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更大，有些人甚至不接受新东西。那一段时间是既混乱但又预示着新秩序的出现。从1997年我们乐队出第一张专辑开始，我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以前我所喜欢的很棒的乐队和个人，开始分崩离析，要不就消失了。只有极个别的人在往后走。当我看到一场演出或者听一张唱片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判断，我知道支撑他的是什么，暴露出的弱点会导致他怎样，你会看到他们一直在用一种精神撑着，但前提是它的外部环境必须对他有巨大的支持力。1万人听你唱和100人听你唱，是不一样的。
“鲍家街43号”乐队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很多人停下了。
汪峰：你知道我的感受吗？实际上在中国，既难也简单，你只要做到你听说过的好的规则和那个档次里边人们做到的，先不提做得好的，你就已经比别人成功了，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你在这基础上又开始要求质量，你就已经把那些人又甩在后头了。但实际上这很可悲，我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一个音乐家应该做的。我事无巨细，所有跟我有关的事情我都要去过问，因为这块不允许我偷懒。你不管，最后你会看到各种你不能忍受的事情发生。我们老说和西方的差距，差距就是基础，没有那个商业环境。如果我身上不具有商业价值，唱片公司不会跟我签约。我这张新专辑的投入接近400万元，但我4个月的演出就能把这笔制作费挣回来。
三联生活周刊：说说你的专辑《生无所求》吧，创作总是离不开感情、人生和社会，你是怎么去关注这些的？
汪峰：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取得的成绩和你在这个行业上世俗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事实上你的个人生活和精神世界如果在没有主动意识去开拓的情况下，会变得越来越渺小了，你接触不到过去那些让你特有感觉的事儿了。我现在肯定做不到，我晚上在小区买两瓶啤酒坐在路边喝。别人一定以为我在拍MV，要不就过来签名。实际上你缺乏太多东西，更不用提什么别的了。如果我意识到一点我就必须要明白一点，当然这些也只是表面的。但是它会折射内心，你失去这种途径和机会的时候，你就是失去一些东西。其实你只要还是人，有一天发生天灾人祸，什么都没了，你跟别人一样。
比如约翰·列侬，他成功之后的个人发展，所诉说的东西更尖锐、更个人化的原因就是这个。你必须明白他建立在他的层面上烦恼是一样的，而且他关注的确实是那个群体。所以我现在不可能再写一首《我真的需要》，说没有钱，只有什么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再写一首《春天里》，我绝对会认为我是虚伪的，但是这并不可怕。当初为什么还要写这个？有这么多可写的为什么只有贫穷才能反映一个人的伟大呢？不是。因为还有别人。我现在更多探讨的是导致这一切的背后的东西，这是有意义的。当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如果不注意就会渺小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这样至少能弥补我已经不可避免损失掉的那些，而且我相信每一个到这个程度的创作者都会这么做，只要你还热爱创作，更关键的是热爱创作，如果你不热爱说啥都没有用，你就不会花这么多心思了。
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说，你可能比其他人更喜欢去把一些观点、想法表达出来？
汪峰：我至少觉得本能需要这个。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这个社会也需要有明确的意见或者观点，因为我们都已经太习以为常太长时间生活在非此即彼的环境里，不是A就是B，这是最讨厌的。当你把一个极其明确的东西拿出来，你会发现产生的效果不是那样，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人，从他们各自的生活和各自的理解把自己装进去。实际上艺术最大的魅力是这个，是沟通，不是别的。不是你宣扬一种观点的摇篮，也不是什么改变世界，那些是之后产生的效果，它最最重要的功能是沟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好多人都不出专辑了，几年录一首歌，出来混一阵子。但是你现在一下子拿出了双专辑。
汪峰：我倒不是说有责任感，这个有点扯淡，我就觉得我能出，很简单，我有这能力。我为什么不出呢？我做这张专辑之前的想法是，我想让它的音乐风格涉猎比较广，但最后它一定是在一个核心里边，就像它的名字——《生无所求》。这是现在中国人的一个状态，我想通过不同主题来表达这个意思。我做音乐的习惯是每一张都去做我之前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太好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有冒险性，但是你一直做下去就会发现你会变得很强大，几乎没有弱点了，然后就开始解决更高层次的问题，这是我喜欢的。想做双张也是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专辑名字为什么会叫“生无所求”？
汪峰：我想这句话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是反向的，就是“生何所求”，现在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活得挺好的，有钱的真有钱，没钱的想方设法也能捞到钱，但最悲惨的社会最底层，没人理。你现在要对中国人说，你能不能有追求？他会问你，我怎么追求？这个社会让我如何去追求？这是深刻的问题，而绝对不是我已经没啥追求了挺好的了。对中国社会巨富阶层和赤贫阶层来说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就是“生无所求”。最痛苦的实际上是这4个字所指的真正的方向，就是中间这个巨大部分，中产阶层，就是说死不了，但是绝对也不可能随便就能买一两个房子，然后每天就是各种纠结啊，看谁都不顺眼，对自己也不满意，社会也会变得不安定，然后发生各种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这就是我怎么有追求，我怎么生存，这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实际上整体的脉络是上一张的延续，上一张讨论的是“信仰”这个问题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这张专辑是在这个“信仰”的背后，你有没有想过你如何去做？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概念是你以前就想好的还是创作过程中出来的？
汪峰：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是在制作前一年我形成了明确的想法，《信仰在空中飘扬》这首歌我写了5年，写了20多稿，只要这首歌我最终能写成，这张专辑就叫这个名字。每一次都觉得写得特牛，过一个星期就觉得是狗屎。因为这个名字太大了，内容只要是虚弱一点点都会觉得特傻。直到最后这一稿，写完之后连续审视了差不多三四个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了，最终我决定这张专辑就是以这个为核心了。之后我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达到了一个高度，我肯定希望这次比上一次更好。
两年的时间天天想着超越，那就是扯淡了。我就想，现在到底想说什么。如果以正常水平的话，最终做出来的东西不会比上一张专辑差得太远。最后我把这些就都抛开了，就是创作我喜欢的题材，我喜欢的表达，去研究这个歌词该怎么写。这个概念是我到这张专辑最后结束创作前的半年，我知道我想表达的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我生存的状态。直到准备开始录音了，有一天我想到了这个名字，然后我就琢磨了很多天之后，我确认它没有问题。听上去有一点消极，或者有很多种的解释，但是它的魅力就在于它有千万种的解释在里面，这名字如果在西方的话，挺普通的。它针对中国人，有实际、特别具体的意义。
(实习生付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总第6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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