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 | 博特罗的“哥伦比亚时间”
2015/11/25 三联生活周刊
博特罗(Fernando Botelo)和我们每个人合影，看起来都是很严肃的样子，但在采访过程中，老先生其实总是喜欢来一点小自嘲，流露出他自己所说的浓重的“拉美特性”。
这位哥伦比亚“最伟大的画家”，也是目前还在世的不多的几个世界级绘画大师。他那些美妙的“胖子”，既是艺术史所喜爱的，也是时尚男女所追逐的。
哥伦比亚艺术家博特罗
这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博特罗在中国》，博特罗带来了一个大家族：夫人，两个儿子，几个孙辈。他的长房孙子菲利普(Felipe)说，爷爷这次是想把北京作为他们家族聚会的地点，所以把家庭成员从各地招呼过来，“我们也很久没有这样热闹地聚在一起了”。
《我的麦德林卧室，梵高作品再创作》(My room in Medelin,after Van Gogh,2011)
老先生打开房门，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他的孙子快步上前，恭敬地握住爷爷的手问候早安。博特罗的笑容，既慈祥又威仪，让人想起拉美小说里那些终生权威的一家之长：偏居小镇，预言一切，不动声色地掌控着全局。
博特罗确实出生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城(Medelin)的一个小镇，但他早已经把家和工作室安放在了纽约、巴黎、柏林和老家的各个地方。现在的大部分时间，他住摩纳哥，靠近法国南部的有钱人的度假胜地。
“年迈的时候能住在法国南部是很多法国人的梦想，虽然我是哥伦比亚人，也喜欢那里。”博特罗自嘲了一下。
《拖拽》(The Dragging,1987)
摩纳哥大公雷尼埃三世还在的时候，给他在海边修建了一个工作室，送给他，说：“你就在这儿画画吧!”
然而他从来没有画过大公的领地和风景。画里仍然是他遥远的哥伦比亚，还有家乡记忆留给他的那些胖人儿。“我在纽约呆了15年，但是我不会画美国的；我现在来中国，也不会画中国。我的绘画不会被所在环境影响。只要带着头脑，在哪里旅行都一样。”
博特罗说，生命中的前20年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所以不管住在哪儿，他永远是哥伦比亚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问题。
《山间漫步》(A walk in the hills,1977)
我请他描述一下，他在自述中所反复强调的“拉美特性”到底是什么？老先生先是很严肃地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美特性是反‘文明’的。在欧洲什么都是井井有条的，人与人之间有距离感，感觉是端着的。拉美人没有那么多规矩，所有人都自由奔放，充满想象力，活得有趣，给人以亲近感。人们通过音乐、派对交流。”
接下来，他又逗乐：“在巴黎参加一个派对，你会特别无聊，因为里面的人太规矩了。在巴黎，说7点就是7点，在哥伦比亚，7点的聚会9点来也没问题，这就是‘哥伦比亚时间’”。
《杠边舞者》，(Dancing at the barre,2001)
不过他认为自己的那些“胖家族”，虽然出离于现实，和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大不一样。“他那个太魔幻了，人可以跟着蝴蝶飞。我的作品还是通过风格来塑造的一种现实……在我的绘画里可以看到不寻常的事物，但不会是不可能的事物。”
很多人好奇他画作中的人物在家乡是否有原型，或者记忆里的原型，或者身边的原型。有个朋友就很想让我问问他夫人长得什么样子，因为他画里的女性都那么体积庞大。其实，随他而来的夫人身材很好，是一位希腊裔女艺术家，他的第三任妻子。
《浴室》(The Bath，1989)
“我在韩国展览时，有人写信问我，为什么《街》里面这位妇女是白色皮肤，但她牵着的孩子却是咖啡色皮肤呢？观众自己想像了很多背景故事，比如这个孩子是不被认可的(unrecognized)。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出于色彩平衡的考量，是为了呼应画面上方的另一张咖啡肤色的脸部，所以画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橙子》(Oranges,2008)
观众总是想多了。
我们谈到他绘画中的“体积”(volume)，这是他喜欢强调的一个博特罗式的绘画语法。我们也谈到他画面里那种异常强悍的色彩。博特罗生于1932年，在他少年时学习绘画时，影响了整个拉美现代艺术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尚有余温。我问他，是否受到过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的影响？博特罗说，里维拉只是壁画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且里维拉其实是借鉴了许多意大利和巴黎现代艺术的。
《柔术演员》(The Contortionist)
“当时很多人对巴黎很痴迷，尽管很多人根本没有去过巴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此痴迷。他们会从画巴黎题材逐渐转移到本土题材。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从哥伦比亚直接去了意大利学习，看过那些原生的壁画，所以再去墨西哥的时候，里维拉那些壁画就不会很吸引我了。更打动我的是哥伦比亚原住民的那些有土风的工艺品画作。那些画作本来是用作谢恩奉献物(ex-votos)的，比如一场大病奇迹般的治好了，他们就会请画师画一幅小画，放在教堂里面，去纪念这个奇迹。那些画作的颜色都很有戏剧性，夸张，极其富有想象。那些画对我的启发更大，那是一种原始的、原创的而非模仿的作品。”
《斗牛士》(Bullfighter,2002)
他嘲笑大家都想去巴黎，但他说，自己青年时代也去了巴黎，然后又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开始发展他所说的“体积”艺术。在博特罗的身后，可以看到毕加索、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的影响。“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是我最爱的艺术家。虽然表现现实，又超越现实。”
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他坐了9年冷板凳。“我就像一个得了麻风病的人一样，没人敢碰我。”因为在抽象表现主义、激浪派和波普主义的浪潮之下，所有人都朝向未来，没有人愿意关注这样一个来自拉美小城又执拗地坚持绘画具象并声称自己在连接文艺复兴传统的年轻人。直到1969年，他终于有两幅作品得到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艺术总监的兴趣：《12岁的蒙娜丽莎》(Mona Lisa Age 12)，以及《总统家庭》(Presidential Family)。命运改变只在一瞬。
《总统及其部长》(The president and his ministers,2011)
“有一天，有个朋友在街上拦住我，要用一辆汽车换我父亲一幅画。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父亲真的是大画家了。”博特罗的小儿子胡安·卡洛斯-博特罗跟我说。当时他父母已经分居(指博特罗和第二任妻子)，每周他可以见到父亲一次，而他父亲穷到只能带他去免费的公园或公墓里去玩，那种感觉既奇怪又奇妙。
卡洛斯说，很长一段时间，他父亲的小房间里都只有一样家具，就是一把画画时坐的椅子。他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也忘记了那把椅子。很多年以后，一位当时保存了那把椅子的一位老朋友把它送回给了他父亲。“已经很老旧，上面全是油漆，但现在我父亲在纽约的话，还习惯坐在它上面，看看自己刚完成的画。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父亲纪念那段艰难旧时光的一种方式。”
这是所有成功后的大师都应该有的一种听来美妙的小故事。
《乐师》(Musicians)
(图片“博特罗在中国”授权提供。完整报道将在下周《三联生活周刊》刊出。感谢实习记者王紫祎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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