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卢梭:质朴的“天真”
2015/10/29 三联生活周刊

     20世纪初的欧洲画坛无疑是星光熠熠的人文渊薮,康定斯基、贝克尔、毕加索、德劳内、莫兰迪、卡洛·卡拉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几乎可以直接构建出现代艺术的大致框架。鲜有人知的是,这些风格各异的画家有着一个共同的偶像及灵感源泉——亨利·卢梭

    

     亨利·卢梭

     法国画家亨利·卢梭(HenriRousseau)在艺术史中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个没有接受过正统美术教育的业余画家,且作品风格怪诞,透露着幼稚的气息;另一部分人则试图将他归类到各式各样的流派和“主义”中,诸如后印象派、分隔主义、尚古主义等等。不论对他的描述在艺术史著述中充斥着多少引号、问号、脚注或尾注,都不能掩盖这个现象级的伟大画家在同行中饱受拥戴的事实。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卢梭的作品,他又究竟如何引导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发展?意大利威尼斯总督宫(Palazzo Ducale)不久前的展览“亨利·卢梭:古朴的天真”(Henri Rousseau:Il candore arcaico)是意、法两国艺术研究者在对卢梭生平及作品进行三年的研究后,给出的一份充满人情味的答卷。

     展览虽以卢梭为主题,呈现的形式却有异于平常的个展。为了直观地呈现卢梭艺术风格的发展和影响,展出的画作不局限于他本人作品,而是汇集了各个时期不同艺术家的画作,依主题划分,同卢梭的作品一同悬挂于展厅中。展览的八个主题也不以时间为线索,而是以话题式的方式推进,强调与卢梭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关键词”。每间展厅的墙上不仅贴有常规的介绍语,也附有几条卢梭自己或者相关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的引述。观者沿着规定好的路线一间间解锁下去,卢梭的形象和人生便跃跃然地显现出来了。

    

     斯格纳画作《死亡的胜利》(1465~1470年)

     卢梭于1844年出生于法国城市拉瓦勒的一个水管工家庭。由于家庭生活拮据,他从小便不得不打工挣钱,并无太多机会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父亲去世之后,卢梭在1868年搬往巴黎照顾独自工作的母亲,自己也在巴黎谋了一份职。关于卢梭的职业,历史上普遍认为是关税员,因为他的著名外号le douanier即是海关关税员的意思。展览则特别指出这是一种误解,卢梭的真正职业是道路通行费收费员(toll collector)。如此想来,广为流传的“关税员”外号或许出自当时人们对他真实职业的调侃。

     展览一开始便针对这种固有印象为卢梭的事业开端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事实上,早在1880年间,卢梭就开始向菲利克斯·奥古斯特·克莱门特(Félix Auguste Clément)和著名的古典派历史画画家让-里奥·杰洛姆(Jean-Léon Gér?me)学习绘画了。1903年,卢梭获得了巴黎理工协会授予的绘画教师资格证,进一步证明他并非“素人画家”。他并不是不懂解剖学和基本透视法,更不是反学院派,而是在两位导师支持下逐渐发展出与众不同的、被人们称为“天真”(na?veté)的绘画风格。面对诸多的反对和误解,卢梭自己曾说:“我早已被人们告知我不属于这个时代。可你们必须要知道的是,我的绘画方式是通过艰辛顽强的不断练习得来的,我绝不会改变它。”

     卢梭的画风自然不是凭空发展出来的,在探索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模仿和借鉴。展览对卢梭创作于1894年的著名画作《战争》(La Guerre)进行了逐本溯源的剖析。或许是隐喻20年前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创伤,画面中面色狰狞的女子手持利剑和火把,骑着一匹野兽般的战马穿越画面的中心。虚构的场景疮痍满目、尸骸蔽野,血色烟云灼烧着苍凉的天空。这幅画的图像来源颇多,例如对尸身的刻画及画面整体的凋敝感都借鉴自西班牙画家戈雅创作于19世纪初的版画作品《战祸》(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象征战争或死亡的女性角色也不新鲜,不少古典画中都曾有过。托斯卡纳画家斯格纳(Antonfrancesco di Giovanni ditto lo Scheggia)的《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则为卢梭展现了一个经典又生动的叙事方案,和有意为之并充满细节的“古朴”(archaic)风格。

    

     亨利·卢梭画作《战争》(1894年)

     卢梭的价值更加体现在他作品的创新和影响力上,这也是展览侧重于强调的。他自称开创了一个新的绘画类型——“肖像风景画”,即先从特定角度描绘风景,再在前景描绘一个人物,代表作则是他的《我自己,肖像风景画》(Moi-même,portrait-paysage)。尽管这种绘画类型并没有受到重视,卢梭刻画人物的独特风格却影响了一系列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图利奥·格巴里(Tullio Garbari)。

     不过要说起对他的追随和崇拜,恐怕没有人可以比得过德劳内一家。德劳内夫妇(Robert and Sonia Delaunay)与卢梭相识于1906年的第12届独立沙龙,从此两人便将卢梭视为现代艺术之父,并自发为他在法国及德国的艺术界做宣传。罗伯特·德劳内的母亲也非常崇拜卢梭,甚至委托他创作了《诱蛇者》(La Charmeuse de serpents),这幅画也成为卢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画作中,黑色的夏娃让人隐隐不安,但迷人的整体画面却意外地让人感到宁静,有一种超脱尘俗的美感。难以想象,包括《诱蛇者》在内的一系列热带异域作品都完全来自卢梭基于造访巴黎植物园后富饶的想象力,以至于不少人都对他去墨西哥服过兵役的流言信以为真。这些画作所展现出的奇异世界深深吸引并影响了查拉和布勒东,为他们分别创立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思·恩斯特和维克多·布罗纳(Victor Brauner)更是先后创作了向卢梭的异域画作致敬的作品。

    

     亨利·卢梭画作《诱蛇者》(1907年)

     卢梭所谓“古朴天真”的风格最大限度地体现在了他的生活画中。最好的例子便是展览中观者喜爱的,以刚传入欧洲的橄榄球运动为主题的《球手》(Les joueurs de football)。四名球员在一个明显小于常理的球场里奔跑,这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穿着睡衣乱舞的可爱小人儿。卢梭刻意抹去了这4个人的个性化特征,使他们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背景中密布的两排树木则用来显示画面的透视关系。艺术史学家瓦利埃(Dora Vallier)曾如此评价卢梭:“在卢梭的作品里,想象力中的个人意识与客观集体性来源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各种矛盾与不协调皆让路给最强烈的情感表达,而他这样的绘画表现形式已渐渐成为一种典型。”从最肤浅的感官层面来看,卢梭作品通过鲜亮的配色及扭曲的透视和比例关系所刻意而为的“笨拙感”,或者说“质朴感”,让人体味到一种意味深长的荒诞和举重若轻的诙谐。策展人在展示《球手》的厅内颇费心思地附上了19世纪著名艺术收藏家与评论家威尔汉姆·伍德(Wilhelm Uhde)的评论:“在观看任何喜剧或马戏团表演时,都没有当我站在卢梭作品前的那一刻让我想笑。”有意思的是,罗伯特·德劳内也格外中意这幅令人忍俊不禁的作品,以至于在1917年创作了一幅《橄榄球》(Football)向卢梭致敬。展览中,这两幅作品也被摆放在一起供观者比较。

    

     亨利·卢梭画作《球手》(1908年)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卢梭的作品与推崇发展抽象艺术的德国“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之间的渊源。参与蓝骑士的艺术家大多都是卢梭作品的崇拜者,譬如弗兰茨·马尔克、保罗·克利、奥古斯特·马克等。它的创办者之一,20世纪抽象艺术先锋康定斯基更是对卢梭推崇备至。卢梭的绘画风格给康定斯基提供了诸多理论灵感,其著述《论艺术的精神》(Du Spirituel dans l'art)中的观点即是来源于卢梭的现实主义;康定斯基也曾在1912年表示,卢梭的作品向他展现了追求艺术的简洁性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有趣的是,康定斯基对卢梭的崇拜似乎并不止于其作品,在写给弗兰茨·马尔克的一封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说过:“卢梭该是怎样美好的人啊!”

     在短暂介绍了卢梭的静物画对莫兰迪、安东尼奥·董吉(Antonio Donghi)、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等艺术家的影响后,展览迎来了最动人的部分。观者从宽阔的展厅走入一个相对狭小的、配有轻盈弦乐的柱状厅,用以特别介绍在1908年11月,即卢梭去世两年之前,毕加索为卢梭举办的宴会。虽然从后人的眼光看,卢梭是启迪了20世纪初各种现代艺术先锋的伟大画家,但在其有生之年,艺术市场对他的承认还是颇为有限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绘画事业而富裕,也没有太多好友。因此,毕加索为他办的这场宴会意义尤为重大,展览为此专设一个展厅也不足为奇。

    

     亨利·卢梭画作《女士像》(1895年)

     宴会当年设在毕加索的工作室,位于巴黎蒙马特区拉维尼昂13街许多未成名艺术家聚居的“洗衣船”(Le Bateau-Lavoir)。工作室里摆放着毕加索于1905年在一个旧货店用5法郎淘到的卢梭作品《女士像》(Portrait de femme),而这幅作品当然也被悬挂在柱状展厅的一侧,注视着来客。来客也不多,但几乎个个后来都属于20世纪早期巴黎文艺界的名人,如作家萨尔蒙、诗人及艺术评论家阿波利奈尔、诗人及画家马克斯·雅各布、画家与雕塑家乔治·布拉克、美国作家斯泰因兄妹及一些画廊主、收藏者等。布置在正前方的是阿波利奈尔在半认真半玩笑间吟诵的祝酒长诗,现在读来也令人动容:“你还记得吗,卢梭?那阿兹特克的迷人风物,那芒果和菠萝丛生、猿猴畅享瓜果、明君被处死的那片热带雨林?你画下了墨西哥的美景,红色的霞光渲染着层层芭蕉。然而你,勇敢的战士,却为了一身海关办的蓝色制服,脱下了你的束腰长袍。厄运追赶着你的子孙,你接连失去了妻孩。你却又结婚了,同你挚爱的绘画,为了画下你的灵魂之子。今夜,我们欢聚在此,共庆你的荣耀。让我们喝吧,饮下毕加索为你斟满的这杯美酒,是时候高声齐诵:卢梭万岁!啊,丰饶共和国的光辉画家,你的名字就是独立(双关,意指共和国及独立沙龙)最自豪的旗帜,你的面庞、我们时代的骄傲,将会永远镌刻在佩泰利卡大理石上。起立!让我们举起酒杯,让法兰西的欢愉就此重生;驱逐那愁容和沮丧,我为卢梭而干杯,祝他永远健康!”觥筹交错后,酒酣席散,或许是有些兴奋和迷糊的卢梭在离去之前对那时已经创作出《亚维农少女》但还未被称为立体主义大师的毕加索留下了著名的一句话:“我们俩是当今最伟大的两个画家,你的埃及风和我的现代风。”

     可见卢梭很清楚自己固执地坚持着的这种“天真”的风格是什么,又为了什么。意大利艺术史学家保罗·福萨帝(Paolo Fossati)曾精妙地总结道:“卢梭确实是个孩子,而且是个天才儿童,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怀旧或者对无忧无虑的向往才回到童年,他是出于成熟并审慎的征服之野心。”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de Saint-Exupéry)在《小王子》里向密友列翁·维尔特献词:“每个大人都是从孩子做起的。”展览的结尾亦借用这个引述来表达对卢梭实实在在的理解和钦佩。

     (本文图片均由意大利作家与编辑协会SIAE授权提供)

     ⊙ 文章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59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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