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信与自信:大历史视野下的“习马会”
2015/11/9 三联生活周刊

     与大部分媒体所用的“暌违66年”表述不同,我更愿意把石破天惊的“习马会”,看作是1945年那场至关重要的重庆会面在漫长光阴之后的再现。与2005年以降以党派名义进行的双边“解冻”和交流不同,相隔70年的这两次会面,均是在中国版图内两个实存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之间进行。而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迎来“习马会”,同样应当被赋予世界史意义——尽管国共内战本身是中国内政的产物,但1949年之后66年间两岸的分裂和对抗,本身即是“二战”后两极格局的某种反映和衍生物。在“二战”结束已满70年,“冷战”也已在将近1/4个世纪前戛然而止的背景下,若两岸政权继续视对方如仇讎,才是一种不合理。

     过于急迫地将此次会见与明年1月的台湾选情联系起来,多少有些短视。且不论如此高规格的首脑会见,势必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前期准备和接洽,因之很难被视为应对选情的“应急”之举。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内部已经暴露出相当严重的分歧和疏离、甚至有可能发生进一步裂变和分化的背景下,马英九以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身份出访,所求取的已很难说是单纯的党派利益;而是希望在岛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作为两岸最近十几年互动之政治底线的“九二共识”遭遇不小挑战的背景下,重新为两岸的政治交往设定规程,以使台湾方面重视的“武统”压力、“国际空间”等问题,不至于因政权更迭而发生震荡性波动。

     应当承认,以高度民粹化、年轻化、非规则化和网路化为特征的岛内“新政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光谱。出于对民粹倾向的畏惧和依赖,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话语口径都出现了模糊化倾向。换言之,即使2016年选出的台湾新政府不在“法理台独”问题上趋于激进,单是它所依存的躁动、不稳定的政治生态,便足以引起大陆方面的警惕和戒心。而此次“习马会”最大的意义,便在于明确重申了“九二共识”这一底线,维持了两岸最低限度的互信,使双边良性互动不至于丧失根基。

    

     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致辞

     另一方面,尽管尚不能断言两岸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模式在岛内政权更迭之后能否得到延续,但“习马会”提出的巩固“九二共识”、降低敌对状态、扩大两岸交流等议题,实质上是对现行互动关系的明确化和正当化。而以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的方式达成此类共识,包括在会面问题上获得美国的积极评价,将显著增加民进党上台后“挟洋自重”、彻底改弦更张的政治成本。两岸热线和联络机制可能的升格,除去有助于避免突发性的关系恶化和变故外,实际上也体现了台湾问题在北京政治棋局中地位的上升。台湾加入亚投行、参与与中国大陆共存的更多国际组织和协议的可能性,亦合于台北各派势力争取更大外部空间的主张。

     对马英九个人而言,作为也许是最后一位富于大中华情结和中华民族主义色彩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虽然在执政期间饱受责难与非议,但凭借在两岸关系中发挥的积极影响,乃至“习马会”开创的新模式,便足以奠定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地位。甚至于卸任时间越是迫近,渴望留下政治遗产的意愿越是强烈。在致辞中,马氏极言其两个任期为两岸关系改善做出的实绩,并再度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如此直白而富有感情的言论,在近年来的台湾政坛已不多见。参考连战等人的先例,马英九凭借开先河之功,在卸任后依然可以作为两岸政治沟通和往来的重要代表,维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而对中国大陆领导人来说,如何应对台湾问题,始终是一种长期的战略考验:其一考验物质实力,其二考验战略和沟通素质,其三考验意志力。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物质尤其是经济实力对事态发展往往能发挥重大影响,但绝不是顺理成章的。近年来,在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岛内依然出现了影响甚大的“新政治”浪潮,足以证明“以经促政”的模式有其效能上限。此番两岸领导人选择直接会面,且将讨论和达成共识的重点集中于政治层面,为此甚至在称谓等以往相当执着的问题上彼此做出让步,显示中国大陆领导人开始正视调整和强化对台政治方针的必要性,并愿为此做出努力。

     在“政经并重”的基础之上,不仅有必要维持对台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包括在确保底线的前提下,不因党派更迭而对具有政策做过于频繁的尝试和变化;而且应当使公众舆论环境、对美外交和在亚洲的地区政策与对台政策相互适应与协调。在这一问题上,一种平和、自信、有耐心的舆论环境尤其值得反复强调。最近十几年来,伴随经济和国际地位提升造成的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公众越来越多地就两岸政策表达意见,媒体则成为其引导者和输出渠道。在此过程中,大众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为政策缔造创造了一种新来源的同时,也带来了缺乏耐性的戾气。实际上,鼓吹在每一分歧和政争中睚眦必报,动辄宣扬“挥动大棒”的偏激言论,恰恰是一种不自信和缺乏长远眼光的表现——新中国领导人花费整整30年的努力,才促成了美台断交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废止;又经过30年以上的奋斗,实现了陆台经济在事实上的一体化。有什么理由认为,一切问题突然就到了过时不候的节点,需要在极端时间内仓促和鲁莽地做决定呢?

     实际上,妥善而周全地处理台湾问题,恰恰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能力的一场实验。在这个涉及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多种外部力量的问题上,能否承担各种类型的成本,包括能否以持久的意志力,发掘和利用博弈中于己有利的因素,都将是意义深远的考验。在此不妨重温布热津斯基的告诫:“国家间的能力差别,往往体现于它们能否区分以下两种状态:什么是持之以恒的雄心,什么是自以为是的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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