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话题 | “野狗俱乐部”:百年前的文青生活
2016/9/4 三联生活周刊

    

    

     野狗们的跨年夜

     进入地下室的小门,门上写着“始于1912年,“野狗俱乐部”

    

     “野狗俱乐部”外景,转过那个街角就能看见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和俄罗斯博物馆

    

     看到这个《十二把椅子》的纪念雕像,就能看见“野狗俱乐部”的招牌了

     1911年12月,彼得堡的一群文艺青年正琢磨着找个什么样的地方跨年。毕竟在俄罗斯,新年的来临意味着不久以后,春天将敲开冬天沉重的门扉。然而一群穷酸又难伺候的诗人、艺术家、演员,实在难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心仪去处,正是应了那句俄罗斯老话,“在颜色和口味上,朋友也会变路人”。此时一封邀请信,解决了这个巨大的难题:

     “尊敬的客人:1912年1月1日跨年夜,一家地下室中的亲密戏剧俱乐部将对您敞开大门。我们诚挚邀请您与我们共度跨年之夜。12月31日晚11点之后,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入场费:3卢布。活动需要登记参加,登记时间仅限12月28/29/30日中午12点至晚八点,登记地点在戏剧俱乐部。席位有限。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敬上。”

     三天后,彼得堡当时最有才华的画家、诗人和音乐家在这里迎来了新年。他们尚未察觉,自己正参与和构建着俄罗斯自19世纪初黄金时代以来的第二个文艺高峰——白银时代。

    

     一张当年的演出邀请函,但不是开业时候那张

     我在初夏一个雨天的正午造访了“野狗俱乐部”。与许多彼得堡饭店一样,“野狗俱乐部”像只昼伏夜出的猫,中午11点才开门,一直营业到夜里23:30。1912年俱乐部开业时,邀请函上的地址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广场5号,如今这条街道改名为意大利街。想要找到“野狗俱乐部”,需要沿着格里鲍耶陀夫运河从喀山大教堂向滴血教堂进发,在距离花花绿绿的滴血教堂两个路口的地方右拐,经过一个扶着椅子的男人雕像(著名苏联小说《十二把椅子》中的主人公),向俄罗斯博物馆的方向走到米哈伊洛夫斯基广场的转角处,就能看见一个地下室入口,“野狗俱乐部”的黑白色招牌非常显眼。

    

     沿用至今的logo

     店铺刚开门,除了吧台的服务员空无一人。与街面上的房子比起来,这间地下室的内空不算高。一进门是一个小门厅,墙上挂着的屏幕上在播放黑白纪录片,我听了两句,大概讲的是“野狗俱乐部”的历史。外面的雨淅淅沥沥,小哥让我们把伞放在一个放演出海报的木架子跟前,我顺势打量了一下这间门厅,墙边的木头架子上放着些造型古怪的玩偶,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它们是些废旧抹布和铁丝拼凑的野狗。

    

     门厅里放着的海报

    

     门厅里一直在放“野狗俱乐部”的纪录片

    

     一场已经错过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诗歌音乐会

     店里清一色的小圆桌,上面铺着深底色小碎花的桌布,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份菜单,两张当晚的演出小广告。当晚的演出是两个我不知名的喜剧演员,可惜的是上周有一场纪念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的音乐会,我却错过了。菜单与一般的小餐馆没有太大区别,只有开头的两道菜被特地标示出来,写着“1912年“野狗俱乐部”保留菜品”——野狗炸肉饼。一道牛肉饼,一道鱼肉饼,我点了鱼肉饼,又点了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便去店里四处转转。

     店面很深,两间大厅用一条走廊连接,走廊的墙上全是涂鸦和手写的留言,这些字句都是“野狗俱乐部”于2001年正式重开之后,来访过的名人们留下的。还想走进更深处看看时,我的鱼饼来了。用餐刀划开直径五厘米,厚度两三厘米的金黄色小饼,将一团热乎乎的鱼肉塞进口里,我好像吞下了一盏彼得堡河边的街灯。

    

    

    

     店内陈设

    

     菜单上的保留菜品诞生与访客

     “野狗俱乐部”,中间的秃头是阿·托

     19世纪开始,俄国人就想学习巴黎人,创办一家艺术咖啡馆,奈何亚历山大三世治下气氛森严,人人自危。20世纪初,尼古拉二世较为宽松的统治氛围给俱乐部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此时万事俱备,只缺一位热心的创建者。最终实现了俱乐部构想的是30岁的鲍里斯·普罗宁。他曾在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学习,被莫大开除后去欧洲游历数年,随后进入莫斯科戏剧艺术学院导演系,在这里开始广泛结交演员、导演、画家和诗人等等。同时代人将普罗宁描述为一个天生的梦想家和狂热者,“像只鸟儿一样,总在飞去什么地方”。正是这个一根筋的狂热者,最终建立起了“野狗俱乐部”。

     这股子开放的、热情的劲头,尽管与文艺圈一贯清高自赏的态度格格不入,但也让俱乐部招来了更多有趣的客人。其中包括优秀的音乐家齐布尔斯基,店中从不间断的音乐多半出自他的创作;文学家和批评家鲍里斯·萨多夫斯基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大半时光都消磨在这里;白银时代阿克梅派的领袖、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几乎所有新作他都要拿来“野狗俱乐部”朗诵,当他身在埃塞俄比亚无法亲自前来时,就把新写的诗交给阿赫玛托娃,请她代为诵读。

     当时还处在第一段婚姻中的阿赫玛托娃,大多数时候和丈夫古米廖夫居住在宁静的皇村(现名普希金),在那里她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被关押在十字监狱,让探监的阿赫玛托娃写下《安魂曲》的列夫,这一时期他们的小家庭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阿赫玛托娃只偶尔在“野狗俱乐部”出现,诵读自己的新作,如今她丰坦卡河的故居博物馆里还挂着一张“野狗俱乐部”的照片。

    

     阿赫玛托娃故居中“野狗俱乐部”的照片

     根据诗人伊万诺夫的回忆,在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带领下,几乎所有“诗人车间”(1911年成立的象征主义诗人团体)成员都会出入“野狗俱乐部”——伊万诺夫自己,阿达莫维奇,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与阿赫玛托娃齐名的女诗人吉皮乌斯,甚至木讷内向的曼德尔施塔姆也是这里一位害羞的常客。另一位我们熟悉的客人是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据老板普罗宁回忆,这位热血诗人于1913年底到1914年初开始光顾“野狗俱乐部”,一开始他是被一位朋友带来的,后来他就经常出入这家咖啡馆。店主普罗宁相信马雅可夫斯基非常喜欢这里,因为诗人是个耿直的人,“不喜欢的地方他绝不会去第二次”。

     1911年到1914年是白银时代风起云涌的年代,象征派诗人中的精英们走上了阿克梅派的道路,马雅科夫斯基暂露头角,帝国革命的阴云在低空盘旋,世界大战的巨兽在不远处盘踞,但世界尚未崩坏。彼得堡的艺术家、诗人、文艺家们享受着最后的沙皇时代中有限的自由。“野狗俱乐部”演出、读诗会、音乐会不断,在这间砖墙拱顶下的地下室中,一个时代最强盛的创造力如地下暗河般寂静却有力地汨汨涌出。毁灭与复生

     1915年3月,一战前夕,因马雅可夫斯基发表反战演讲,“野狗俱乐部”被关停。如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描述的那样:“白银的月亮在白银时代的上空灿烂地凝固”。此后“野狗俱乐部”再也没能等到一个足够宽容的时代,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野狗俱乐部”这个名字才能再次光明正大地为人们谈论,而等到这一等就是将近八十年。

     曾经在这里活跃过的白银时代诗人和艺术家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半数远走异国,还有一些坚定的爱国者留了下来,却逃不过自我怀疑、政治清洗或审查制度的折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阿赫玛托娃在十字监狱的门前站了三百个日日夜夜,只有阿·托尔斯泰算是善终。旧时代的“鬼影”曾欢歌竟夜的场所,在苏联自然是无人敢于提起的。直到80年代政治气氛稍为宽松之后,才逐渐有人在书中回忆起这家短命却辉煌的俱乐部,并渐渐将复建的想法摆上台面。

     1986年起,志同道合的人们聚集在斯克利亚尔斯基的办公室里,商量复建事宜。作为“野狗俱乐部”的第二任店主,斯克里亚尔斯基担任过列宁格勒青少年宫的负责人,还从1982年起负责列宁格勒一个特别修复小组的工作。他与第一任店主一样,是个热情且富有领导力的人,但相比普罗宁而言,他的工作更加困难重重。“野狗俱乐部”原先在的地下室在二战时作为防空洞使用,后来荒废成了一个污水池。理想主义的文艺界人士们面临的是最为现实的问题:资金来源,文件批复,改造设计等等。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斯克利亚尔斯基领导下的团队还一筹莫展,但解体带来的自由前所未有,政府终于下达了复建的文件,已经苦苦支撑五六年的理想主义者们只花了短短三个月,就完成了所有的修复和装修工作,还请来了阿·托尔斯泰的儿子尼基塔·托尔斯泰担任俱乐部的荣誉主席。女诗人斯列巴科娃完成了俱乐部重开之夜的演出剧本——一部从阿赫玛托娃长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改编的戏剧,由当时著名的女演员卡巴诺娃等人领衔主演。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从演出前的几个小时开始,地下室的天花板就开始漏水,斯克利亚尔斯基和朋友们一起用水桶往外面舀水。他们甚至开始觉得这个重生之夜要就此泡汤了,然而演出前两小时,尼基塔·托尔斯泰出现在院中,接下来客人们也陆续到来,在简陋的地下室中就坐。一切都是那么匆忙,却又完美地再现了八十年前的盛况——在那个小小的,距离观众席很近的舞台上,从风雨飘摇的年代艰难跋涉而来的“野狗”们,又有了一个可供暖身的小小角落。但“野狗俱乐部”的“回魂之夜”只是昙花一现,此后这栋房屋的维修工作被一家大建筑公司接手,斯克利亚尔斯基不仅要与大公司周旋,还要对付政府官僚主义,和楼内居民联合会,地下室的维修工作开开停停,一拖就是10年。直到2001年,我身处的这间修缮完好的地下室才正式作为新的“野狗俱乐部”开业。

    

     1991年斯克利亚尔斯基在维修现场

     吃完鱼饼,我请吧台边的服务生打开小剧场的门给我看看。白天没有演出,服务生为我打开几盏昏黄的吊灯。剧场里一样是红色砖砌拱顶,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垂着静静的帷幕,台下密密麻麻摆着二十多张与大厅里一样的圆形小餐桌,餐椅围绕桌子排放着。我试着去想象夜间,演出进行时,这昏暗的空间里弥漫着香水味儿、烟草味儿和咖啡味儿,间或有笑声、掌声或者低语声,乃至挪动凳子的声响。大约一百年前,这里也盘旋着同样的气味和声响吧。站在这间历时百年的文青俱乐部中,仿佛见证着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永远执着于美和生活的人们的重逢。

    

    

     小剧场

     在大厅里,我坐的那张桌子边,摆着一个落地玻璃柜,里面是彼得堡市政府颁发给复建功臣斯克利亚尔斯基的奖章和证书。他被塑造成一个文化功臣,然而在所有描述中,他所恢复的都是一座“文化纪念碑”,而不是真正繁荣的彼得堡文化生活。2010年,斯克利亚尔斯基去世,他几乎将半生奉献给了“野狗俱乐部”,因此墓碑上也刻着野狗的标志。看着他的墓碑,我却仿佛看见一座白银时代纪念碑。

    

     斯克利亚尔斯基的墓碑

     今天的“野狗俱乐部”,仍然有不间断的先锋画展,每天晚上小剧院都会上演新鲜的剧目,但更多的人们是为了凭吊或者感怀而来。到下午一点,我起身离开时,店里只多出了一位客人。这种冷清,大概是因为雨天吧。作为一个旧时代的见证之地,“野狗俱乐部”的复活,是在新时代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在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过后,我们也许不能奢求其青铜时代还能如期到来,只能为尚有场所能够凭吊感到幸运。

    

    

     一些演出照片

     (本文历史图片来自网络,其他照片来自作者肖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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