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phaGo赢了,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变小了
2016/3/15 三联生活周刊

     人工智能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打破了传统的人类思维训练的模式。它使得思维能够被制造。并且这种被制造的思维能够永久绵延下去。它体现了人的“神”性。掌握某种知识,也不再需要终其一生。

    

     韩国棋手李世石与AlphaGo之间的对弈终于结束了,最后的结果是1:4。所谓“人类”输给了“机器”。如此悬殊的结果,在开赛前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预料到。

     在AlphaGo和李世石的围棋对决中,我们看到的是思维较量。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两种思维的对决。而是同一种思维的不同力度和深度、灵活度的展示。这种思维,无论如何,都是属于人类的。

     思维是一件难以研究和琢磨的事。西方思维建立在思考三律的基础上。此三律为同一律、拒中律、矛盾律,从亚里士多德传续至今,简单说来,即:A是A;A是B或不是B;A不能既是B又不是B。

    

     列维-布留尔

     然而,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到不同于思考三律的另一种思维,并称其为“原始人”的前逻辑。无论是澳洲的土著,还是美洲的印第安人,都保有一种思维的习惯,即图腾思维,以为自己和某些动物或植物具有亲缘关系,并认其为祖先,不杀害或在特定的日子杀害。如南美的印第安人认为鹦鹉是他们的祖先(根据当时的传教士的记载)。此即思维的互渗律。

     在人类学研究中,列维-布留尔的前逻辑思维的观点很受欢迎。因为它打破了西方的主智论传统,在思维层面,将所谓“原始人”提升到与文明人平等的地位上来。它符合人类学研究所秉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

     同样是法国哲学家,更多时候被认为是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则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反驳了萨特,证明了原始人与现代人具有相同的理性。他认为这种理性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一种深层结构。他自称地质学、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是他的“三个情人”(即思想渊源),但实际上他受到的结构语言学的影响更大,从而将文化(包括人类的思维)当成了某种类似于语言的语法的东西。

    

     《野性的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盛行一时,影响二十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方方面面,到今时今日声势虽不那么声势煊赫,而其在思维领域的研究,仍可说独领风骚。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朝向同一方向演化。这种普同性其实也表现在思维领域。尽管人类学家强调本土理论、民族思维,但不得不说,这些地方性知识也确实正在迅速消亡。而在思维层面并不例外。

     当世界变成了麦克卢汉所称的“地球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了,就像一个村子会共享一种文化,这个世界也会如此。这种共同的文化,不一定是社会学家所称的“麦当劳化”,因为表面上会有本土化的对抗,也有对于“麦当劳”和“好莱坞”的拒绝,而实质上,或许已在深层思维领域走向了更为精致的同一。而其原因即在于,远在全球化之前,人类本身即共享着同一种思维。

     围棋是有规则的游戏。这种规则,是人类思维的一种体现。所谓人工智能,就是将人类的思维用一种外在于人的形式寄存、展示和应用。

     人类区别于不同物种的地方在哪里?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孟子说,在于人有四心。这四心说,其实就是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标志在于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人所以能够如此,乃在于其是有思维能力的。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都·孔德认为,社会学理应是一门如同物理学的科学,于是他提倡一种实证主义,他并非不知道人是有情感和意识的,而只是过分科学了一点,所以他的社会学未能走得更远。时下流行的社会学家是布尔迪厄和吉登斯,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均将人类的能动性提升到与社会结构(类似于物理结构)对等的高度,通过二者的互动来展示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人的能动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思维。但这种思维在以前是不能够制造的。虽可以通过遗传获得一部分,如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研究情感的时候所指出的,但大部分是需要后天的学习。这种学习,从社会学上的角度来说就是社会化。人一生都在社会化,不死即在学习新东西,因为日新月异的环境逼迫着我们与之适应。但我们终究会死。当我们死去的时候,那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思维,将形同“魂魄”一样烟消云散。很多原始一点的社会,都会尊重老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老人是智慧的载体,他们经验丰富,而能给年轻人以指导。

     人工智能的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打破了传统的人类思维训练的模式。它使得思维能够被制造。并且这种被制造的思维能够永久绵延下去。

     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神之间的距离变小了。

     人的智慧本是神赐予的,亚当和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才得以意识到身体的赤裸为羞耻,羞耻之心即思维的体现,衣服的装饰即文化的标志。但智慧树,只有伊甸园——即神的世界——才有。这可以看成一个隐喻:人的智慧(思维),是神所不情愿赐予的。只有神,才有资格赋予人以思维,通过一种很方便的方式。在前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人类一点一滴的培养和学习,甚至终其一生。

    

     AlphaGo并不是人工智能的第一个产品,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这个时代,它之所以能够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和那么多的关注度,就在于,它身上具有一种魔力,其乃人的“神性”的展示。

     人类不应该对此感到恐慌。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仍与人类共享着同一种思维。中国儒家强调,一个人,他可以被看成中国人(文明人),而不是外人(野蛮人),就在于他是遵循我们那一套行为规范——即与我们文化相一致。很显然,AlphaGo和李世石的文化并无本质的区别。设若围棋是一种“文化”,坐下来能够对打,即说明,两者都在这种文化的仪轨之中行驶,没有越出这种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AlphaGo尽管是机器,是人工智能,但至少在围棋这种游戏(人类各种行为都是游戏——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所说)之中,它是人,而不是怪物。故而,他与李世石的对抗,仍是人与人的对抗,而不是人与非人的对抗,任何一方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能说明人类思维的高明或低级。

     尽管如此,我们仍会感到恐慌,也许是因为马克思和韦伯都论述到的,在未来社会人类的异化。韦伯更称存在一种制度的铁笼(iron cage)。他虽然论述的是官僚制,但可以扩大认为实际上指的是人类一切文明的造作。即所有这些文明产物,看似带给我们便利,但都在某种程度上似铁笼一样罩住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自由。

     但人类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文明运行的法则。这种法则,类似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即: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或坐视人类受伤害;第二,除违背第一原则,机器人必得服从人类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二法则下,机器人必得保护自己。

     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类不至于愚蠢到自我伤害。但同时我们还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一旦我们的思维能够这么容易地“复制”出去,而且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面对技术的惊人进步,在利人的层面上,它将得到怎样的应用?而考虑到技术的两面性,我们又怎样将其害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甚至降为零?

     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似乎远远不止于此。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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