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缅甸的风口上
2015/7/13 三联生活周刊

     大量的中国商人正在缅甸做着中小型投资,他们很少过问政治,租住在别墅中,开二手日本车,泡着工夫茶与当地人谈生意。刚刚改革开放的缅甸正在飞速追赶世界,有人捞到了自己最大的一桶金子,也有人“穿着皮鞋过去,趿着拖鞋回来”。

    

     缅甸仰光市联合广场购物中心

     夜里23点30分,车子驶出仰光机场时,面前明亮的街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此前我一直担心,午夜的仰光会不会一路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对于缅甸,普通中国人的印象往往停留在翡翠、金三角、缅北战争、昂山素季等耳熟能详的名词上,对这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发展水平却缺乏认知。从北京飞往仰光的飞机,每天只有午夜这一班是直飞,历时5个小时,其余都要经历各种曲折的中转,动辄八九个小时,购票网站上甚至还会列举出途经新加坡、总行程36小时的选项。即便是我来的这班飞机,中国乘客也只占一半,大家沉默地酣睡了一路,远没有飞往其他东南亚国家时,满机舱中国游客的兴奋与聒噪。

     没想到,午夜仰光的马路灯火通明,意外地宽敞整洁。车辆是稀少的,店铺都已经关了,作为前首都和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看起来没有什么夜生活。路边大多是低矮的小楼,看上去跟中国四、五线城市差不多。

     马自达、可口可乐、华为、三星、美的……进入市区,广告牌上熟悉的Logo飞快地粉碎着我的陌生感,让我一刻不停地重新判断这里的繁华程度。当车子飞速驶上一座宽敞的高架桥时,我觉得自己低估了仰光的经济水平。

     “这桥是这两年才修起来的。”接我的韦伟先生是一名房地产顾问,2011年开始在缅甸工作。韦伟开了一辆二手日系车,缅甸靠右侧通行,但这台车却是右舵,他告诉我:“当地的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旧车,像公交车都是日本报废车辆,左舵的新车只有这两年才有。”韦伟这台旧车是租的,每个月要花掉他500美元租金,就车况而言,价格并不便宜。更昂贵的是仰光的房地产,这里很少有现代化公寓,多的是两三层的独栋小楼,他和同事合租了一栋别墅,月租要4000美元,而且现在的租金还在日益上涨。

     “别看今晚跑得快,明天这一路都会堵得死死的。”韦伟把我送到酒店,这是他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家。房间设施比中国的连锁快捷酒店略陈旧,要价却高达60美元一晚。

     韦伟告诉我,高房价、堵车,以及一路所见这些现代化的符号,“几乎都是在这4年内出现的”。

    

     缅甸向外资开放市场后也加快了自身的城市建设

     曲折的历史

     有人告诉我,必须要补上一堂缅甸当代史,才能知道仰光这座城市真正曲折苦痛的发展节奏。

     缅甸曾经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老华侨赵振恒回忆自己的儿时不无骄傲:“缅甸有最好的飞机场和最好的电影院,泰国人的背心都要到缅甸这里买。”大量的福建、广东、云南人来到缅甸讨生活,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赵家还会寄油、寄衣服接济国内的亲人。

     但“二战”后,随着昂山将军被刺杀,缅甸的政治统治几经摇摆,最后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中。1962年3月,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原有的文官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国有化,消灭市场,消灭私有经济,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分配资源。

     经济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大量企业与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赵振恒还记得,很多过去由缅甸送到日本、德国培养的人才因此失业,他们跑到边境加入泰国的工厂,生产出三合板、锁、味精等生活必需品,再卖回缅甸。

     1985年,新华社记者张云飞第一次派驻到缅甸时,中国也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脚步,同样是经济落后状态,一到仰光,张云飞反而觉得缅甸要比国内洋气些,这里的年轻人听VOA、BBC,还能接触到西方的电影、电视,要比中国青年更了解世界。

     可是时间一长,开放与否的差别就越来越大,中国快速地把缅甸抛在了后面,仰光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自我封闭中,一系列富含个人意志的政策令人咋舌:奈温将军在1970年突然要求所有车辆必须靠右通行,从英国殖民时期沿袭下来的左行习惯一夜之间扭转,至今留下来的痕迹就是满大街右舵的日本二手车别扭地靠右行驶;银行收归国有后,民众失去了对银行的信任,普遍把大额现金藏在家里保存;1987年,奈温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突然宣布废除面值为100、75、25缅元的纸钞,破天荒地发行45缅元与90缅元的货币,他迷信地认为这两个数可以被自己的幸运数字9整除,又要求民众只能限量兑换小额零钞,许多中产阶级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

     这场可笑的货币改革让贫苦的普通群众陷入了更深的穷困之中,以此为导火索,民众的不满逐步升级,1988年8月8日,缅甸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行动。持续半年的抗议行动,最终以军政府的镇压结束,不加区别的开火射击中,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之后,缅甸对外关系不断恶化,西方国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终止了一切经济技术援助,禁止企业在缅甸投资。随后的20年里,缅甸的经济几乎陷入了停顿和倒退。

    

     3月2日,缅甸礼勃坦抗议新法案妨碍学术自由的示威学生与警方发生对峙

     张云飞经常去议会跑新闻,找当地的议员咨询最新的缅甸动态,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能从这种正规渠道获得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作为一名通讯社记者,张云飞那时完全不必担心发稿竞争,反而常常发愁没有新闻可写。

     2011年,吴登盛被将军们推举为国家领导人,波澜不惊地上任5个月后,他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随后,软禁多年的昂山素季被释放。与此同时,缅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面经济改革,新政府放宽投资政策,改革税率及法律制度。缅甸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想:2012年11月2日,政府颁布了新的《外国投资法》;2013年1月31日,颁布实施《外国投资细则》;2014年1月23日,修订并颁布新的《经济特区法》,政府宣布放宽外资管制,提升优惠政策,改善基础设施,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这些法案展现出了缅甸从未有过的开放态度,缅甸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商业世界,而一大批嗅到商机的中国商人,已经闻风而动了。

    

     商贩在仰光街边售卖二手手机(摄于2012年)

     疯狂的手机

     2011年,罗繁下海时,相当于一头撞到了风口上。

     在仰光工作的几年里,罗繁一直想发掘缅甸被压抑的手机市场。他跟同事陶冶先一起做了几单外贸批发试水,最早时他们定制了一批CDMA450手机,也就是国内所说的“大灵通”。这种机器在国内市场有限,但刚一运到缅甸来,价格立刻就蹦着高地往上翻,市面上每部都要卖到几百美元,“相当于一部450手机就能买一个iPhone”,每一部光利润就有1000多元人民币。

     竞争少,需求大。罗繁算了一个账,缅甸5000多万的总人口里,只有二三十万人在用手机,算下来渗透力连1%都不到。而很多缅甸人并不穷,社会上做珠宝、矿产、能源生意的人很多,他们的消费力比国内要高,当一台国内20多万元人民币的汽车,在仰光会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售时,你会知道眼前的萧条,实际是在孕育一个庞大到惊人的市场。

     2011年,中兴与缅甸签了一个合约,所建的基础设施未来将为400万缅甸用户服务。“之前我们的合同大多是20万、30万左右的用户体量,现在一下子变成400万,那相当于市场从1%要猛涨到10%。”罗繁和陶冶意识到,市场马上就要爆发了。2011年9月,两个人从中兴辞职,一起下海开办了“Bestone Mobile”手机连锁店。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Bestone仿照的是美国著名家电和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Best Buy),黄色的招牌背景也参考了国内的苏宁。在中国已经竞争白热化的家电零售模式,放到缅甸还是一片处女地。罗繁引用了国内的装修、柜台摆放和促销方式,在仰光完全打开了一个空白市场。“缅甸人都没接触过这些概念,我们当时完全没有竞争。”

     彼时,缅甸市场上的手机都是从新加坡、韩国、中国、泰国批发过来的,这些标准意义上的水货手机里压根没有缅文。Bestone前几年有一项热门业务,就是给英文手机里刷缅语字库。当智能机出现之后,因为缅甸会上网的人太少,Bestone还给客户的手机下载应用、存游戏,就跟国内县城手机店的服务一模一样。

     更大的发展,来自运营商的推动。2012年以来,美国、澳大利亚、欧盟等相继宣布放松对缅制裁,缅甸市场上中国企业一家独大的氛围迅速被打破。

     在改革之前,缅甸通讯市场里的主要企业只有中兴、华为、上海贝尔几家中国公司,大项目基本都被中国承包。因为对缅制裁,欧美国家的公司无法进入缅甸,比如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一定需要通过与中国合资的上海贝尔,才能把产品卖到缅甸来。

     从2013年开始,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等品牌开始进驻。同时,通讯运营商也已经从MPT一家独大,眨眼间就变成了MPT、Yatanarpon Teleport、卡塔尔电信Ooredoo、挪威Telenor、Mec Tel等多个巨头纷争。

     缅甸的通讯行业,一两年内就追上了其他国家十几年的发展历程。运营商的竞争直接降低了SIM卡的价格,2014年8月,Ooredoo公司在仰光发行了自己的SIM卡,这种3G卡一下子把每张卡的价格从原来的200美元降到了1.5美元。为了迎接这次价格大跳水,Bestone早已准备好了国内的库存机——此前正赶上中国国内从3G切换到4G,大量3G机器因此滞销。罗繁大举吃进这些机器,从深圳口岸每次几十万台地向缅甸发货。

    

     罗繁(上图)和陶冶在缅甸开办了“Bestone Mobile”手机连锁店

     真正到了SIM卡发行的日子,罗繁用“恐怖”来形容当时的场面:“只要我们手里有卡,就能卖手机。一天一个门店卖一两百台完全没问题。”在缅甸当地,没有像中国国内移动、联通一样的营业厅柜台可以直销手机卡,运营商着急搭建销售网络,直接把手机销售商作为渠道,消费者只能通过Bestone这样的经销商买SIM卡。洛阳纸贵的时候,Ooredoo的卡片数量跟不上,一张进价1.5美元的SIM卡,市场卖价会炒到25美元。

     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迅速被释放,两三年前还被当成奢侈品的手机早已经人手一部。在唐人街旁的Latha大道上,想找到Bestone的第一家店很难——整个一条街已经全部被VIVO、OPPO、华为等40多家店铺招牌包围,音乐、大幅手机广告、彩色遮阳棚……如果不是来往的行人穿着笼基,皮肤更为黝黑,看起来这已经跟国内任何城市的电子产品一条街无异了。

     而Bestone自己,也从这里扩展出了31家连锁店,在缅甸所有省、邦都有分布。仅仅在4年内,罗繁手下的员工就拓展到了300多人,如果再算上批发,Bestone整个覆盖范围已经超过了500家店铺。

    

     缅甸曼德勒省抹谷地区的一处红宝石矿区

     赌矿

     并非所有人都有罗繁这样的眼光,或者说是好运气。

     6月的缅甸湿热异常,80年前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里对雨季的描写至今适用,雨季里仰光每天都有一场急来的骤雨,此前的空气还是焦灼酷热。“漫步于这种天气,就像是趟过酷热的海水一样。”乌云说来就来,“有时淅淅沥沥,就像英国的雨一样,有时倾盆而下,就像是大瀑布一样,让人以为整个海洋里的水现在都被吸到云里去了”。

     如果光看对雨季、河流、炎热、丛林的描写,以英属殖民时期为背景的《缅甸岁月》依然是一本不错的旅行参考,这本书变成了另一种刻板印象,游客们拿着不同语言的版本,期待在旅途中寻找到重合的蛛丝马迹。但除此之外,缅甸早已不是西方殖民语境下荒蛮、落后的状态了,如果依旧带着猎奇、探秘的心态,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在这里生活,显然对这个国家过于轻视了。

     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劳工们正在要求更高的薪水,缅甸劳动力廉价的程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可观。任何产业的投资都需要同样的真金白银,同一种项目放在缅甸,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比国内要高很多。

     我见到徐老板时,他还有3小时就要坐飞机回国了。正午的阳光明亮得刺眼,坐在仰光宾馆的大堂里,这个50多岁的男人愿意给我讲他的故事,但从头至尾,他的情绪都是无法掩饰的沮丧。

     老徐是2011年来到缅北挖矿的,此前的50年,他的生活轨迹都在甘肃老家,曾经成功地经营着不大不小的房地产生意。一个意外的机会接触到了缅甸华侨,听说缅甸未开发的矿山资源多,华侨又能以极为优惠的价格帮助合作开矿,前半辈子顺风顺水的老徐动了试试的心思。

     老徐的老家是一个资源型城市。“人人都知道矿山,大小矿山上百个。在家里你的耳朵里每天都有矿。但是我们没赶上入行的好时机,现在想去做矿石生意,财力和机会都不允许了。”老徐对缅甸毫无了解,只认为在这里搞矿山投资很小。“我大不了花个二三百万元就能把这事情做成,打水漂了也不心疼。”带着过于乐观的想象,老徐带着机器直接就到缅北去了。

     然而“未开发”这个概念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地质资料的极度匮乏。

     与中国不同,缅北的矿山都是未探明储量,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勘探队伍做前期调查。就像翡翠生意一样,老徐做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赌石”。他找了几拨国内的地质工程师,靠经验判断出矿脉的位置后,自己就带着机器上山开挖。

     “我们搞矿的,一个死在自己手上,一个死在地质工程师手上。”

     缅北的矿产大部分是露头的,起初地表挖出的矿石令人惊喜,谁知继续往下挖,探索出的矿脉却越来越细,再打深一点,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地质成矿的条件不一样,中国工程师并不熟悉这种矿山结构,开矿本身在任何地方也都有风险。“即使有完整的地质资料,矿山打100个孔,有60个孔见到矿,并不能说这个矿就百分之百有价值,还有偶然性在里面。”

     老徐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倒霉:一年下来,他所有的预测最后全都落了空。

     “缅北相当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进缅北时,我们的设备不用报关就可以过去,离开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出不来。那些挖矿机都是些笨重的东西,带回内地去,连运费都合不上。”老徐那一年整整赔了1000多万元,实在是心灰意冷了,他告诉我,“走时我们所有东西都丢在了缅北,包括电脑我都没带走。”

     2013年,心有不甘的老徐又回了缅甸。这一次他找到了其他华侨做合作对象,探索地区挪到了南边的下缅甸。当地华侨实力雄厚,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为中国的商人买到矿山的开采权,平衡当地民族地方武装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至于矿山的质量,依然要商人们责任自负。

     从2013到2014年,老徐几乎跑遍了缅甸,铜矿、金矿、铅锌矿,各种矿都见过,但基本都是浅露的地表矿。每次探索都在交学费,全算下来,每年要在缅甸待满3个月时间,家里的生意也不能正常照顾。

     而最大的是心理负担,老徐说:“2012年底、2013年4月份,还有现在,每次到工程的关键节点时我都怕,马上就要见分晓时,我一宿一宿睡不好觉。”2013年,老徐在实皆省谈了一个金矿,钻井一直在往下打,按照中国的地质经验,下面一定会有储量丰富的金矿矿脉,没想到最后见结果时,探钻孔挖出来的矿石含金量极低,所有投产前的准备再一次付诸东流。

     2014年初,老徐又找到了现在的矿山,国内一家矿山企业技术团队加入了老徐的股份制公司,从露天矿产的情况上看,大家觉得这座矿山的资源是不错的。老徐觉得这是自己的背水一战了,如果这一次再挖不出矿来,这个前半生都被命运眷顾的人,就该认输了。

     矿山现在还没有投产,缅甸政府办事效率远低于中国。“我们把手续合法化,在缅甸要更有耐心,这里的办公要比国内慢得多。”这一年里,那座未知的矿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谜题,到底是一击即中,还是一败涂地,都要被复杂缓慢的手续拖着,无法立刻见分晓。

     频繁往返中缅两地跑手续的老徐,此时感受的是巨大的折磨。“几年前我也是意气风发,算是谈笑风生的人。这种长时间的压力让我感到很痛苦。我没地方说,不敢对家里人说,让他们增加担心干什么?老家的朋友也不能说,只能跟我的合作伙伴说一下。今晚回到家,还要假装一切都很顺利。”

     我问老徐,现在回想来缅甸投资这件事,你后悔吗?

     “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但我已经50多岁了,在我的人生中,这一段时间本该享受奋斗的成果,现在反而承受这么大压力,完全是得不偿失。”老徐一直觉得合作伙伴们没有辜负自己,这个事儿不能怨别人:“也许是我的运气不好吧,过去的几年都没能找到满意的矿山。回过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来了。”

    

     仰光河边背米的少年

     后来

     我在仰光的时候,正值昂山素季访华。一天早上来到昂山素季在茵雅湖畔的宅邸,真到了大学路54号这个著名地址,面前的平静和普通反而让人有点吃惊。灰蓝色的大门紧闭着,两侧挂着民盟NLD的标志,最上面一幅昂山将军的黑白照片,因为挂得太高,很难看清楚。

     一群中国游客此时也下了出租车,看见面前平静的一切,他们很有些失望,硬是去敲了半天大门。游客们搬出了中缅关系友好,自己来一趟很不容易,十分崇敬昂山素季等理由,说服管家让他们“进去看一看”。缅甸管家最后被磨得不行,只好开了小门,给他们半分钟时间站在门口看一看。随着游客们心满意足的集体合影,昂山素季变成了另一种“到此一游”的符号。

     跟游客单纯的热情相比,在缅的中国商人们觉得政治离自己很远。他们基本不与在野党打交道,谈论了几句坊间流传的政治判断后,再无更新的见解。

     张云飞已经在缅甸工作了30年,在他的观察中,华人在当地政治上十分谨慎,很少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越来越庞大的中国商人群体,当地的政坛也没有相应的发声。

     韦伟自己开始张罗一个中学留学项目,缅甸的富人跟中国的富裕阶层一样,热衷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接受教育。由于长期的经济封锁,当地的中介资源并不多,现在社会一放开,需求也开始旺盛起来。

     韦伟觉得这是个新兴市场。“这个生意投入的资金少,既不掠夺缅甸的自然资源,又解决了缅甸富裕家庭教育问题,当地人都非常欢迎。另外一个,这利用了我这些年在缅甸积攒下的人脉资源,这是随便跑来的一个中国中介无法比拟的。”

     罗繁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Bestone在与网络运营商合作,推出自己的定制智能机,里面设置的应用商店,未来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继续Bestone的渠道优势。他也在跟国内的电商平台谈合作,中缅之间的互联网时间差会越来越短,罗繁倒是不担心自家公司会受冲击:缅甸这个市场说大就大,说小其实也跟国内一个省差不多。大鳄进场的时候,终归需要熟悉当地的人与他们共同合作。

     手机之外,罗繁正在酒店业上追赶自己错过的机会。他正在联合国内的酒店品牌、建筑公司,要一起在缅甸做一个连锁酒店。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有投资都是真金白银:“我们在缅甸没法贷款,外资银行对缅甸贷款的风险评估太高,很难申请下来。从国内银行贷款,又不认缅甸的资产。我们这个盘子都是花自己的钱,整个投资额下来也要大几千万元人民币。”

     “对缅甸当地不了解,会血本无归。”罗繁告诉我,光是房地产,缅甸当地就有太多规则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像仰光大金塔周围一定范围内建筑不能超过六层,普通马路边盖楼,楼高不能超过建筑与马路距离的两倍。如果一块区域太小,即便是在正中心,按这个算法也建不了高层建筑,那如果不事先做好成本核算,一拍脑门就投资,必定亏钱。”

     适应本地化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先注册一个新加坡公司,再来缅甸做投资,罗繁说,现在市面上大量的新加坡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国股东。“如果是中国公司,在缅甸走流程多少有点被动。这个年代还想按过去的胞波情谊办事,已经行不通了。”

     (感谢实习生郭木容、刘彭媛对本文的帮助。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44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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