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在人们的记忆里他是什么样子?——刺猬埃科
2015/4/10 三联生活周刊

    

     意大利哲学家、作家、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翁贝托·埃科

     历史的简化力量是无情的。英雄豪杰能人志士,很少能在历史上留下相对完整的遗蜕:最伟大的人也只配作为干尸残存下来,纵无血肉,好歹还能抚其骸骨而遥想风采,更多的则只在历史上留下一块跖骨、一段脊柱或一颗牙齿,在后人眼中,他们被简化成他们曾是的某一部分、某一姿势、某一瞬间。历史,是一个做得马马虎虎的压缩文件,无论谁都要被偶然或逻辑地简约,所以,对自己历史形象的变形、破损或缺省,抗议无效。无论如何,能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的人,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毕竟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都注定要消弭,连一个字节的空间也别想占上。

     我们大胆设想一下,50年后,100年后,翁贝托·埃科在人们的记忆里该是个什么样子。我猜,也许是作为20世纪后半期的一位通俗历史小说家而为读者所铭记,一如埃科自己念念不忘的大仲马、欧仁·苏之流。这不是没有先例的。托尔金现在就只是《霍比特人》和《魔戒》的作者了,谁还去读他那些谈欧洲中古的论文呢?作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的埃科,终将为人所遗忘,连同他那些一点都不幽默的幽默专栏,或许,也连同这本《埃科谈文学》。

    

     翁贝托·埃科的著作《埃科谈文学》

     ┃ 一 ┃

     埃科以前在文章里写过一段话:“有些书,对其撰写评论、进行阐释、发表见解,要比当真去读容易一些……这也是评论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或《纯粹理性批判》的人比真读过的人还多、研究它们的专家比喜欢它们的读者还多的原因所在。”(出自Cogito Interruptus一文,收入《超现实游记》,第221页)《埃科谈文学》这本书,虽然并不比《形而上学》或《纯粹理性批判》更难读,但不具备几百万字文学理论阅读经验的读者恐怕读不出什么门道来,更见鬼的是,想评论这本书,也并非易事。书中收入的18篇文章,主题各异,深浅不一,设定的读者对象明显不同,无论如何,很难评述全面。事实上,埃科谈文学的文章也不止于此,比如《推迟的启示录》(Apocalypse Postponed)里有谈奥威尔的,2011年出版的《树敌集》里有谈雨果、《基度山伯爵》、《尤利西斯》的,等等。因此,索性不再指望面面俱到,只就书中窃以为尚值得一提的地方略略讲上几句。

     总体上说,《埃科谈文学》不是一本欣赏文学、评判作品的书,而更像是一本文体学、修辞学、叙事学、接受美学方面的文集。埃科讲《共产党宣言》,为的是讲它的文体特色;讲王尔德,为的是讲警句的修辞构成原则;讲博尔赫斯,是为了探讨文学影响的本质;讲朗吉努斯《论崇高》和亚里士多德《诗学》,是为了说明风格与叙事的建构。总之,表面上在评论某个具体文本,而实际上总怀着解决理论上的元问题的野心。

     当然,野心多半没得逞。埃科的论述,要么刚刚提出一个精辟的论点,逗引出读者的兴趣,就顾左右而言他;要么争辩半天,惜乎论点立足未稳,无法令人心悦诚服。

     《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也许是书中最明晰、最有力的一篇。我觉得,对文学影响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哪篇文章比这一篇更清楚、更细致的了。我们读书常遇到这样的事:有人称作家乙的作品某处一定是受了作家甲的影响,可作家乙喊冤,说实情并非如此。埃科提出,像这种情况,不把另外一个作家丙考虑进去,就没办法把这件事讲清楚。他写道:“甲/乙的关系可以细分成如下几个方面:一、乙在甲的作品中发现一些东西,但前者并不知道后者的背后还有一个丙;二、乙在甲的作品中发现一些东西,而且通过甲的作品,他上溯到丙;三、乙参照丙,但是事后才知道原来丙的成分也存在于甲的作品中。”(第119页)这样一分,就如同大河多了几道支流,水面如镜了。

     读书人也都有过那种体会:有的书,我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但从没读过,可当真一读,却发觉里面说的东西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埃科的说法特别允当:“真正合理的解释是:从初识某一本书到初次翻开来读它之间,我们可能已经读过其他和这本已知道但未读过的书内容相似的作品。因此,在这趟漫长的互文性旅程结束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先前那本还没有机会阅读的书其实已经是你知性财富的一部分了,而且可能已经深深影响过你了。”(第132~133页)这层意思表达得很好,我们平日所说的文学上的影响,有时是影响,有时则可能是影响的影响,甚至是影响的影响的影响……文学,如崇山深谷,里头一有响动,回声绵延不绝,我们在有生之年听到的自然未必都是原初的那一声。

    

     翁贝托·埃科

     ┃ 二 ┃

     埃科谈亚里士多德《诗学》,谈得有新意。比如他因“净化说”而谓“《诗学》代表了接受美学的首度面世”(第244页),就令人眼前一亮。又如,他宣称“《诗学》由于强调情节的法则,因此特别适合用来描述大众传播的策略”(第251页),细思之下,觉得他不但抓住了《诗学》的要点,而且把亚里士多德其人的某种思维特征揭示出来了,是不难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他说:“每种论述都有一个叙事的或者能从叙事角度展开的深层结构。”(第249页)尽管稍稍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颇富理致。可惜的是,他引为例证的斯宾诺莎《伦理学》开篇一句——“自因,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着。”——似乎挺难找出“从叙事角度展开的深层结构”的,埃科自己的解说也未免太晦涩迂曲了。

     《王尔德:悖论与警句》一篇,罗列的警句颇能解颐,可埃科非要订立一条原则,说警句一旦可以“置换”,就有问题了,就不是货真价实的警句了。什么叫“可置换警句”呢?比如王尔德说:“中庸之道是个要命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过度更容易成功。”埃科把它颠倒过来,说成:“过度是个要命的东西。没有什么比中庸之道更容易成功。”

     王尔德说:“我喜欢言不及义。那是我唯一无所不知的领域。”埃科将其“置换”为:“我喜欢言之有物。那是我唯一一无所知的领域。”王尔德说:“所有已婚男人只对自己的妻子尚具吸引力,据说,经常是连对她也没有吸引力了。”埃科把它颠倒成:“所有已婚男人只对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具吸引力,据说,经常是对妻子也有吸引力的。”(第73~74页,译文有改动)

     埃科的意思是,凡是警句、漂亮话,可以这么颠倒置换,就说明正说反说都行,意思不够扎实,经不起推敲。可是,埃科这一置换,其实是把聪明人的话置换成笨伯的话了,就像猴子模仿人的动作,总让人想笑的。王尔德说“中庸之道是个要命的东西”,本来就是颠倒常识,作惊人之语,埃科把惊人之语换回常识,还有什么意思呢?王尔德讲已婚男子,口气当然是嘲弄的,埃科的说法,太像是长老爷们志气,为“直男癌”代言。

     讲俏皮话,原本就是要拿捏个好看的姿势,埃科置换的那句,等于请怪物史莱克而不是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来饰演王尔德了。最根本的还在于,埃科似乎没有意识到,警句,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它总是现实的一种映射;我们之所以觉得它们精警,除了字烹句炼外,总还因为它们照见了我们习焉不察甚至从未发现的世界一角。警句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修辞的力量,而在于真理的力量。

     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叫《我如何写作》,没准儿很多读者首先去读的就是这篇(或许也是整本书中唯一可以不费力就读懂的一篇)。我想说,若真欲了解埃科那些历史小说的创作初衷,该仔细读的反而是倒数第二篇文章,题为《虚假的力量》。什么叫“虚假的力量”?说白了,就是“谎言改变历史”。埃科从历史中钩稽了不少无中生有、向壁虚构的文献却最终引致重大现实后果的例子。此文的雏形为1994年在博洛尼亚大学的讲演稿,可你读着读着,发现2000年问世的小说《波多里诺》和2010出版的小说《布拉格公墓》的故事背景全在里面了!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千里伏线”罢。可以想象,这些史实、此类故事一定在埃科脑际盘旋多年,始终觉得有趣,才会费力点染、铺陈出砖头一样厚的小说。

     如果不嫌陈腐,再借用一次“狐狸与刺猬”的譬喻,不妨说,埃科貌似博涉多能的狐狸,实际上却是一只刺猬,因为刺猬只知道一件事、只关注某一类型的问题。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未必不是如此。这倒不是说埃科总忘不了他的《西尔薇娅》、《尤利西斯》或《三个火枪手》,而是说,对他而言,文学似乎只关乎叙事的花样和文风的歧异,文学作品激荡出的情感、反映出的现实、体现出的思想似乎都能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刺猬身子一团,把这些都屏蔽在外了。

    

     (《埃科谈文学》,(意)翁贝托·埃科著,翁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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