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校长
2015/4/5 三联生活周刊

     60岁的莫振高突然倒下,与世长辞。作为广西都安高中的校长,他生前又被叫作“化缘校长”,极尽所能地四处给贫困学生找资助,但他的家人和学生不希望他被简单地贴上标签。30年3000万元的筹款数字只是他工作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对教育事业有疯狂热爱的老师。

    

     2010年8月,广西都安高中校长莫振高带领学校老师做家访

     走出大山

     14岁那年,莫振高终于从大山里走出来,去高岭镇上读初中,对他来说,一切都显得新鲜有趣。那是他往外面的世界迈出的第一步,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路。

     都安县是个“石山王国”,处在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山多地少,农民只能在贫瘠的大山上,找一个小坑,种上一点玉米,贫穷一直是这个地方难以摆脱的命运,人们信奉着,读书是出去的路。

     莫振高上初中正赶上“文革”刚刚开始,学校里的老师多数是外地人,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一毕业,就来到了这个一穷二白的小镇中学,住进隔断砖头只砌到一人高的“单间”。对于学生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说普通话是什么样的,老师们带来了一股外面世界的气息。很难说清楚外面的气息是什么样的,十几岁的孩子对于大山之外没有清晰的概念,所有的向往更多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

     初中同学谭绍根再回忆起那时候的莫振高还是印象深刻——他算是年级里的活跃人物,总是笑着,有不少朋友,对一切都充满兴趣。比起谭绍根这样住在平地的同学,山里人跑到镇上读书要费事很多,莫振高从家里走到镇上一路崎岖,都是山路,那个时候谁也没有一双真正意义上的鞋子,光着脚板,一趟就是孤独的四五个小时,只有兜里几个红薯算是路上的一点希望。

     莫振高每周回一次家,挑上60斤柴火下山,一斤柴火一分钱,60斤刚好6毛钱,是学校食堂3天的饭钱,如果省一点,两个人分一份,这6毛钱能再抻长3天。这算是住在大山的一点好处,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砍下一根横木,卖给镇里人做房梁,就是一周的伙食费。

     饿肚子的时候,同学们会找老师借来一口锅,点上柴火,煮上一点米粉,每个人下一小把,捞出来就是一顿美味加餐。谭绍根记得,实在饿极了的时候,他们找过各式各样可能果腹的植物,有一些树芯可以吃,扒了树皮就算是一餐。就是这么一个贫穷的地方,人们把读书当成信仰,相信读书才能离开大山,到外面的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莫振高依靠扛柴火捡红薯读完了初中,升入都安高中。比起高岭中学,县城的中学是梦想中的地方,尤其都高,这所中学创建于1923年,是一所很有历史传统的学校,他当时可能还想象不到自己的人生会和这所学校有长长的交集。

     高考中断,对于当时的高中毕业生来说,上学这条路也断了,走了一大半,最后的出路还是回乡。念了两年高中之后,莫振高就回到高岭镇加全村当上一名民办教师。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当时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学费不高,很少有农村孩子辍学。在谭绍根的回忆里,在他们20多岁憧憬未来的时候,除了参军、招工离开家乡,能在村里当上教师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都安,教师是个格外受人尊敬的职业,让更多人读书,也算是在大山里实现自己的价值。

     不过,莫振高在21岁那年突然有了一个走出大山的机会:哥哥当了兵,全家人成了光荣的军属,靠着当时的政策,他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到广西民族学院读中文专业,三年之后,又分配到自己的母校都安中学,当上了一名语文老师。这是莫振高第二次当上老师,从村子里的民办教师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都高老师,此时的他应该是自豪的。和他一起分配进都高的另外五位老师都没有留下来,之后被分配到了下面的乡镇。能干的莫振高很快就被学校的领导注意到,这个小伙子总是大嗓门儿,说话做事都极有激情,是学校里不可多得的人才。

    

     “校长爸爸”

     韩逊从高岭中学初中毕业的时候,和莫振高一样,也把都安高中当成一个梦想的地方。这一年已经是1998年,比起莫振高从镇上第一次到县里,30年的时间过去了,莫振高不再是当年那个山里来的青年,一心想去看世界,他已经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每年把几百个学生送上大学。

     高考恢复之后,都安高中已经连续十几年有学生考到清华、北大,成了全广西教育界的传奇,国家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在都安的大山里,30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看不到质的变化,农民依然吃不饱肚子,盖不起新房子,把孩子送进大学成了一件更急迫也更艰难的事情。

     韩逊考上了都高,但家里怎么都凑不出500元的学费,9月1日开学的那天,他也没作声,心里几乎放弃了上学这个选项。村子里有人给他下了结论:“你就是当农民的命。”韩逊当时很不屑,回应说:“我就是当农民也会比你们都当得好!”

     话是说出去了,但心里怎么想都不是滋味。都安的自然条件,谁心里都清楚,“九分石头一分土”,你就是想当好一个农民,也没有那么多地给你种,人们鼓励的是“考出一个大学生,造一亩田”。韩逊初中三年也不算是特别认真学习的学生,仗着自己脑子聪明差不多是玩了三年,成绩也一直不错,如果能有机会考出去,他相信自己也能改变命运。

     但是,种地,无地可种,上学,没有学费,看上去是两条死路。这种纠结,父母都看在眼里,开学的一个月之后,家里借足了500元的学费,父子二人带着钱就赶去了县里。

     都高的环境符合韩逊心中的想象,和镇上中学的简陋不一样,食堂、教学楼、地罗岭上的树木,每一间教室和办公室,一切都显得很有秩序。

     狼狈的父子俩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先找到了教务处的一个老师,当时新生的军训已经结束,各班开始正式上课,老师也做不了主,让他们自己去找莫校长。父子俩都不认识校长,不知所措地从办公室出来就开始等,莫振高经过他们身边也不知道,这个微胖的中年人就是校长。

     终于找到了校长,个子不高的韩逊说得很坚定:“莫校长,我明年还是要读都高,何必浪费这一年的时间呢。”莫振高也很痛快,查清楚了情况就同意了。做好了准备当农民的韩逊就这样留在了都高,那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之一。

     但当时韩逊进入都高,心里一直有表达不出来的苦,他在初中里能找到自信心的事情一件也找不到了,学习、朋友,甚至是打一次觉得自己赢了的架。正是青春期敏感的时候,他希望被关心,又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高一期末的一个傍晚,他一个人走在校园里,迎面遇到了校长莫振高。“韩逊,你最近怎么样?”莫振高是那种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晚上23点的人。韩逊完全没有想到,校长还记得他的名字,知道他的情况,很关心地问他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困难。

     韩逊心里很惭愧,他想起来入学之前去校长办公室的那一次,临出门他很激动,说了一句话:“莫校长,请您记住我的名字,我一定在都高出名。”入学之后,当初的理想和决心被青春期的敏感打散了不少,他也没以为校长真能记住他,直到这一次碰到莫振高,他心里复杂起来,一是觉得对不起校长当初对他的信任,二来也对不起自己当初和校长说过的豪言壮语。

     不知道莫振高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孤单,之后的日子里,韩逊和几个同年级的贫困生总被叫去校长家吃饭,师母也是都高的老师,和蔼、低调,常是在厨房里忙乎。校长家客厅里有一个乒乓球案让他印象深刻,他在那个很简单的客厅里吃过腊肉、恭城的油茶、柳州的米酒,人多的时候,大家就把吃的摊在球案上,那些欢乐,弥补了不少离开家的孤苦。

     从第二年开始,韩逊的学费和生活很大一部分都是莫振高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解决的。韩逊现在还经常会想起来同村人和他说的那句话:“你就是当农民的命。”如果不是莫振高,他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这座大山,整个家庭都逃脱不掉在石头缝里找地方种玉米的命运。

     在韩逊心里,莫振高在学校里的角色不仅仅是老师、校长,对于和他情况相似的学生来说,又像是一个父亲的角色。校长总是很难接受自己很在意的学生独自面对残酷的困难,不管是从农村来的自卑感,还是因为贫穷的无力。

    

     苦楝树

     都安高中每年有不少人是有能力考上大学的,但是家里没有能力交上学费。如今已经事业有成的韦江是1991年在都高念书的学生,他考上河北的一所学校之后,母亲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牲畜,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还差300元,母亲再去求她的哥哥,想让他把家里的两头猪卖掉,哥哥没有同意,这件事情母亲伤心了好多年都不能原谅。韦江最终硬着头皮借了大学辅导员的300元钱顺利上了大学。但是都高每年都有人“脸皮不够厚”,最终考上了还是没去成。

     莫振高总是和学生说,贫穷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可以锻造一个人的毅力。但是面对真实困难,没有学费、没有路费又显得格外残酷。每年高考后,把贫困生统计一遍,资助办的韦喜凤把统计好的人数和情况拿给校长,“化缘”就成了一个不得不做的事。莫振高也没有什么好点子,用的只是笨办法,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找资助,校友、企业、政府和所有可能愿意帮上都高学生的人,都成了他的求助对象。也因此,莫振高成了“化缘校长”、“乞丐校长”。

     韦喜凤跟着莫振高去找过企业几次,她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几年之前,她跟着莫振高去找一个企业的老总,校长提前打了电话,说是想找他聊聊。都高早已经是自治区内的名校,有不少南宁的学生也想去都高读书,入学的季节里不少人都希望校长能帮帮忙,莫校长也是当地很有面子的人物,对方答应得很热情。

     但是去这家企业的当天,老总没有出现,打电话过去,对方说马上就到了,但闷热的下午,两个人在办公室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打到了第三通电话,对方已经联系不上了。韦喜凤觉得特别尴尬,在都安,老师是个清贫的职业,但是很受人尊敬,突然让她跑到企业里和人家谈资助的事情,感觉真是糟透了,但她发现校长从来没有负能量。

     “校长总是说办法永远比困难多,这一家不行就走,再去下一家。”韦喜凤没有看出来他失望,他可能早就已经在无数次尴尬里免疫过了,他想得很乐观,对方没有出现已经表达了态度,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韦喜凤发现莫振高后来再去找企业,没再要求她跟着一起去,可能是察觉了她的敏感。

    

     学子送别校长莫振高

     莫振高去世之后,韦喜凤去收拾他的笔记本、整理账目,想起来很多往事,某某同学没有棉被,他马上记在本子上,找她把棉被的事情解决了,韦喜凤硬着头皮找到县里一个企业的老总捐了一笔钱,买了棉被,又发了一点生活费。

     钱有时是个尴尬的话题,学校里也不能有专用的账户,很多时候像是打游击一样,韦喜凤只能是把每一笔账目在一个本子上记录清楚,以免引起麻烦。有一些人没有留下名字,有一些人以自己孩子的名字捐款,依靠的是他们对都安高中的信任,钱在这种时候又温热起来,成了一个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一点可能性。

     韩逊是被改变者中的一个,高考之后读了北京大学,在心理学系读“大二”的时候,带着几个同学回到他的母校都高,做一个对少数民族地区学校调查的社会实践。那是他第一次在走出去之后,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把都安高中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去观察、审视,他终于想清楚了莫校长对他的影响,在最困难的地方,能不服输,咬着牙继续拼,过长江跨黄河,改变家族的命运。虽然如果没有校长找来的资助,他可能上不了北大,但他还是觉得莫校长带给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精神家园。

     都安高中在北京的校友们办了一份会刊,莫振高题名《苦楝树》。苦楝是都安很常见的一种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很低,不怕干旱,不怕贫瘠,生长迅速,只要一点阳光和水分,哪怕就是在石头缝里,也能茁壮成长。莫振高做的事情很奇妙,他一边希望这些小树的土壤更肥沃,一边让他们不服输,值得他欣慰的是,他的学生都长成了大树。

     3月15日,莫振高出殡当天,都安一直下着小雨,上千名在外地工作的学生赶回母校,和这个总是穿着白衬衫、说话抑扬顿挫的校长告别。县城里花圈被学生买光了,晚回来的人从南宁、河池带着花圈回去,送别的队伍绵延了几公里。韩逊也从北京赶回去,站在学校大门口湿漉漉的平地上,他好像又回到那个狼狈的夏天,第一次来到心目中向往已久的都高,标语上还是那句“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他细想起和校长的第一次见面,他的笑容、他的热情,韩逊觉得,校长的一生很幸福,他找到了自己痴爱的事业,作为一个普通人,做到了很多人能做但是没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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