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胜利:魏德迈与中国大反攻
2015/8/15 三联生活周刊

    

     1944年,在印度兰姆伽,美军两名军官在向中国士兵演示如何对付持有步枪和刺刀的敌人

     1945年新年伊始,魏德迈(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与中国战区在苦撑待变后,终于迎来了转折与好运。随着印缅战场的胜利,中印战备公路与并行输油管道正式开通,宣告了日本长达3年的对华封锁彻底破产。据日本战时大本营的判断,中美空军战机拥有量将在1945年8月突破1000架,至年底则将达到1200架,全部美式装备整编师至8月数量将攀升至15至20个之间,至年底则将猛增至30个,重庆国民政府接收的军援物资在1945年8月和年底也分别达到5万与10万吨之多。实际上,1945年元月,中印输油管道已经竣工,每月输送油料总量已达5.4万吨,驼峰航线空运物资总量也已经达到4.6万吨。

     为了接收物资,魏德迈与驻华美军司令部命令美军工兵部队在中国民众的配合下,除了昆明,以及附近的沾益、宜良机场与仓库体系,又增加贵阳与芷江两个机场与附属补给基地,处理与转运由驼峰航线与中印战略公路输入中国的物资。值此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到达之际,魏德迈终于可以一展拳脚,将苦心推敲的一揽子作战、后勤、整编计划付诸实施。与前任不同,魏德迈认为美援物资分配优先次序应当改变,以整编装备中国陆军部队最为重要,而缅甸战场与空军次之,按照他的话说:“除非地面部队可以保卫这些飞机场,否则日军最终将逐渐占领这些机场,使得驼峰航线物资的增加量不能获得最大收益。”

    

     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在缅甸中部城镇眉谬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合影

     魏德迈坚持认为,中国军队原有的战区设置太过繁复,战斗序列时时变动,越级指挥现象严重。为了配合盟军作战,整编训练部队,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于1944年12月在昆明成立由何应钦兼任总司令。除了原有十战区五行营外,抽调主力部队下设4个方面军,共113个军。他更进一步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委员会制度政出多门,各自掣肘,应成立国防部统一军令、军政,参谋总长以元首名义指挥海陆空军以及后勤,国防部长则隶属行政院,专职负责政治军事部门之联络协作。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即以此为蓝本,改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

     在全新的军事指挥构架下,魏德迈和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已经开始推敲未来的大反攻作战计划。杜聿明在《亲历滇缅抗战》回忆录中说,中美联合参谋部此时初步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在中印公路与输油管道打通后,再打开一个直出太平洋的海口,并将编练完毕的美制装备驻印军海运至西太平洋麦克阿瑟将军战区之内,在中国东海岸协同美军登陆,而在昆明、桂林整训的新式部队,则由内陆向东南沿海攻击,里应外合。

     为了训练一支全新、强悍的新式陆军。中美联合参谋会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桂林分别成立了数个军委会干训团,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团长,副团长为龙云和陈诚,包括参谋训练学校一所,步兵、炮兵、中美联合空军学校各一所,联合陆军学校两所,特殊训练班5个。其中除了炮兵之外,学习周期为6个星期,由于各部队距离昆明远近不一,每个班队报到满100人,即开始训练,例如步兵,学制为两周战术,两周射击,两周武器性能熟悉。

    

     1945年9月13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中国将领欢迎驻华美军新任总司令魏德迈中将(左)和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中)

     为了坚持让中国军队早日熟悉接收的新式美军装备,魏德迈费尽口舌,使得重庆政府与军委会同意,由美方直接将装备交与部队接收,再由美国军事顾问就地展开培训。曾任第八军82师246团、荣誉一师第二团政治指导员的孟祥氛回忆,第八军于1945年春天,在文山县古木设立了三期干部训练班,抽调第八军各部队军士、排长、连长、营长等进行培训,每期培训4周,由美军联络组人员负责教授轻重武器使用、爆破、通讯设备使用拆装等,然后再由这些骨干返回部队,将所学教育属下士兵。培训结束后,美军顾问团还根据魏德迈指示,组织巡回视察组,到各部队巡视武器使用保养情况,另外再抽调一批士兵与军官中的精英,前往昆明参加中美联合步兵培训班学习四周,主要是班、排、连级战术。

     截至1945年8月,中国陆军已经有10个军接受了美制装备训练,分别为第2、5、7、8、13、18、53、54、71、74军,整体建制效法美军:一军辖三陆军步兵师。一个标准美械整编陆军师拥有步兵三团,装备M1A1“汤姆逊”冲锋枪1080支、M1式卡宾枪540支、步枪4500支(美制1917式或1903A3式)、美制勃朗宁1917A1重机枪72挺、加拿大造勃然MKII轻机枪270挺、60迫击炮170门、81迫击炮36门、美国M1A1 75毫米山炮12门。另外。还有直属军部的12门美制M2A1 105毫米榴弹炮为火力支援,每个步兵连还配有美制M2-2火焰喷射器一具,每个步兵营拥有一个火箭排,配属美制AT M1“巴祖卡”火箭筒两具。每个美械整编军,除了下辖三个步兵师,还有直属炮兵、战车、工兵、骑兵、辎重兵各一团。

    

     1944年9月14日,盟军解放了日军占领的腾冲古城。一名中国远征军士兵从日军尸体上缴获日本旗

     此时,中国正面战场上中美空军力量的壮大,也使得中国拿到了八年抗战来望眼欲穿的空中优势。自1943年5月起,中国空军就分批派遣学员,远赴美国学习飞行、通讯、轰炸、领航、射击技术,首批学员300名被美国派遣至加州圣安娜空军基地训练。到了1945年初,中国空军战斗序列中已经拥有10个大队,拥有P40战斧、P51野马战斗机、B24重型轰炸机、B25中型轰炸机,及C46、C47运输机等作战飞机500余架,而日军由于空中力量不断被调至太平洋战场,则仅能以少数轰炸机与驱逐机对我机场进行袭扰,试图阻止中国军机与美机之出击。根据统计,1944年,日军空袭次数为917次,出动2071架次,而在1945年锐减至49次,飞机总数不过131架次。而中美空军在抗战的最后8个月中,出动飞机达到8267架次,击落敌机62架,地面炸毁159架,摧毁日军各型车辆5754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魏德迈与驻华美军司令深知,全新的中国陆军,需要拥有全新、先进的配给补充方案,才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中国军队或者政府人士听说过西方‘军队靠肚皮’这句谚语。”魏德迈回忆说,中国军队的做法是:“将士兵所需给养的一笔定额款项,发交于各部队长官购买给养,然而中国军队各级军官薪资有限,更由于持续通货膨胀而缩水,无法养家糊口,所以通过克扣、吃空额中饱私囊已经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中国士兵自认已经以身许国,至少应该可以吃饱,然而这一希望常常落空,饥饿的士兵被迫四处自行搜寻粮食自行补给,从而恶化军民关系。”

    

     一名持枪中国士兵严密看守两名负伤的日军战俘。日俘极其干渴以至于从泥水塘取水饮用

     魏德迈充满同情地指出,重庆政府并非不想清除此项腐败,并提高士兵待遇,因为对于中国当时羸弱的战时经济体系来说,为数上百万兵员之给养,实在是不堪之重负。根据驻华美军司令部拟定的新制度,国民政府于昆明建立给养中心,由中心购置军粮以及其他物资配发各部队,各战区亦着手组建专门的后勤司令部,魏德迈还特地通过美军驻华司令部,自美国本土大量运输维他命药丸至中国战区,改善士兵营养摄入。

     根据魏德迈依照美军制度,亲自拟定的给养标准,每名士兵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应至少在3600卡路里以上,每日供给标准应当包括肉类半磅、花生米与黄豆四分之一磅,以及其他蔬菜、奶制品。郑洞国将军回忆说,制度甫一公布,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与参谋总长何应钦,曾以置办肉食为难、中国士兵传统膳食结构等理由试图推诿,即遭到魏氏严厉呵斥:“最好你们留着那些肉给日本人吃!!!”

     在军医署署长阿姆斯特朗准将的协助下,魏德迈与美军驻华司令部还努力为中国军队建立了最初步的野战急救医疗系统:“通常情况下,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后,无论胜负,中国军队都被迫将成百上千、无力诊治救护的伤兵遗弃于战场附近,如遭遇敌人逆袭,这些伤员的下场往往更为凄惨。”为扭转这种局面,昆明、桂林军委会干训班中开设了战地医疗培训班,从1944年底至1945年夏天,培训班培训了大约3600名中国军医。魏德迈与驻华美军司令部亦竭尽所能,为中国军队引进了一定数量的担架、外科手术器械、敷料与药品。

    

     1943年,一架准备降落的美国运输机飞过中国的一座村庄

     1945年4月,全新的中国陆军终于迎来了一次为时已晚的全面考验:日军为了占据中美空军在芷江的前进机场与补给基地,维持京汉、粤汉、津浦铁路与长江航运的通畅,决心发动湘西会战,参战部队为第六方面军坂西一良中将麾下第20军,共5个师团1个旅团。中国方面则有第三、四方面军应对。根据台湾地区“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湘西会战》报告记录显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为,第四方面军主力在武同,新化一线与日军进犯主力决战,第三方面军部分兵力在通道县、清县附近集结,伺机向武同以东出击,第10集团军王敬久部以及第18军,由当桃向新化以东攻击,新编第6军派出一师作为总预备队,由美国空军紧急空运进驻芷江,作为总预备队。

     不难看出,在装备、后勤补给以及总兵力已经占优情况下,作为抗战八年最后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湘西会战,国民政府制定的作战计划已经是志在必得,在先期防御后即展开主动攻势。《湘西会战》报告显示,敌我双方兵力比为10万对18.5万,中国陆军不仅人数占优,战斗力与素质也非昔日吴下阿蒙:其中新编第6军为完全美械装备,第94军为三分之二美械,其余第18、73、74各军装备为三分之一美械,火力优势明显:轻重机枪拥有比率达到2∶1(6639∶3190),火炮拥有比率更是惊人的3∶1(1607∶504)。

     从4月9日至6月7日,在湿热、地势崎岖、河流纵横的邵阳、新宁、芷江地区,以及横亘其中的武陵、雪峰山脉中,中国军队与进犯日军奋战60天:先是第74、73军在新宁、武冈将来犯日军第68、34师团顽强阻截,使其不能前进,同时100军连同74、73军一部在邵阳附近榆树湾、龙潭司一带重创日军116师团。日军64、47师团试图分攻新化、益阳的企图也未得逞。5月1日,四方面军决定转守为攻,命令战略预备队第18军胡琏部攻击洞口,从昆明空运到达的新六军廖耀湘部作为快速化机动纵队,在安江待命,随时截断日军退路。

    

     1944年12月10日,中国军队驾驶着美式中型坦克开进缅甸,支援中美混合联军对日作战

     在优势装备与火力的中国军队面前,日军损失惨重,几乎无一刻能够获得局部性成功。日方右翼兵团曾组织了一支山地作战特种部队“重广支队”,于4月24日至29日之间,试图乘雷雨掩护,偷越湘乡县境内的龙山,绕道向新化方向挺近,企图一举占领芷江机场。洞悉其企图的第73军15师抢先到达雪峰山南麓的杉木山、洋溪一带,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借助火力优势,将缺乏重武器与空中支援的重广支队逼退至洋溪洞里水田中的十几个村庄内。时任15师代理参谋主任刘养锋回忆说:“第15师士兵都是湖南人,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恨之入骨。”由于部分单位装备了优质美械M1A1汤姆逊冲锋枪与M1917式步枪,还有一个装备美国M1A1 75毫米山炮的山炮营为火力支援,密集扫射轰击之下,日军尸体遍布水田之中,“血肉模糊,田水尽赤”,总体伤亡在千人以上,不得不于月底向湘潭方向溃败撤退。

     第74军57师171团第二营机枪连二连连长萧峥回忆说,自己连队配备有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全员官兵士气高涨,摩拳擦掌”。5月上旬,部队经猫儿峪,抵达江口:“江口地势险要,邵阳——安江公路从中间通过,虽系弹丸之地,从军事角度上说,至为重要——如果江口失手,芷江机场就受到严重威胁。”此时第二营营部已经有美军对空联络官,不断呼叫中美空军军机对日军进行地面打击,在空中优势火力掩护下,中国军队先是“疏开隐蔽前进,距离敌阵约150米时,轻重机枪、迫击炮火力猛然开火”,士兵们“如狼似虎,发起冲锋,一举占领敌人左翼阵地,并发生激烈肉搏战。美国空军联络官见到此景,不住伸出大拇指,高呼OK!”是役结束后,萧峥因作战勇猛,与连长周北辰等军官一起,被前来视察的何应钦与魏德迈分别授予干城与银星勋章。

    

     1944年12月11日,在缅北作战的新六军被紧急空运回国,前往湖南参加保卫美军芷江机场的战斗

     5月8日拂晓,中国军队开始全线反攻,仅仅一日后,雪峰山一线日军就开始纷纷后撤,20日,日军“全线均告崩溃,残敌狼狈向邵阳方向窜退”,战役即转入中国军队追击阶段,6月7日凌晨,四方面军司令部已向重庆报捷,战线已恢复至会战前态势。

     湘西会战中,中美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届时,日军拥有飞机仅有135架,而参战的中国空军就有驻芷江的中美联合空军五大队,第一、二、三大队部分战机,以及前来助战的陈纳德美国第14航空队。根据何应钦回忆录《抗战八年》中的不完全统计,在60天的会战中,仅仅五大队的P40与P51战斗机即出动942架次,第一、二大队的B25中型轰炸机分别出动112架次与58架次,美国空军联络官已经配属到中国军队营级单位,配备无线电台,在距离敌阵不到1000码距离内呼叫空中打击,并不断修正目标,对于隐蔽密林深处的日军,亦采用凝固汽油弹开展“火狱”式打击,并曾于邵阳、放洞之间,仅靠空中打击,就造成日军一联队与附属炮兵全灭。由于制空权丧失,进犯日军尝到了较之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更为苦楚的境遇:整个会战期间,日军基本不敢用汽车大规模运输粮弹物资,只能选择畜力人力于崎岖小道输送,行军进犯亦刻意避开公路。

     何应钦在《抗战八年》中记述说,湘西会战,毙敌1.2498万人,日军总伤亡高达2.7万人,另有1000余人在团团围困中绝望自戕,中国军队阵亡人数约在7800人左右,虽在最后阶段,因军令混乱、前方部队误判,错过全歼敌116师团之良机,但仍属难得的全胜之局。

    

     1944年10月4日,云南腾冲前线,中国士兵用美制火焰喷射器攻击日军碉堡,击毙了碉堡内所有的日本守军

     正在湘西战场硝烟未散之际,魏德迈于6月巡视了长江南部中国军队的各条防线,行程累计达到数千公里,他主持下制定的中国战区反攻计划也宣告出炉。这一代号“黑金刚钻”(Operation Carbonado)的作战方案,计划由全新美式装备训练的36个“甲种师”(美军称为阿尔法师)为主力,辅以20个装备训练完好的普通陆军师(美军称为贝塔师),进攻广州与香港地区,如遭遇日军顽强防御,则以一部牵制,主力东进夺取温州、福州与厦门。

     根据中美参谋联合会议的预计,在广州、越南、海南岛、雷州半岛等地之日军总兵力大约为33万人,所以策略为“先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攻击衡阳,主力沿西江进逼广州,使用兵力包括卢汉第一方面军、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以及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中美空军亦必须开始对日军海上残存舰队进行攻击,美国海军也将计划参加攻击广州与雷州半岛之战。

     此刻,由于欧战结束,美国陆军部此时已考虑将小乔治·巴顿以及小鲁西安·金·特拉斯科特将军(L.K.Truscott Jr)等欧洲战场功臣名将调至中国战场服役,为此马歇尔亦申请将魏德迈升任四星上将。

     魏德迈回忆说,陆军部的安排,即是将擅长装甲兵团机动作战的巴顿调职华北战场,向东攻击,夺取北平、秦皇岛与青岛,特拉斯科特将军负责收复长江流域,直指上海,麦克鲁将军负责华南战事,收复广州。到了8月初:“南宁、柳州、桂林等‘黑金刚钻计划’所订的前期目标都已光复,我们倍感鼓舞?我训令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部队应随着日军的收缩而保持逼近,但应避免大规模的作战与损失,为9月份的全面攻势尽可能提供一切保障。”此时,湘西会战与桂柳反攻已经顺利结束,新六军指挥官廖耀湘曾建议,以新六军为主力,沿邵阳至衡阳公路,攻击前进,乘胜收复衡阳,打通湖南与广州的交通线。这个作战方案得到了何应钦的首肯,但魏德迈与麦克鲁将军推敲再三,依旧决定不予采纳,因为针对广州的作战计划,必须延迟至9月开始,届时除了新六军,亦将投入新一军孙立人部,以及第62、46军,他们将与在广州附近强行登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并肩作战,美国政府亦承诺负担在华美军作战经费开支,额度为每月5亿美元。然而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因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而骤然终止。

     为了表彰魏德迈在华履职期间10个月之内的诸多贡献,蒋介石曾希望魏德迈代其接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受降,结果为魏氏婉拒。这位谦虚谨慎的军人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与手腕:“中国遭受敌人蹂躏八年,牺牲数百万生命,没有任何外国代表该在中国战区之内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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