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二十年代与摩登女郎
2015/6/12 三联生活周刊

    

     提到“咆哮二十年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被称为“flapper”的摩登女郎:她们从外观上庆祝女性解放,是那个时代的美丽风景。在早期的《韦氏学院词典》里,“flapper” 被定义为“年轻女孩儿,尤其是言谈举止和谈吐都较为大胆的女孩儿。” 从其词源 “flap”上看,“flapper”就寓意了好折腾、不安于室。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称谓是这群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儿乐意接受的,他们对媒体这样说:“摩登女郎所不热爱的所有事情,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平庸。”但并非所有人看她们的方式都如她们自己这样感觉良好。在一位1920年代时尚作家的描述里,“flapper”大多缺乏优美的形态和得体的举止,因而需要“某种特定的服装——长长的、笔直的线条来掩盖她们的笨拙之处,” 这便是服装店宣传的“摩登女郎服”。

    

     爵士时代的摩登女性是第一批“现代女性”。她们有血有肉,自力更生,不受家庭和社会的监控。她们出生在批量生产的时代,成长在物质丰富的都市,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消费文化中的一员。这种文化鼓励欲望、反对克己,赞美享乐。在高调宣称自己有权去约会、抽烟、喝酒、跳舞、穿衣打扮的同时,flapper成为了那个时代的IT GIRL,也成为了时尚消费文化制造的首批类型人物。艺术家、作家、广告商、电影大亨、设计师……赞美她们的形体、品位和生活方式,将她们当作缪斯、模特与原型,并用自己的方式将她们包装出去,让她们成为潮流趋势;与此同时,这些年轻的时髦女郎们也在文化权威人士的点拨与建议之中获益——她们是这场潮流运动的制造者,也是潮流的消费者。在不经意间,爵士时代的摩登女郎与时尚文化消费的制造者一道,打造了一个奇妙的循环:大众消费在模拟生活,生活也开始模仿大众消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flapper”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并在某种意义上“臭名昭著”。在一战以前,除了为自己招揽生意的女人,女性极少出没于在酒吧或俱乐部;抽烟也是一桩罪行,就在1904年,还有一名女性因为在第五大道点燃香烟而受到拘捕。可以想见,此时对于flapper举止的惊愕和诧异是普遍现象。“她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自行其是、成人圈子里的话题少不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恶行都能跟这些时髦女郎挂上钩:剪短发、抽烟、喝杜松子酒。她们成日穿着短裙招摇过市,在爵士酒吧里与男人打情骂俏,频繁的更换舞伴,以“极端下流”的方式跳舞,并时常彻夜不归。

     这些被称为flapper的摩登女郎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偶像:她们崇拜电影明星克拉拉·鲍、路易斯·布鲁克在屏幕上衣着打扮和举止表现;可可·香奈儿是此时最受欢迎的时尚设计师,也是另一名具代表性的“摩登女郎”。在女性解放思潮开始涌现的1926年,可可·香奈儿设计出了时尚史上最为著名的LBD——小黑裙(Little Black Dress),让人“看到了时尚的未来”。《VOGUE》宣称,小黑裙“将会出现在所有摩登工作女性的衣橱里”,并将小黑裙与当年红极一时的福特汽车作比。虽然有些时候,小黑裙也会被一些设计师,譬如保罗?波列(Paul Poiret)指责为“缺乏营养”,却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穿衣风格。它是如此符合女性的心理,同时象征了“现代化”。

    

     在文学出版界,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是此时“摩登女郎界的小说之王”。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在小说里描写的时髦女性生活方式,被flapper们奉为行为准则。在1920年代初,他的第一本小说热卖之时,菲兹杰拉德就被公认为“喜欢跳舞、调情、游手好闲、若有所思的美国年轻人的代言人。”在某种意义上,“flapper”是菲兹杰拉德的“永恒女性” ,她们出现在《哲学家与摩登女郎》、《天堂的另一边》中,也出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一切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不知是我造就了摩登女郎,还是她们造就了我。”

    

     2013年版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伯尼丝的剪头》是一篇著名的描述摩登女郎生活方式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如何鼓起勇气去理发店剪了个“伤风败俗”的波波头的故事;《天堂的另一边》也是经常被谈论的一部,这不仅因为其中具有“没有哪个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会想到她的女儿会随便与其他人接吻”这样的经典段落,还因为人们想到了菲兹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作家口中“ 受人欢迎的女孩儿”,在16岁到22岁之间,“她每六个月就会与人订一次婚。”

    

     在与精英社会和高端消费摩肩擦踵的过程中,鲜有flapper能辨清自己的身份:究竟是游戏的入局者,还是在打“永恒的擦边球”?是精英人士打造的潮流消费品,还是一无所有的平民阶层?她们以时尚为实验方式,想方设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意识不到自己为了这“全新的自由”支付了多少:由于耽溺美好的物质,使她们不得不放弃财务自由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及政治权力;对于新式恋爱的自由异性关系的追求,让她们失去了过往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与传统价值观与伦理道德观的决裂,令她们很难再回归到传统的家庭模式上来——这些问题带来的烦恼与苦痛,将在十年、二十年之后,重新回归到她们的生活,但在这且痛且乐的过程中,她们将一场源于卧室与闺房的革命带入了大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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