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人|与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面
2016/5/3 三联生活周刊

     四个多小时的专访和晚餐时间里,我一直在打量面前这位质朴、随和的67岁老人。她已经是一位世界名人,却还没有学会像许多名人那样刻意保持神秘感。

     “好山好水好无聊!”

     在莫济里市(Mazyr)待到第二天时,同事张雷这样对我抱怨。我们来到这座白俄罗斯南部小城,是为了寻找整整半个世纪以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此生活和工作的痕迹。任务完成的异常顺利:在莫济里东南方的纳罗夫拉镇(Naroulia),我们在一片仿佛被时光封印了的建筑里,找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任职的本镇第一中学,以及她记者生涯的起点《普里皮亚季真理报》报社。但接下来的一天,行程变得极其乏味:人口不足15万的莫济里是一座冷清的工业城市,居民对外来者态度警惕;普里皮亚季河畔的风光与满天白云虽然令人赏心悦目,但因为地势低平、缺乏层次感,看久之后难免令人生厌。倒是本地身为“戈梅利区摇滚之都”的气质颇为彪悍——我们在一家看似安静典雅的餐厅就餐时,灯光突然变暗,紧接着身边的男女老少一同热烈起舞,颇具真·朋克风范。

     苏联解体整整1/4个世纪以后,游历白俄罗斯依旧会给人一种时光倒流之感。尽管红色意识形态早已不是卢卡申科政权宣传的重点,但全国随处可见的“十月广场”、“列宁广场”、“捷尔任斯基大街”以及神态各异的列宁像始终提醒着人们:这个身处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以及乌克兰包围之下的内陆国家,在历史和政治传统上都更受其东面的邻居俄罗斯的影响。低工资、低物价、高福利政策以及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无不带有1991年之前的印记,就连令人不寒而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也一字不差地保留了苏联解体之前的名称。若不是满街奔跑的欧洲二手车以及司机对美元的格外偏爱,我真要怀疑自己经历了一次穿越。

     异常显著的“政治冷感”,是我在白俄罗斯采访期间最突出的印象。中老年人会怀念苏联时代的稳定和平均主义,年轻人则对列宁、斯大林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兴味索然——即使是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学院,也没有学生会为了“斯大林是伟人还是暴君”之类问题浪费口舌。提到现任领导人卢卡申科,他们会简单地表示“这是一位伟人”,接着便惜字如金。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对生活足够满意:在明斯克、布列斯特和莫济里,许多市民坦诚地提到本币汇率不稳、隐性失业率奇高、企业税负过重等问题;也有不止一位年轻人表示,大学毕业后希望到就业机会更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寻求发展。或许,布列斯特街头一位飞车党小伙半开玩笑的调侃才是实情:“如果你每个月挣100美元,你和我们一样穷;你每个月挣1000美元,可以过得很好;但当你的家产超过了100万美元时,警察会来找你,到时你就得在监狱里过完下半生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种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涌洞若观火。她告诉我:2010年抗议活动之后,大批批评卢卡申科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学校开除,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得出走西欧和北美。其余人则噤若寒蝉,选择了谨言慎行以及刻意远离政治来自保。“新一代白俄罗斯人里最有活力、最具备独立思考意识的人,几乎都在国外,更多的人则僵化在了过去的体制投下的深重阴影里。”就连她本人,也一度在西欧度过了长达10年的流亡生涯,只是在2011年才主动选择回国定居。这并非因为她认为现状有改善的可能,甚至也不是因为她找到了解脱之道,而只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情感寄托——“获得自由需要经历漫长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应舍弃与祖国的纽带以及对它的责任。所以我又回到了白俄罗斯。”

     情感慰藉,差不多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乌托邦之声”五部曲(《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盒中的男孩》、《切尔诺贝利的祷告》、《二手时间》)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她采用口述纪实体作为主要写作文体的着眼点之一。从文学角度说,这不是一种稳妥的选择:口述事实留给记录者在文体空间内继续发挥的余地极其有限,而文体通常被视为创作的核心部分;到今天为止,评论界对口述式纪实文学是否能算一种文学创作依然存有分歧。但对亲身经历过勃烈日涅夫—苏斯洛夫时代灌输式意识形态教育的那一代人来说,新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在逻辑上的严密齐整实际上已经断绝了依靠建立反向理论体系来进行抵抗的全部可能。唯有基于个体经验的口述纪实具备这种威力——它的出发点不在于立即颠覆官方的整套逻辑,而是以每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故事,激发起民众及其家族成员的感同身受,从而在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个个小孔。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告诉我的那样:“不是伟人的才智,而是每一个真实地生活过了的小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个多小时的专访和晚餐时间里,我一直在打量面前这位质朴、随和的67岁老人。她已经是一位世界名人,却还没有学会像许多名人那样刻意保持神秘感。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经历了那场长达10年的流亡之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白俄罗斯已经变成了局外人:所有国营出版社都拒绝接受她的书稿;那些步她的后尘、入读国立大学新闻学院的年轻人,几乎都不曾阅读过她的作品。这种孤立感和隔绝感,一定程度上反而有利于她继续那种经年累月的、对“红色人类”命运的永恒思考——即使有人认为这种思考已经过时,即使有人从未涉足过那一切,她依然认为追寻那70多年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使用的词汇已经老化了:整整25年之后,她依然在谈论“苏维埃人”、自由和“冷战”,谈论古拉格、萨拉莫夫和戈尔巴乔夫。只有在同样带给人停滞观感的白俄罗斯,我们才能读懂这些“旧话”背后已经风干的血和汗,读懂动荡大历史中个体讲述的残酷性,读懂清醒者面对命运绽出时的无力感。谈话接近结束时,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念出了涅克拉索夫长诗《铁路》中最著名的一段:“忍受完这一切——他会用胸膛/给自己铺一条光明大道/只可惜这个美好的时代/你与我都不可能见到。”

    

    预告:本刊记者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专访内容将在本周四上市,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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