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阅读 | 浮华的美与不安分的内心
2016/7/10 三联生活周刊
浮华的美只是我们为了满足欲望的一种表达形式，而不是那个做自我选择的本身。
时尚是浮于表面，矫揉造作的趋势，我同意。时尚常常与商业的关系纠缠不清，我也不否认。如果因为这样就把时尚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那可能武断了点。
先说点实际的——衣服。衣服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指出，符号“意在言外”的意义使社会生活变得有条理并易于理解。当语言发挥的作用有限时，衣服或许可以替我们表达一些想法。我们总是了然无趣地以为，那些观念想法只能在书本和诗歌中找到，或是用建筑和绘画表现，再不行就用哲学命题和数学推理阐释。事实上，我们每天都穿着它们。
莎士比亚让服装成为笔下人物最好的伪装工具：当李尔王(King Lear)自身的富裕繁荣再也无法遮掩他的道德沦丧时，他还是大声向衣衫褴褛的可怜的汤姆(Poor Tom)强调：“褴褛的衣衫遮不住小小的过失；披上锦袍裘服，便可以隐匿一切。”爱默生(Emerson)也曾用一副戏谑的口吻告诫说：“穿得好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狗会尊重这身好衣服，不会攻击你。”
《李尔王》剧照
1850年，卡尔·马克思把他的一件绅士外套典当给了当地的当铺，希望缓解经济上的困难。然而，令他困惑的是，在没有了得体衣服的情况下，他发现自己被禁止进入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外套这样的东西已经约定俗成地被赋予了特定的许可。
好吧，就算衣服有意义，不代表时尚也如此。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早就放弃了时尚，说它是“愚蠢的”。不过他对于“外表”的理念却成了哲学中受大家关注时间最长的一个话题。
奥斯卡·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讽刺道：“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会依靠外表判断人。这个世界真正的秘密在于有形事物，而不是无形事物。”身着时髦绿色外套、戴着绿色康乃馨的王尔德半开玩笑地将我们推向那个无比世俗的新世界。在那里，神圣不仅存在于权威之中，也存在于服饰之中。
电影《道林·格雷的画像》剧照
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似乎每一次对极美的推崇都反衬出道林灵魂的进一步消逝。他在家中摆满各式各样美的东西，专心研究起挂毯、珠宝、服饰、音乐甚至宗教中的艺术因素。然而，对道林来说，这一切并非是为了陶冶性情，而是为了逃避画像给他带来的道德警示。虽然镜子中的他仍然青春常驻，而真实反映其灵魂的画像却日渐丑恶。
电影《道林·格雷的画像》剧照
这和澳大利亚作家罗萨莱·哈姆的《裁缝》有着相似的暗示。同样是一部哥特式的讽刺小说多了一些荒诞。在澳大利亚的偏远小镇敦加塔，人丁不那么兴旺的小镇村民日复一日保持着他们生活的“质朴”状态，因为大家太熟悉了，熟悉到不需要过多的装扮和掩饰。直到这一微妙的平衡被外来人所打破。女主人公蒂莉带着复仇与查明真相的信念归来。被诬陷为杀人犯的她，十几年前被小镇驱逐了。身为高级女装裁缝的蒂莉并不知道要如何做到这一切。然而她过于“招摇”的着装让小镇再也不平静了。一场橄榄球赛被她两套性感的衣服搅得鸡犬不宁。村民们被掩藏的欲望蠢蠢欲动。
电影《裁缝》剧照
杂货店的碎花裙少女通过蒂莉设计的华服成功吸引了她心中“归来王子”的注意力，异装癖警官终于释放了自己的天性，村子里所有女士都不惜重金想通过改变形象来满足自己这样或那样的目的。就在这样一层一层的设计下，蒂莉查出了真相。
最后，虽然整个敦加塔就像巴黎的时装秀场那样晃动着高级定制的影子，但人与人之间的秘密都昭然若揭。华丽的衣装无法掩盖丑陋的真相：杂货店的碎花裙少女虽然懂得了“衣服得体的意思”，但她仍然愚蠢、暴戾。村长的通奸、教师的失德、警察的懦弱，一切都掩盖不住了。
电影《裁缝》剧照
正如纪伯伦所言，衣服会给我们带来羁绊和束缚，阻止我们接触更加真实、自由、赤裸的现实。E.M.福斯特挖苦般警告我们“不要相信任何要求你穿新衣服的企业”，但他自己却总是整洁地穿着一身英王爱德华时代的优雅衣装，借此守卫着自己不为人知的自信、性向以及其他秘密。
所以，我们最初讨论的时尚和这一切又有何关系？时尚并不等同于衣服、首饰、包包这些特定的物件，它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豹纹图案而不是格子图案、波点图案，它是我们系丝巾、打领带、戴珠宝的搭配方法，它微不足道的、毫无逻辑的标准想表达的是我们对于生活的这件事的在意。换句话说，它是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
刚果被称为“sapeurs”一族的时尚爱好者都是平民，他们不惜花掉自己的积蓄来满足时尚爱好，甚至四处借钱。2010年《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过这样的场景：一个黯淡的午后，一辆栗色的奔驰车急速停止，让空气中的沉闷气氛有了一丝动态。这时从上面走下来一群穿着时尚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喷着古龙水，身上的衣服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潮流。台球厅一位打球者高喊：“标签!标签!请展示你们的标签!”其中一名叫犹可达·邦吉的20岁年轻人一边像著名摇滚巨星米克·贾格尔那样高视阔步地走着，一边指向自己莱茵石皮带扣，口里说着：“范思哲，看清楚了，这是范思哲品牌的皮带!”
另一个报道中提到的人物是路约卢，一个工科学生，以销售DVD为生，居住在摇摇欲坠的两层楼的店铺里面。里面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平时他就在睡在卧室地上的一张席子上。但在路约卢卧室裂开的墙壁上，挂着一套黑色的“杜嘉班纳”品牌西服。他表示，有时，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亲戚会给他寄送衣服，有时他会去路边的服装市场购买，或者从时尚爱好者那里借来用。他打开衣箱，从中取出一件长长的黑色山本耀司品牌外套，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拉链和扣子，他眼睛发光地对《华盛顿邮报》说：“这正是我一生要奋斗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精神，我不会因此而感到羞耻。”
在英国作家托比·杨近乎自传的小说《如何众叛友离》里，更加生动地展现了这样一个被欲望驱的时尚娱乐圈业内人士的终极版，它让人眼花缭乱又让人无限失望，是充斥着享乐主义的欢闹与矛盾的生活方式。
英国作家托比·杨
身为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终身勋爵后人的英国文化分子，他与纽约曼哈顿和《名利场》杂志的这份工作有天生的文化差异。抱着文学梦想的托比终于意识到在《名利场》严格的生态体系里，他一直都是“红丝绒”围栏外的旁观者。起初，他觉得“时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控”就是一句屁话。到最后终于明白，这只“看不见的手”(无论称之为时代精神、集体无意识还是民意)的信仰，解释了人们对它如此痴迷的所有事情。
电影《如何众叛友离》剧照
所有正在流行的东西，从最新的小配饰到最当红的俱乐部，他们相信自己与某种重要的东西保持联系。在他们看来这种时尚虽然是隐形的，却无处不在。在他笔下的90年代的纽约和如今我们生活的环境如此神似。
“我的身上已经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化，我终于完全投入到那个之前还一直处于在调情阶段的信仰体系。我迫不及待地想穿着我的阿玛尼晚礼服，神气活现地向前走，挥舞着那些华而不实的、显示着我成功的标志，让整个世界看见。”变化的是托比自己，而阿玛尼只是他对外的宣言。
就像我想通过戴眼镜表现对第一次采访的严肃性那样，几年后，我涂着口红，踩着高跟鞋出席品牌发布会的现场。礼服上的珠片让我的皮肤发痒，新鞋的皮质与脚踝摩擦得生疼，但我仍然要面带微笑，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但其他人并看不出这一点，就像我也看不出他们身体的实际反应一样。穿着这些行头，大家才能感觉到我们身体的存在性。
(书目：《道林·格雷的画像》，[英]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裁缝》，[澳]澳大利亚，罗萨莱·哈姆，2000年；《如何众叛友离》，[英]托比·杨，2010年)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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