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去世20周年祭:漂泊者的荣耀与孤独
2015/5/8 三联生活周刊

     邓丽君是传奇,她时间永远定格在1995年的今天。

     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对于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缅怀是一种本能,是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邓丽君,他们反复追忆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可是,对于在日益丰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对于已经符号化的传奇,情感的建立却需要从真正的理解开始——邓丽君是谁?她何以成为传奇?

    

     年轻时的邓丽君

     |“外省人”歌星

     如果要寻访邓丽君,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她生于台湾,葬于台湾,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光,绝大部分却都不在台湾。香港地区、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她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都埋藏着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记忆。这些或长或短的异乡时光,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

     过客的命运,好像从一开始已经定下基调。1949年是很多人命运的分水岭,邓丽君的父母也不例外。1953年在台北云林县龙岩村出生的邓丽君,本名邓丽筠,从一开始,就是“外省人”的后代。她排行第四,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跟父母屡次搬家,在“眷村”长大,这是台湾当时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居住而建的居住区,也是“外省人”部落。

     歌唱是邓丽君的天赋,也很快成为邓家贴补家用的一种谋生手段。1959年,6岁的邓丽君就开始跟随台湾空军“九三”康乐队四处演出,演唱各地民歌小调与黄梅戏。这是“外省人”的思乡抚慰,也随着台湾当局推行的“国语文化”变革,成为新的本土文化。

     邓丽君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1963年“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当时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大热,邓丽君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的唱段荣获冠军。她因此有机会参加1966年正声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训班,为期3个月,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统的训练,得到了台湾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作曲家翁清溪的指导。接下来,她继续参加比赛,以《采红菱》获得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冠军,签约中视,用艺名邓丽君正式出道,年仅13岁。

    

     少女时期

     因为演出与学业的冲突,第二年,邓丽君就休学了。在接受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采访的时候,邓丽君回忆过童年,她并不觉得小小年纪就出来专职唱歌是一种苦难。她说:“不是大人要我唱歌,而是我自己想唱的,刚开始时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在学校操场录音,我因为很喜欢唱歌,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歌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1967年9月,邓丽君签约台湾宇宙唱片,发行了生平第一张专辑唱片,《邓丽君之歌第1集——凤阳花鼓》,这个系列连续出了19张。在早期的台湾国语流行歌手里,少女邓丽君迅速走红的原因,被喜爱她的研究者归结为三点:“卓越的歌唱实力、温婉的容貌,和蔼可亲的个性。”这些特质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张文新后来评价说:“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声音毫无攻击性,任何人都可以接近。”

     | 歌唱“公务员”

     自从被发掘出歌唱天赋之后,邓丽君似乎就在马不停蹄地歌唱着。

     小学参加康乐队时期,学校大概下午16点放学,补习到18点,然后她要去康乐队表演,回家是深夜23点,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做功课,7点去上学。签约中视时期,她在中视“每周一星”的电视音乐节目里,每周固定表演一次,其他时间就在歌厅里献唱。邓丽君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有田芳生考证:“虽然上节目收入少,但是歌厅的收入多。”“邓家每天摆摊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而邓丽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8000元。”“台北的夜巴黎歌厅,一场90分钟的表演,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邓丽君在这里创下了连唱70天的惊人纪录。”

     等到唱片走红,邓丽君的舞台,终于跨出了台湾岛。香港是她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当宇宙唱片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之后,邓丽君就跟香港的乐风唱片公司签约了,时间是1971年12月。这家公司原本是以马来西亚为据点,在新加坡和港台地区都有分公司,她的发展重心,从小小的台湾岛,转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市场。

    

     邓丽君(左下)和她的四兄弟在一起

     当时的华人社会中,最受欢迎的是紫薇、文夏、美黛等老牌歌星;年轻一点的,凤飞飞、欧阳菲菲在流行曲目上的地位都十分稳固。邓丽君还是新人,她的生活,和台湾时期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旧被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唱片、歌厅献唱满满占据。

     姚厚笙从欧阳菲菲开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干位台湾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湾民谣以及校园民谣热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时代,邓丽君录制的歌曲已经有上百首,但是姚厚笙却从头开始仔细指导,从发声方式到唱歌的习惯,以使邓丽君蜕变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经回忆说:“她唱歌的方式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节奏轻快的歌曲居多的缘故,语尾总是‘嗯,嗯’的上扬,这种方式听起来是比较俏皮,虽然我打算彻底改掉,不过她日后还是偶尔会不自觉地露出这种唱法。”“我还指导慢节奏的唱法,而且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歌。”姚厚笙发现,当邓丽君对于慢节奏歌曲驾轻就熟后,她再唱叙事风的曲子,诠释能力就非常惊人,“把歌词的含义仔细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惊人的感情加以诠释”。

     | “演歌”的定位

     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敦亲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舟木稔与邓丽君(摄于1993年)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五十岚泰弘制作本部长主持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我们的特约记者胡迆在东京采访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经年过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减当年金牌制作人的风范,头发一丝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英文名叫作“Teresa Teng”的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却只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很郁闷。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

     1974年7月1日第二首歌《空港》诞生,这张专辑卖出了70多万张新唱片。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奖。此后,邓丽君的歌曲维持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这种固定模式的路线。公司设定的受众是20岁到25岁的粉领族。但调查显示,她的歌迷里,40岁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东京以“邓丽君杯”自行车比赛的形式为新歌做宣传

     | 黄金年代

     1980年12月,她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接着在香港的利舞台举行了7天的个人演唱会。这只是个开始。邓丽君歌唱的黄金时代,在她失恋之后才真正到来。

     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少爷郭孔丞的恋爱,被太多人见证。他们1981年相恋,举行过订婚仪式,把婚期订在了1982年,邓丽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宝丽多公司续约。可是因为郭家长辈的苛刻条件,邓丽君觉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她最后的选择,是继续歌唱。

     1983年像一个爆发之年,邓丽君参与制作了《淡淡幽情》,这张古风古韵的唱片,被誉为她歌唱事业最高成就。年底,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15周年纪念演唱会,门票提前两个月发售,两天就卖完,原本预定的4场,增加到6场,门票仍立刻销售一空。全部观众约10万人,有三成来自内地。15周年演唱会,继香港之后,分别开到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丽君证明了自己的人气,在短暂的蛰伏之后,依旧稳如泰山。

     一直对邓丽君的日本演艺之路尽心尽力的舟木稔,在这个时期,在宝丽多旗下成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金牛宫。1983年,他终于再次争取到与邓丽君的签约。这一次,邓丽君得到的词曲作者,是三木高志和荒木丰久这对“黄金组合”。他们合作的第一张唱片,是《偿还》。这首歌,是在新加坡录制完成的,1984年1月21日在日本发行,刚开始出货1万张,完全卖不出去,一周后卖出去10张,过了5周,也只卖出50张。这足以证明日本唱片竞争的残酷,1979年之后,邓丽君在日本5年没有任何宣传和报道,虽然在东南亚依旧大热,但她在日本的商业市场已经几乎被遗忘了。

     这时期担任邓丽君经纪人的西田裕司,在舟木稔先生的回忆里,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广邓丽君的单曲。有名的电视节目去不了,就先从不知名的开始,这首歌的传播路径,是从大阪、九州、北海道等地先传播开,再回到东京的榜单。最后拿下日本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松大赏的冠军。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连续41周保持在前十名。

    

     昔日风采

     接下来,荒木和三木联手创作的《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大卖,《爱人》在有线放送的点歌排行榜上,创下有史以来连续14周蝉联第一的最长纪录。畅销张数超过了五木宽、森进一,还媲美全盛时期的松田圣子和中森明菜。邓丽君因此第一次上了NHK的红白歌会。这场歌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不过,能够上台的明星,是要靠实际的销量和贡献度才能上台的。而《任时光流逝》则让邓丽君在1986和1991年两次得以登上红白歌会,这张唱片,创下了200万张的销售纪录,是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中最高的。其次就是《偿还》和《爱人》,分别都是150万张。

     整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日本称得上拿奖拿到手软,动辄百万张级别的销量。让她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让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热。这个时期,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

     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市场,邓丽君的歌声,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

     | 危机与尾声

     商业市场终究还是残酷的。由数字榜单说话的日本唱片市场,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新唱片,再也无法复制《任时光流逝》时期的辉煌。背负这种压力的,当然不止邓丽君一个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寻求新的定位改变时,邓丽君却又主动地让自己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情势里。虽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婉转地劝诫她,音乐应该与政治分开,邓丽君还是在1989年的复杂情景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场与新生代角逐的劣势,变成新的优势。可是,她却最终选择了拒绝,她甚至离开了一直深爱的香港,远走法国,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

     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屋子里有大量粉色,邓丽君最喜欢粉色,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

     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90年代,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想要逃离,也想努力的转型,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邓丽君必须对抗这种不安。台湾和香港音乐界的许多人,都表示邓丽君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有新计划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帮忙。她并非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可是她却对每个人说“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仿佛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样。

     这时期的邓丽君,好像特别需要用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参加红白歌会。她不止一次地对金牛宫唱片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这种心愿。在邓丽君心中,能上NHK红白歌会就意味着被社会认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红白歌会是必须依照艺人演出的贡献度,及对一般听众做抽样调查得到的票数,总和评价结果突出才能被选上演出的名单。住在巴黎之后的邓丽君,一年才上几次电视节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宫唱片公司要求她开演唱会也都没有答应。虽然邓丽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两首的新歌,不过新歌卖得不如从前了,以单曲CD而言,1990年发行的《泪的条件》,才卖不到15万张,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销量也不到5万张。她期望中的上NHK红白歌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这种被商业市场煎熬的痛苦,热爱她的听众,是根本感受不到的。无数人被她温柔的歌声抚慰着,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童年的哮喘复发,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即便远走清迈去疗养,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邓丽君的时间,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爆出死讯。可这次是真的。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这一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飞回北京,拉着摇滚圈的哥们,“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这份纪念,是一张唱片,《告别摇滚》。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为什么喜爱邓丽君?沈永阁想了想,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拯救大兵瑞恩》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这时,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著名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就这样飘了出来。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在这歌声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在重压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声,长舒一口气,意识到还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阁说,“邓丽君的歌声,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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