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上白鹿现
2016/4/29 三联生活周刊
白鹿原地名的由来，有个传说：“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晶莹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是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然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白鹿是生命的象征，但生命之有，正预示着生命之无。陈忠实继续写道：“白鹿跑过之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
白鹿村原型——鲸鱼沟孟村乡附近地区
这些“毒虫害兽”的死，或许是为了烘托前述的生机。但白鹿原上绝不仅有生，还有很多的死，而死或许更多。传说对应着期许，而期许之存在正预示着相反的现实。
白鹿原乃是民族的隐喻。在《白鹿原》的扉页上，赫然印着巴尔扎克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此处所谓的“民族”，其意当为国家，对应于英语中的nation一词。白鹿原的故事，正是一个国家的故事，陈忠实虽将视角凝聚在陕西渭河平原白鹿原白、鹿两个家族的历史上，展示的却是那个变革的大时代整个中国底层即农村的真实状态，揭示了宗法制社会和家族文化的演变轨迹，思考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因此，《白鹿原》的存在才更有意义，或许正因意识到这一点，当其还未出版时，完稿后的陈忠实有这样的想法：
我在当时审时度势，要不要拿出来；待到什么时候文艺政策再放宽了，拿出来也不迟。
《白鹿原》
1992年，邓小平南巡，陈在广播中听到其讲话，记住了“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两句话，遂决定当即出版。
从1988年清明节前后开始动笔，到1991年腊月25日下午完成，用时近四年。1993年6月正式出版，到现在已经快23年。当此书完成的时候，陈忠实已经50岁，到了知天命之年，可以说，正是带着死亡感，陈忠实写作本书的。如他将《白鹿原》当成“枕头”来打造，预示着当这本书完成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欣慰的心情枕着离开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来《白鹿原》和陈忠实的文学生命紧密相关：当1992年3月2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取稿的时候，陈忠实写到在交出文稿的那一刻，“突然涌到口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只是没有说出来。
作为一个作家的陈忠实，其生命的完整性，在他自己看来，可能就体现在《白鹿原》完成的那一刻。而今天，2016年4月29日，清晨的时候，他在西安西京医院故去，不过是对于自然赋予他的身体的一个最终归还。
陈忠实
他精心营造的白鹿原的人文地景，依然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缩影。白鹿原，生养众人，众人，亦在白鹿原上死去。人们期待着白鹿重现，这心态仍没有改变，因为白鹿所过之处“万木茂盛，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痢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那是一个太平盛世。
在这形容中，我们隐约看到中国一种故老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民族性。无论是柳青，路遥，还是陈忠实，包括贾平凹，都是扎根在陕西的固守乡土小说传统的作家。
考察他们的身世和成长背景，可以发现，这些作家都出身农村，他们所摹写都是自己亲身体验或思考过的生活本身，这或许和当时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有很大关系。
陈忠实的创作离不开乡土，他主张一种体验式的文学，在他，“创作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体验的展示”。在与评论家李星对话《白鹿原》的时候，他也说：“我的所有创作都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他将体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体验，一种是生命体验；而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生命体验的独特呈现。更具体来说，它是“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所体验到的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生命的痛苦和生命的欢乐，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等等难以用准确的理性来概括而只适宜于用小说来表达来展示的那种自以为是独特的感觉”。这一句很长的话，可以看作陈忠实的文学创作的精神追求，概括来说，即他认为作家应追求自己对生命的独特体验的摹写，并且固执地坚持下去。
陈忠实
以海明威的名言“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为《白鹿原》的创作手记的总结，可谓再恰当不过了。对于这句话，陈忠实解释道：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很显然，就算这不是所有作家的追求，也是陈忠实个人的追求。1989年1月28日，在一篇悼念文章中，陈忠实写了这么一句话：
没有个性的作品就跟没有个性的人一样让人难受。
1989年1月，正是《白鹿原》完成“草拟”阶段的时候。上引的那句话证实了下面的说法：
进入到长篇《白(鹿原)》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当这部作品完成的时候，陈忠实体验到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描述这种感觉：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
如果给这种感觉找到一种准确的比拟和形容，那么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好到极致的死亡感。死亡本是可怕的，但美的极致也正是死亡。当体验到一种极乐的感觉的时候，也就是达到一种濒死的状态。
紧接着，陈忠实又体验到一种他称之为“失重”的感觉，他形容这就好像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眩晕”。这是其生命感开始恢复过来的征象。而最终，他得到的是一种从容感，给自己下了一碗面，从从容容吃了，而后睡去，一个自来醒的觉——再没有比这更踏实的了。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白鹿原》的创作凝聚了太多陈忠实的生命感，它是从初中二年级决定从事文学创作的那个人的文学理想的最终爆发和实现。他称：
我常常会发生小小的得意，当时竟然写出这么一句颇为传神的对话，抑或某一个哑然失笑的细节，确信如果现在重写肯定写不出来。
重写而写不出来的感觉绝不是夸张，它是很多作家在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都会有的体验。“是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陈忠实和《白鹿原》。一旦时过境迁，作家本人也无法复制自己曾经的创作状态和创作激情。”(李清霞)对陈忠实来说，它尤其真实，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长篇小说尝试——到现在我们知道，它也是他唯一的长篇。
当它还未得到肯定的时候，陈忠实异常忐忑，“我确实很想听到别人读《白》的真实感受，如实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一种焦灼心理，更多的是担心乃至害怕。”
害怕什么？害怕被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这部小说看得太重，看成其作为一个作家的最重要的作品，一个“枕头”，甚至重于生命。
后来的结果，如我们所知，《白鹿原》大获好评，叫好又叫座。《白鹿原》成就了陈忠实，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写出过长篇小说的陈忠实，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是，《白鹿原》也限制、耗尽、掏空了他。
陈忠实探班电影《白鹿原》片场照
是否因为有了这一成功的作品，并获得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陈忠实感到了创作的压力？也许有，但绝不是他停止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他的艺术追求使然——他追求一种对于生命体验的刻画，所寻求的是一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句子”，而如果没有——不能找到，则不强迫自己。
在一首诗中，在回答路有为的“敢问雍村枕书人，方志续修更几篇”的提问的时候，陈忠实写道：
寄语情钟白鹿人，体验未真不谋篇。
也即是说，当其决定书写的时候，必然已经有了一种对于当下的真切而独到的自我体验，若没有，则不会考虑“方志续修”之事。
在白鹿原完成后，陈忠实填了人生第一首词，词曰：
单是图名利？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这首词，除了表明陈忠实对于名利的淡化(但并非否决)，尤其展示了他的那种乡土和家国情怀：若追求名利的话，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要通过创作，况且文学创作往往见效很慢——甚至最终也并不见效，一个人一旦决定走文学创作之路，就应淡化名利，而将自己对于土地和家国的深切感受凝注于文字之中。
陈忠实提到自己的文学师承，称其崇拜的第一位作家是赵树理，赵树理使他“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崇拜的第二位作家是柳青，在1979年，陈忠实的小说《信任》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感言是《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这三个学校即生活、艺术和政治，撇开后两者不谈，陈忠实说：越来越觉得柳青把生活作为作家第一所学校是有深刻道理的。
陈忠实的可敬之处，或许就在于他的适可而止、他对于名利的淡化和对于创作的高要求。最终，当其离开我们的时候，留给我们的除了他的这么多好作品，还有他以己身奉献于文学并以其独特的文学追求完整其人生的精神。
陈忠实屡次以魔鬼喻文学，他说：“我已经记不起多少回感慨过文学是个魔鬼的事了。”我们明白，这是作家对于文学的臣服和热爱的最尽致和恰切的表述。让我们记住陈忠实这句话吧：
文学是个魔鬼。然而能使人历经九死不悔不改初衷而痴情矢志终生，她确实又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
(参考：陈忠实：文集第一卷、第五卷；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长篇小说卷；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吟诵关中——陈忠实最新作品集；李清霞：陈忠实的人与文；等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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